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新《大流行病條約》會致永久封鎖？

「（根據《全球流行病條約》），我們將創建一個「其存在取決於流行病」的官僚機構，他們將在發現疫情、宣布它們為潛在的流行病，然後做出反應方面擁有非常大的既得利益。」大衛‧貝爾說。

前世衛組織科學家大衛‧貝爾談到，這個新的《大流行病條約》會導致永久性封鎖嗎？

世衛組織將討論一項《全球大流行病條約》（Global Pandemic Treaty），並且對2005年的《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縮寫為IHR）做出影響深遠的修正。那麼，這到底意味著甚麼？

今天，我將採訪全球衛生及傳染病專家大衛‧貝爾（David Bell）博士。他在世衛組織工作了近十年，是PANDA——「大流行病數據和分析」（Pandemics Data and Analytics）機構的董事會成員，該組織正在研究世界對COVID疫情的反應。

貝爾說：儘管它（世衛組織）沒有直接改變（小國的）主權地位，但是實際上它做到了。它剝奪了該國人民自己作出決定的能力。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封鎖會不會成為應對大流行病的一個永久特徵？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楊傑凱：大衛‧貝爾博士，歡迎你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貝爾：謝謝你！我很高興來到這裏。

正統公共衛生原則被拋棄新《大流行病條約》推動「封鎖」

楊傑凱：好，我們要談一談現在大家正在熱議的事情，這個《大流行病條約》，我聽說它也被稱為「大流行病協議」；還有，正在同時審議的《國際衛生條例》（修正案）。這份「預稿」（註：初稿）文件，最近很多人都在評論這個，有很多關於它的非常可怕的真相被曝光。

在我們討論這個話題之前，我想請你簡單說說，幾十年來你是如何參與全球公共衛生領域工作的，以便觀眾了解你的背景。

貝爾：從背景上看，我是一名公共衛生醫生，在此之前接受過內科醫生培訓，獲得了人口衛生方面的博士學位，涉及疾病建模和傳染病領域。所以我有疾病爆發等領域的背景。我在世衛組織工作了大約8年，負責協調在村莊一級的瘧疾診斷推廣工作，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工作，駐地在菲律賓，最初的辦公室設在那裏。後來，我在FIND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novative New Diagnostics，新診斷技術革新基金會）擔任瘧疾和發熱性疾病項目負責人，FIND是一個設在日內瓦的基金會，開發（疾病的）診斷技術或資助診斷技術。

我曾擔任全球公益基金會下屬的全球衛生技術公司總監，該公司基本上是，或曾經是，比爾‧蓋茨在西雅圖或貝爾維尤的開發實驗室，就在西雅圖郊外。

首先（我要說的是），在過去兩年裏發生的事情並非毫無預警。已經出現了一些轉變，從而我們可以開始朝著衛生控制的垂直化和集中化方向發展。

很明顯，在2020年2月和3月間，在應對COVID-19的過程中，正統的公共衛生（原則）基本上被拋棄了，這些（不符合正統原則的）封鎖措施從未解除。（我們）用上了「封鎖」這個術語，該術語以前從未被使用過。在疫情之前，它不是一個公共衛生術語。

所以「封鎖」是一個新概念。因此，是的，隨著這種情況的延伸，從基本的公共衛生（的原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現在所謂的「封鎖」這樣的措施會對很多人、會對整體人口造成很大的傷害。這是從正統的公共衛生角度看。

當這些（「封鎖」）措施被推動實施時，我們建模得出（COVID）死亡人數，（該模型）卻完全不涉及年齡、或合併症、或對應措施會造成的傷害。而公共衛生（措施的依據），重申一下，是權衡成本和收益。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會有一些成本，並期待有一些收益。你是否這樣做，以及是否繼續這樣做，取決於你是否認為收益大於成本。這些收益涉及健康方面的收益，內容廣泛，不僅僅是身體方面的，正如世衛組織所說，也包括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

封鎖會造成很多傷害特別對非洲

收益也體現在人權等方面。這關係到家庭能否聚在一起享受感恩節晚餐，或看望他們即將過世的親人。所以很明顯，封鎖會造成很多傷害。然而基本聽不到這方面的異議聲。非常奇怪的是，媒體將關注重點放在死亡人數上。因此，《紐約時報》每天都會報道：「有260例死亡」，「有300例死亡」，卻完全不關心：「這些人是不是（之前）已經得了重病，是不是無論如何都會（因年齡或基礎病）很快就死掉？」「他們的年齡多大？」事實證明，他們位於死亡平均年齡段，主要是些老人。

沒有任何（關於死者）的背景（的說明），只有憑空而來的數字。沒有人能理解這一點，是的，而今天有更多的人（因封鎖導致無法救治）死於癌症、或死於心臟病，這種情況一直存在。在全球衛生、國際衛生領域，同樣的事情正在發生。我們從一開始就封鎖了那些本質上沒有新冠病毒風險的國家，因為我們知道新冠病毒主要來自中國。

我們也知道風險集中在老年人群，雖然不僅限於老年人，但明顯集中在老年人群；風險也集中在有嚴重併發症的人群身上，包括代謝性疾病、糖尿病、肥胖症等等。

如果你看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上述類別的人非常少。在那裏的13億人中，超過70歲的人不到百分之一，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一半的人年齡是19歲或以下，在西方我們可以將其歸類為兒童，所以他們感染這種病毒的風險非常低。但是我們（對他們）卻在做同樣的事情，說他們也應該全部隔離。我們知道在這些國家，一旦關閉邊界、迫使（人們）失業、關閉市場，人們就很難獲得醫療救治，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極其有害，同時也會損害經濟。

也就是說，我們正在採取（封鎖的）措施，卻幾乎沒有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討論過。這不是一個理智的應對。因此，我和許多人一樣，對這個（政策）方向感到非常擔憂。不幸的是，我覺得這樣的人還不夠多。

《國際衛生條例》受SARS影響給世衛相當大權力

楊傑凱：那麼，這裏（世衛組織）有兩個部份（的工作）在進行，同時被關注著，對吧？有這個《（全球）大流行病條約》，有這個（條約的）「預稿」文件，它是在本月早些時候的一些會議之後編寫的，希望在未來一年制訂出該條約。同時，還有這些正在更新的《國際衛生條例》。我記得該條例是2005年頒行的條例。請你為我分析一下這些條例是怎麼一回事，然後我們再來深入探討其影響。

貝爾：好的。人們對此有一些誤解。《國際衛生條例》在2005年出台，其促成稍稍受到了2003年爆發的SARS（註：中國稱為「非典型肺炎」）的影響。SARS的爆發令人震驚，因為它是一種惡性病毒。它沒有殺死很多人，最多殺死了幾千人，但它鬧出了不小的動靜，不幸的是，它也讓人們對流行病感覺激動。

我在我的公共衛生同事身上看到了這一點，因為很多公共衛生工作並不引人注目，加強診所服務、培訓衛生工作者，這些都上不了BBC。但是，作為一個團隊去抗擊一場疫情爆發，或者為孩子們接種疫苗，從這種疾病中拯救出來如此數量的人，確實登上了BBC，並且令人激動，我們畢竟都是人。我認為，我們所看到的反應，部份是全球衛生界的人類自然反應。對此（惡性疾病），公共衛生界比對通常的疾病更為激動，因此他們想要出台該條例。

因此，《國際衛生條例》於2005年制定，此後又經過多次修訂。他們已經被賦予了相當強大的權力，包括四項國際法。他們賦予世衛組織總幹事相當大的權力，可以宣布大流行病，可以強烈建議——根據該協議，這是非常令人信服的——關閉邊界，並發布有關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信息等，並且在理論上賦予了世衛組織一些權力來管理大流行病。

國際法的執法方式因國家不同（註：是否為締約國、及締約國保留的權力）而不同。也就是說，在這個領域已經制定了國際法。下周將提交給世衛組織的管理機構——世界衛生大會的《國際衛生條例》修正案，將以多種方式強化現有的《國際衛生條例》，其中包括廢除總幹事必須與疫情發生地國家進行協商（才能宣布大流行病爆發）的規定，賦予世衛組織不同區域的六位區域主任自行宣布這些疫情爆發和宣布突發衛生事件的權力，並建立了一個——在某種程度上是最令我擔心的——機制，即「定期審查」（Periodic Review）機制。它似乎是在仿照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做法。

也就是說，它每年都會審查各國，審查他們的大流行病準備情況，看看他們是否遵守《國際衛生條例》，並建議/告訴他們改進那些不達標的方面。因此，這方面將包括各種審查工作，以及開始成立一個管理大流行病的官僚機構。我認為這種機制比《（國際）衛生條例》本身更危險。在大多數國家，《（國際）衛生條例》可以被推翻，根據（該條例中）國際法（的執法方式）。

小國要反對是非常困難的（註：因為那時其它國家可以對其實施制裁），對於一個大國來說很容易，因為它們更強大。而建立一個像這樣的（管理）大流行病的官僚機構、或（管理）大流行病的產業，這是建立在過去十年已經完成的（醫療）基礎上的，是危險的，因為它將把（醫療）資源轉移到這個（大流行病）領域。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講，這對整體衛生狀況不利。

《（全球大流行病）條約》賦予世衛更多權力

那麼，談到《（全球大流行病）條約》，正如它其名稱，是（要創建）世衛組織的一個並行機制，也將具有效力。其目的是，根據其國際法的規定，它的目的與《國際衛生條例》修正案非常相似，但將走得更遠，它賦予了世衛組織更多權力。它將進一步加強總幹事對大流行病的指導能力。在其文本中提到了（應對）諸如錯誤信息、虛假資訊等問題，那麼，聽起來似乎它將要有、考慮擁有一些審查和控制信息的權力。

這又會是十分棘手的（情況），如果有了一個依賴大流行病而存在的官僚機構，他們將在發現疫情、宣布它們為潛在的流行病，然後做出反應方面擁有非常大的既得利益。這是他們生存之道。

本周將提交給世界衛生大會的「預稿」是一份該《大流行病條約》的初步工作文件，打算明年在世衛組織和世界衛生大會上討論並達成一致，然後經各國批准後生效，諸如此類吧，這需要三分之二的國家同意。而《國際衛生條例》修正案則需要50%的國家同意，因為它只是在修改國際法中已有的內容。

楊傑凱：我想談一談我最近從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那裏得到的消息。他對美國的修正案發表了評論，他稱其為「拜登修正案」，這些修正案是針對美國正在進行的（《國際衛生條例》修正）工作提出的。他說，「拜登政府對世衛組織《國際衛生條例》提出的令人震驚的修正案，將授予新的單方面權力給總幹事譚德塞，即他可以在不與美國或其它世衛組織成員國進行任何協商的情況下，宣布在美國或其它主權國家，發生了公共衛生危機。」

具體來說，「拜登修正案」將取消現行規定，該規定要求世衛組織與據稱在其境內發生（公共衛生）事件的締約國「進行磋商，並設法得到核實」。這一舉措，將破壞美國「宣布和應對美國境內的傳染病爆發」的能力，令其「依賴於腐敗和串謀的聯合國官僚機構的判斷」。當然，他標識出，這（串謀者）是他幾十年來一直在談論的東西——潛在的中共、即中國共產黨的惡意影響。你有甚麼想法？

貝爾：（《國際衛生條例》修正案的）措辭大意是：應該設法進行協商，但是如果某國說「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一邊去！」世衛組織現在有權無視這一點。這會造成巨大影響，在很多國家，關閉邊界會導致人員死亡，會中斷供應鏈，會摧毀很多人和很多國家所依賴的旅遊業。

「封鎖」將衝擊中低收入國家的貿易和經濟

我們在西方沒有意識到，但在中低收入國家，這些問題會影響人們的生計。它對貿易和經濟有巨大的影響，而我們正在把權力授予一個人和一個緊急委員會，總幹事與該委員會進行協商，該委員會是根據《國際衛生條例》修正案設立的，然而他（總幹事）不需要遵照該委員會的調查結果行事。他可以推翻該委員會意見，依然宣布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如果他或她認為應該這樣做。

六個區域主任被賦予了同樣的權力，這是新的規定。因此，你可以看到這種潛在可能——一些國家可以影響這些個人和該組織，來針對另一個國家，或者說，實際上私人利益可以影響這些人。重要的是人們要明白，現在的世衛組織與70年前成立時的情況不同。它成立時幾乎完全是由各國提供核心資金。他們提供資金，分配資金，然後世衛組織決定如何最好地使用這些資金。

現在，大部份資金是定向資金，這意味著提供給世衛組織來完成這個任務或那個活動。因此，捐助者決定將錢花在哪裏，而且可以是非常直接的。我甚至看到達到這種程度：「這些是應該參與該工作的人」，「這就是該花錢的地方」，等等，「這是一個日程表」。

另一個重大變化是，世衛組織的私人資金和企業資金大幅增加。因此，與其說它僅對代表人民、代表國家的資助者負責，不如說現在它也對私人資助者或公司資助者負責，如大型藥廠，他們大規模地直接和間接資助世衛組織。

這造成了嚴重影響，如果這個組織——該組織主要決定對人們和民眾的健康和自由產生巨大影響的問題——涉及私人公司的利益，而私人公司的工作是為其股東帶來最大的回報，（提供資助的）私人公司就可以通過資金直接左右世衛組織的方向，對其決策產生明顯的影響。

楊傑凱：真的非常精彩！我想更多地談一談這個問題，因為很明顯，這種轉變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你在蓋茨資助的實驗室工作過，可能已經看到了其中的一些實際影響正在發揮作用。在我們談論這個話題之前，我想回過頭去，再談一談你之前談到的封鎖問題，怎麼樣？一些評論家認為，這也是我讀到的，這是把過去制定的封鎖政策編纂成了法律，儘管，坦率地說，封鎖政策異常失敗。這整件事似乎是非常、非常離譜的，你是這樣看的嗎？

從公共衛生角度看封鎖很離譜帶來的傷害令人震驚

貝爾：很離譜，但也不離譜，這取決於你的觀點。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這（封鎖）很離譜，畢竟大流行病很少發生。據世衛組織統計，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的120年內，發生了四次大流行病。最大的一次是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造成2000萬至5000萬人死亡，但是其中大多數人被認為是死於繼發性肺炎，因為我們沒有抗生素（來治療），是吧？在那之前，大流行病，比如黑死病等等，主要是細菌引起，如腺鼠疫、鼠疫桿菌，現在這些都不是大問題，因為我們有抗生素，儘管會產生抗藥性，但是仍然非常好用。

在西班牙流感之後，我們又經歷了流感爆發，它被稱為亞洲流感——1957—1958年流感大流行。還有一次，1968年至1969年的流感疫情——香港流感，那是在伍德斯托克音樂節進行過程中。我的意思是，在這些流感期間，生活繼續正常進行。大約每次都有一百萬人被認為死於流感，就世界人口而言規模（比之前的西班牙流感等）小得多。然後我們經歷了世衛組織將其列為大流行病的（2009年）豬流感爆發。他們宣布這是一場大流行病，但據信（只）有12萬到24萬人死亡。這比每年正常死於流感的人數要少。

也就是說，除了前抗生素時代之外，大流行病的死亡率非常低。我們稍後可以談到新冠病毒。而且它們非常不頻繁，一代人就發生一次。因此，現在沒有必要急著改變現狀，從（應對）大流行病的角度看，除非，人們認為會有另一次大流行。自然，沒有理由認為很快會有另一次大流行。讓我們假設這裏（大流行病爆發）只有自然力量，我們可以將生物恐怖主義等問題放在一邊，它是不同的問題。

也就是說，它們是罕見的事件。至於封鎖，正如我說的，它是一個新的做事方式。我們知道，封鎖非常有害。因此，在2019年，就在新冠病毒之前，在2019年底，世衛組織發布了大流行性流感應對指南，說只有在極端條件下，才能長期關閉邊境、關閉工作場所，等等。他們強烈建議不要這樣做，因為他們指出，這樣做可能弊大於利。

我們知道，封鎖所帶來的（受害者）數字是相當令人震驚的。我們知道大約有1.4億人或更多的人已經處於飢餓的邊緣，而且情況可能變得更糟。我們已經破壞了供應鏈，瘧疾已經飆升。2020年，死於瘧疾的兒童比前一年多了6萬至7萬名，而其中大部份應該是因為他們發燒時無法去診所。

結核病、愛滋病，我們知道會上升。在很多國家，針對可預防的兒童疾病的疫苗計劃受到了嚴重破壞。因此，我們預計會有更多兒童將因此而死亡。學校已經關閉，這對未來人們擺脫貧困以及國家擺脫貧困的能力有巨大影響。

我記得，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由於學校關閉和貧困，有另外一千萬女孩被迫接受童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還計算出，僅在2020年，在南亞，即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該地區的六個國家，就有大約22.8萬名兒童和嬰兒被認為死於封鎖，並額外多出40萬名少女懷孕。這都只是在南亞的情況，僅僅是在2020年因封鎖而造成的。

封鎖是有益或有害將其為應對大流行病永久特徵？

由此在世界範圍內推斷，很難說，因封鎖而造成的死亡人數不會遠遠超過新冠病毒疫情本身造成的。甚至世界銀行或全球融資機構也受到損害。世界銀行估計說，婦女和兒童也可能死於封鎖（措施），除了死於新冠病毒外。

我們知道，我們已經造成了這種巨大的傷害。值得稱讚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已經很好地記錄了這一切。還有樂施會（Oxfam，原名英國牛津饑荒救濟會），甚至世衛組織應對瘧疾的部門等等，都在記錄這些傷害。

然而，我們同時也在非常迅速地推動這些《國際衛生條例》修正案和這個所謂的《（全球大流行病）條約》，其將把封鎖措施——基本上看起來是這樣的——確定為大流行病應對措施的一個永久特徵。

也就是說，在沒有任何詳細分析封鎖是真的有益還是有害的情況下。我們已經造成了巨大的傷害，而且在短短一兩年內就做到了。如果我們繼續這樣做，傷害會累積，貧困會累積，供應鏈中斷帶來的傷害會累積。因此，我們可以預期，無論是健康，還是婦女權利、基本人權、教育、國家的GDP方面——這對健康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在低收入國家，我們可以預期，每次發生這種情況，都會加劇這些問題。

我們正在建立一個官僚機構，其存在將依賴於進行監視、力圖發現各種疫情爆發，進行建模，該模型可能表明，如果你看看COVID疫情中使用的模型，該模型表明（疫情）會有指數增長——這在生物學上並不合理，然後，這將被用來確認出現了大流行病，需要關閉邊界，實施這些措施。因為如果沒有這個，這個官僚機構就……他們每年正在炫耀，每年都收到30億到100億美元，來資助這個官僚機構以及這種應對措施。

除非你正在做點甚麼，否則你無法證明拿到這筆錢是合理的，所以他們需要宣布疫情爆發並制定這些措施。因此，我們正在實施極其有害的措施，而沒有對它進行任何認真的分析：「是否它是一個好主意？」「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嗎？」或者，「它整體看來有益嗎？」上次疫情，我們進行了分析，那是十二年前（針對2009年豬流感大流行）。

而我們實施這個（封鎖）措施針對的疾病，從歷史上看並不算是急性病，當然也不能與其它疾病造成的壓力相比。即使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更多的人死於其它傳染病，更多的人死於代謝性疾病、癌症，而且他們的平均死亡年齡要比新冠病毒患者的平均死亡年齡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