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以來,中共的外交基調及其國際關係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分析顯示,至少有兩個因素作為推手在推動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這些變化,一個是全球政治和經濟氣候的轉向,以及其它中共內在本質的因素。

然而,與此同時,這兩個因素也令中共治下的軍國主義言行不斷抬頭。

消滅對手與經濟增長

過去幾年來,中共黨魁習近平有計劃地將任何潛在的挑戰者一一從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清除出去,涉及領域廣泛,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無所不包。這個過程抑制了整個國家的精神和能量,並將內部氣氛扭曲到恐懼和懷疑的歷史最高水平。

伴隨著中共領導層內部廣泛瀰漫的政治妄想症,黨的觸角延伸無所不在。比如說,中共正在有意拉大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比例差距。此舉不會提高經濟績效,只能加深黨對各類企業的有效控制。

2021年7月7日,北京街頭大型屏幕顯示,中共黨魁習近平在全球政黨峰會發表講話。(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7月7日,北京街頭大型屏幕顯示,中共黨魁習近平在全球政黨峰會發表講話。(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然而,對於一個本質上極不穩定的政治結構而言,這樣的極權行動被認為是必要的。不能容忍任何真實或想像中的挑戰或不同觀點,因為這一切都是為了討好黨和國家的唯一領袖習近平,為其馬首是瞻。因此,在一個長期政策的逆轉中,對強大的技術公司和其它高利潤的私營企業的政治控制,其重要性超過了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

獨裁統治的隨意性和多變性

縱觀中共黨史,習近平比毛澤東以來的任何統治者都更多地將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幾乎成了所有中國人生活的重心所在。這種將權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的做法導致了一系列不明智的決定。

更為糟糕的是,此舉產生了反覆無常的行為循環,因為錯誤的決定被過度反應或由自私、偏執、殘缺的知識和隨意的決策而產生的其它錯誤決定「糾正」。面對一個可以隨意令反對他的人立馬消失的人,還有哪個「顧問」在多大程度上和多長時間內敢於質疑其判斷呢?

通常而言,這樣一個統治結構的結果是內部不穩定因素持續加劇。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內部不穩定可以轉化為日益增長的對外冒險。其動機是可以預見的,因為它們是為自身利益服務的。這些行動通常被描繪成是為了抵抗想像中或歷史上的外國侵略者或保護國家利益。但其必要性在於幫助統一國家思想,消除黨內批評,並將民眾的注意力從一長串日益增多的外部和內部政策失敗中轉移出來。

俄烏戰爭促使大批製造商離開中國

許多政策決策錯誤導致了世界與中國的脫鉤。回顧過往,中共強硬的經濟政策、單向關稅、「一帶一路」倡議的債務陷阱和知識產權盜竊,種種問題接踵而至,終於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開始對北京政權產生有效反擊。在中國經營多年的西方企業開始重新選擇生產基地和近似生產基地,以儘量減少運輸成本、應對知識產權盜竊和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問題。

然後從2019年底直至2021年,全球新冠疫情及其破壞性巨大的經濟影響在全球範圍內產生了強烈反響。世界大部份地區的防疫封城措施以及由此造成的巨額經濟損失,導致國際社會對北京和中共實施的各種倒行逆施日益反感。

2019年11月27日,位於中國武漢的東風本田第三汽車廠,員工正在裝配線上工作。(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1月27日,位於中國武漢的東風本田第三汽車廠,員工正在裝配線上工作。(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不僅如此,面對俄羅斯破壞性入侵烏克蘭,在全球社會齊聲譴責之際,中共卻表現出不容置疑和「無條件」的支持,這種支持持續到今天日益發酵,引發了西方公司從中國大規模出走的浪潮。可以預見的是,中共經濟已經遭受到了西方企業日益流失帶來的巨大懲罰,而這種趨勢仍在繼續。面對新冠疫情,北京方面實施嚴苛的「清零」政策,由此帶來大範圍封城措施,使中共日益嚴重的經濟困境雪上加霜。

經濟下滑趨勢不可逆轉

如前所述,直接導致中國迅速崛起為經濟強國的因素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強大。正如總部位於波士頓的《大西洋》(The Atlantic)期刊去年刊文指出的那樣,數字說明了問題。

「從2007年到2019年,(中共經濟)增長率下降了一半以上,生產力下降了10%以上,總體債務激增了8倍。」文章指出。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正在加速其經濟衰退。

《大西洋》期刊稱:「僅從2020年到2035年,它(中國)將失去7000萬的工作適齡成年人,而增加1.3億老年人。」

軟弱的美國對外政策催生外來挑戰

北京的侵略行為也是外部條件的結果。換而言之,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軟弱表現在拜登政府執政期間顯得尤為突出。因此,這使北京對美國和其它國家的好戰言論更加有恃無恐。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處理不當,引發一系列悲劇,不僅幫助削弱了美國全球力量的威望,而且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而作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的中共(和俄羅斯)很樂意填補這個權力真空。

2021年8月24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Kabul)的哈米德-卡爾扎伊(Hamid Karzai)國際機場,大批乘客登上美國空軍C-17飛機,從阿富汗撤離。(Master Sgt. Donald R. Allen/U.S. Air Forces Europe-Africa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8月24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Kabul)的哈米德-卡爾扎伊(Hamid Karzai)國際機場,大批乘客登上美國空軍C-17飛機,從阿富汗撤離。(Master Sgt. Donald R. Allen/U.S. Air Forces Europe-Africa via Getty Images)

此外,在俄烏戰爭中,美國只能退居二線支持處於劣勢的烏克蘭。拜登政府的表現已經表明,它不能積極地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也無法影響北京或莫斯科的對外政策。因此,中共在亞太地區的行為將越來越激進而不再顧忌。

區域性海洋爭端不斷加劇

中共政權的軍國主義不僅僅體現在中共戰機幾乎每天入侵台灣領空,還體現在該政權在整個地區叫囂全面擴大戰爭的言論和日益頻繁的海軍活動。

對澳洲同意購買核動力潛艇而發出的含蓄的核攻擊威脅,只是北京眾多好戰言辭升級中的冰山一角。中共持續的海軍建設使其能夠將其海軍威脅一直擴大到日本,最近中共海軍就為應對海上爭端而包圍了日本群島。

隨著中共經濟狀況的惡化,中共政府的對外軍事行動將更加大膽,尤其是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美國力量和政治意願的減弱當然是北京對外政策謀略中的一個因素,但中共領導層正在推動的日益嚴重的好戰傾向亦是一個催化器。

作者簡介:

占士‧格利(James R. Gorrie)著有《中國危機》(The China Crisis(Wiley出版社,2013年出版),並在其個人網誌TheBananaRepublican.com上頻繁發表評論性文章,目前居住在南加州。

原文:As China’s Economy Slides, CCP’s Militarism Grow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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