我的母校。
1965年入讀，讀了七年。
小學讀大坑東官立小學下午校，小四插班生。小學會考成績中、英、數三科為3、3、5，排名五千多；放榜那天女校長因病放假，次天才知被派到彩虹村天主教中學，但有權利可揀選別校，有同學被派到伊利沙伯中學、英華女校、九龍工業學校等等。
於是次日乘搭深水埗碼頭油麻地小輪過海，到了教育司署統籌派位場地揀校。其實也沒有多少學校可選擇，心儀的中文中學金文泰、李求恩，都不在榜上。一看到荃灣聖芳濟中學的校名就喜歡了，既不知荃灣遠近，更不清楚原來大角嘴楓樹街有一間頂尖的姊妹學校。
誤打瞎撞，因為住在石硤尾街教會山下，石硤尾健康院背後的I型徙置大廈DD座，後改為第29座，都是公共浴室、廁所、水房，一室多口，人人都增建閣仔半層，晚上從無數通風氣磚可以和背後的一家人相看兩不厭；不知甚麼緣故，後來睡背室閣仔的女孩用報紙把偌大的通風磚一一塞死。
山下街角有羅馬式建築的聖芳濟各小學，上午班是英文私立小學，每天早上、中午車如流水接送學童；牆外只看到深深校園高聳的松柏。
等到他們辦夜校招生時，我就第一個膽粗粗去報名，接見我的一位英俊年輕男教師，劈頭第一句就問：嚟報名讀書，點解著拖鞋，鞋也不穿一對？夜校固然讀不成。好多年之後，才認識到聖芳濟和聖芳濟各是天主教兩個不同的聖人。
父母親是1950年前後從廣東南海九江移居香港，住六村山邊木屋，1953年聖誕節六村大火後，在黃竹街邊搭建臨時居所。
政府很快在災區原址建成兩層高的寮屋平房，我們住在地下一層；再過很短時間建成了第一個H型七層高的徙置區，我家被分派到J座三樓90號的半邊室，旁邊就是石硤尾官立小學。
小時候就讀多間七層大廈天台小學，包括聖安德、遠東宣教會信義小學等等，後來轉到大坑東官小，校舍標準寬敞，年輕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肖像懸掛在適當地方，無需要敬禮，也沒有唱國歌、掛國旗等等儀式。
小六時班主任莫老師教中文科很和藹；教英文的霍老坑說我們學生不長進，經常使性子罷教，要勞動其他老師和班長同學勸教，那時英語課大都採用牛津大學出版社本子，A Man & A Pan 一個男人一個鍋，愚鈍的我只得用中文標音，不停練習，難怪幾十年後英語發音都差不多不準繩，老外聽不明白；更難忘的是一位年紀較長的女老師，經常出盡全力用二呎長木間呎懲罰學生打手板，更痛苦的是要將雙手放在枱上啄手指，其痛激心。那個年代體罰都是為了學生好，父母不反對，社會上也沒有甚麼聲音要保護孩子。
學校的一邊是九龍塘達之路，又一村會堂是難得流連的好去處，一叢叢修竹清涼庇蔭，有一次看到童星馮寶寶在私家車司機座位旁瞌睡，等場拍戲，我們也沒有打擾她。
班上一對關氏姊妹住在附近豪宅，恬恬靜靜，校服看上去特別整潔舒服，妺妹美儀握一管綠紋柏架墨水筆，心存艷羨，從來都沒有機會刻意交談，存在只有兩心知。
下課時最歡喜繞過海棠路男童院，經常見到他們赤裸上身在操場集體舉啞鈴，跑步，這樣的懲處算不算得上人道？室外加此，室內又如何；很多人都說這些年輕人屢教不善，是男童院常客，愈教愈壞，希望這只是不解的偏見。
之後走一道百步梯下山到大坑東道，道口是協同中學，女學生們雪白恤衫校服，綠裙裙裾款擺，小小學生的我，看得失神，唸中學就已經是最幸福的未來。
從大坑東道爬過窩仔山再走百步梯上山回家，山下現今還有銘賢書院、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從教會山山腳的徙置區大廈三樓，年輕的時候，天氣好的氣候，可以清楚眺望到青山道口嘉頓麵包餅家的鐘樓，小時候總嫌時鐘行得特別慢，這個小區的高樓大廈生長速度沒有今天快；不消幾年風雨，我就要每天起早，衝到深水埗碼頭海壇街33號巴士總站，擠車到荃灣碼頭，上中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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