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

1965年入讀,讀了七年。

小學讀大坑東官立小學下午校,小四插班生。小學會考成績中、英、數三科為3、3、5,排名五千多;放榜那天女校長因病放假,次天才知被派到彩虹村天主教中學,但有權利可揀選別校,有同學被派到伊利沙伯中學、英華女校、九龍工業學校等等。

於是次日乘搭深水埗碼頭油麻地小輪過海,到了教育司署統籌派位場地揀校。其實也沒有多少學校可選擇,心儀的中文中學金文泰、李求恩,都不在榜上。一看到荃灣聖芳濟中學的校名就喜歡了,既不知荃灣遠近,更不清楚原來大角嘴楓樹街有一間頂尖的姊妹學校。

誤打瞎撞,因為住在石硤尾街教會山下,石硤尾健康院背後的I型徙置大廈DD座,後改為第29座,都是公共浴室、廁所、水房,一室多口,人人都增建閣仔半層,晚上從無數通風氣磚可以和背後的一家人相看兩不厭;不知甚麼緣故,後來睡背室閣仔的女孩用報紙把偌大的通風磚一一塞死。

山下街角有羅馬式建築的聖芳濟各小學,上午班是英文私立小學,每天早上、中午車如流水接送學童;牆外只看到深深校園高聳的松柏。

等到他們辦夜校招生時,我就第一個膽粗粗去報名,接見我的一位英俊年輕男教師,劈頭第一句就問:嚟報名讀書,點解著拖鞋,鞋也不穿一對?夜校固然讀不成。好多年之後,才認識到聖芳濟和聖芳濟各是天主教兩個不同的聖人。

父母親是1950年前後從廣東南海九江移居香港,住六村山邊木屋,1953年聖誕節六村大火後,在黃竹街邊搭建臨時居所。

政府很快在災區原址建成兩層高的寮屋平房,我們住在地下一層;再過很短時間建成了第一個H型七層高的徙置區,我家被分派到J座三樓90號的半邊室,旁邊就是石硤尾官立小學。

小時候就讀多間七層大廈天台小學,包括聖安德、遠東宣教會信義小學等等,後來轉到大坑東官小,校舍標準寬敞,年輕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肖像懸掛在適當地方,無需要敬禮,也沒有唱國歌、掛國旗等等儀式。

小六時班主任莫老師教中文科很和藹;教英文的霍老坑說我們學生不長進,經常使性子罷教,要勞動其他老師和班長同學勸教,那時英語課大都採用牛津大學出版社本子,A Man & A Pan 一個男人一個鍋,愚鈍的我只得用中文標音,不停練習,難怪幾十年後英語發音都差不多不準繩,老外聽不明白;更難忘的是一位年紀較長的女老師,經常出盡全力用二呎長木間呎懲罰學生打手板,更痛苦的是要將雙手放在枱上啄手指,其痛激心。那個年代體罰都是為了學生好,父母不反對,社會上也沒有甚麼聲音要保護孩子。

學校的一邊是九龍塘達之路,又一村會堂是難得流連的好去處,一叢叢修竹清涼庇蔭,有一次看到童星馮寶寶在私家車司機座位旁瞌睡,等場拍戲,我們也沒有打擾她。

班上一對關氏姊妹住在附近豪宅,恬恬靜靜,校服看上去特別整潔舒服,妺妹美儀握一管綠紋柏架墨水筆,心存艷羨,從來都沒有機會刻意交談,存在只有兩心知。

下課時最歡喜繞過海棠路男童院,經常見到他們赤裸上身在操場集體舉啞鈴,跑步,這樣的懲處算不算得上人道?室外加此,室內又如何;很多人都說這些年輕人屢教不善,是男童院常客,愈教愈壞,希望這只是不解的偏見。

之後走一道百步梯下山到大坑東道,道口是協同中學,女學生們雪白恤衫校服,綠裙裙裾款擺,小小學生的我,看得失神,唸中學就已經是最幸福的未來。

從大坑東道爬過窩仔山再走百步梯上山回家,山下現今還有銘賢書院、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從教會山山腳的徙置區大廈三樓,年輕的時候,天氣好的氣候,可以清楚眺望到青山道口嘉頓麵包餅家的鐘樓,小時候總嫌時鐘行得特別慢,這個小區的高樓大廈生長速度沒有今天快;不消幾年風雨,我就要每天起早,衝到深水埗碼頭海壇街33號巴士總站,擠車到荃灣碼頭,上中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