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散的支聯會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其前副主席鄒幸彤司法覆核，入稟申請高等法院，解除交付審訊程序的報道限制，昨（8月2日）獲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判勝訴兼獲訟費。有學者推斷，國安法法官或憂被制裁故「鬆手」，但案件在國安法框架下運作，已意味香港沒有法治。
鄒幸彤今年2月14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申請解除《裁判官條例》（《條例》）第87A條，限制傳媒報道交付審判程序的內容，但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在2個月後拒絕。當時羅德泉稱一旦放寬限制，恐在案件未審訊時，就引起社會尖銳甚至帶有攻擊性的討論，為潛在證人帶來心理壓力，甚至畏縮不作證，有礙公平審訊。
案中鄒幸彤作為司法覆核申請人，答辯方為律政司長。鄒一方早前與律政司一方爭議《條例》第87A（2）條的字眼，認為《條例》使用「須（shall）」字，即在辯方申請下，裁判官必須解除報道限制；不過律政司則稱「須」可理解為「可（may）」，認為法庭有權酌情拒絕解除報道限制。
李運騰在判辭中，認為《條例》中反覆出現「須」及「可」的字眼，反映立法者知悉兩者有分別。《條例》所用的字眼「shall」有強制的意思，認為裁判官沒有其所聲稱的酌情權，有關決定屬於越權。
拒解除報道限制 羅德泉被指越權
就羅德泉拒絕解除限制的原因，李運騰認為有關理由有違「司法公開」原則，是「誇大其詞」，認為法庭能夠以其它方法，例如匿名令保護證人，甚至以3名法官取代陪審團審訊。李官續指，即使裁判官真的有上述酌情權，但《人權法案》第10條保障被告有受公平公正審訊的權力，除非法庭為秉行公義而有「絕對必要」（strictly necessary）拒絕，否則不應拒絕申請，而羅官未能展示出有「絕對必要」維持報道限制。
李運騰在判辭亦指，《條例》的立法原意，是為避免陪審團在審訊前，形成對被告的偏見，是保障被告權益，所以被告有權選擇是否需要受報道限制保障。
現時多宗涉及《港區國安法》的案件，包括支聯會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民主派初選「47人案」，均有報道限制。大律師蘇俊文向《明報》表示，是次裁決代表裁判官日後在有被告申請時，便「自動要解除」交付審判程序的報道限制。不過有法律界人士稱，律政司可以提出上訴並暫緩執行。
不時與是次裁決牽涉的「87A」相提並論的「9P」，即限制報道保釋法律程序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李運騰在判辭中指，是次裁決不會削弱包括「9P」在內的其它報道限制。
原意為避免陪審團對被告有偏見
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前助理教授黃偉國認為，支聯會或47人案被告所做的事一向都很公開，甚至他們所做的事，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前都是合法的，「根據《基本法》、人權法去做」，但之後卻因《港區國安法》「要拉要鎖」。
他還認為，今次的判決，只不過是代表另一名法官對同一案件有不同意見，從而有不同的結果，而整件事仍然在國安法法庭的框架中運作，「已經是沒有法治」。
黃偉國：國安法框架下運作已無法治 國安法法官或憂被制裁故「鬆手」
黃偉國推斷，國安法法官或擔心自己成為下一輪被制裁的對象故「鬆手」，「可能在一些案件審訊方面，似乎與以往的國安法法官的做法，有幾大的偏差」。
他指出，《港區國安法》作為「嶄新的法律體系」，「大家都不知道做過什麼、說過什麼會觸犯國安法，正正是要法庭的報道，講清楚那些行為、做法會違反國安法」。他又質疑「隱瞞（報道）的方法」，是否當局害怕案例之間，審訊處理方式或尺度被對比，引來司法挑戰，故用不准報道的形式作為政治手段。但是「你越不給人報道，別人就更加覺得你整個司法或審訊過程，是黑箱作業」，甚至會覺得是國安法法官濫權，作為政治工具，透過司法程序或手段對政治犯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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