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國政府，在應對COVID-19疫情期間都對其公民實施了封鎖政策。我們可能需要多年的時間，才能完全認識到這些措施所帶來的後果。但其代價，已經開始逐漸顯現。
最近，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對數千名高中生進行了調查，以了解疫情對他們造成的影響。研究顯示：「自疫情開始以來，超過一半的學生（66%）認為跟上學業變得更加困難，55%的人表示他們在家裏遭受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的情感虐待。」這些數據，與「因父母失業（29%）、個人失業（22%）和飢餓（24%）而產生不安全感」的學生群體相關度極高。
疾控中心還在同一天發布了另一項相關的研究，分析疫情效應對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影響。研究發現，「在接受調查前的12個月內，有44.2%的人持續感到悲傷或絕望，19.9%的人曾認真考慮過自殺，還有9.0%的人曾嘗試過自殺。」
這些研究的發現並不足為奇。在疫情開始僅幾個月後，疾控中心的發病和死亡率報告就對所有年齡段的人群進行了調查。發現與COVID前的調查相比，年輕人中出現藥物濫用和自殺念頭的增長率最為顯著。當然，這份報告幾乎完全被忽略了，因為政治和媒體圈中的煽動者們都在鼓吹，如果不接受他們嚴厲的隔離政策，世界末日就會到來。
既然膽小怕事的人們都躲在了家裏，那麼真正的問題就來了。這些研究調查中的結果究竟是疫情造成的，還是其應對措施造成的。一位疾控中心的代表，在提及這些研究時提供了一個深具啟發性的回答：「這為我們提供了確實的證據，可以肯定地說，疫情對年輕人和他們的家庭造成了難以置信的破壞」。各家媒體在報道這些研究時，都用了這樣的頭條，「大流行病造成了傷害」。
對某些人來說，疫情與封鎖政策，這兩者之間的差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對措辭的選擇卻會給當前和未來的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之所以制定社交疏離的規定，其背後的邏輯是，這些政策對於減輕疫情的嚴重性是必要的。即使有大量證據表明封鎖是無效的，這些政策的擁護者們總能找到反駁的方法，並且敦促實施更為嚴厲的法規（對他們來說，問題的根源是我們封鎖隔離得還不夠！）
如果正如媒體和研究人員所聲稱的那樣，疫情對年輕人造成了如此大的傷害，那麼採取更加專制的應對措施是正當的。要封鎖得更緊！進一步隔離！嚴懲違規者！那些封鎖的支持者們，只要像《辛普森一家》中的Mrs. Lovejoy一樣，大喊幾句「想想孩子們」和疫情對他們的影響就夠了，就足以鼓動人們支持這些（封鎖隔離）政策。而這些政策，卻正是實際造成問題的根源所在。
這就是為甚麼建立正確的因果關係如此重要。給家庭造成財務不安全感，破壞我們年輕人社交生活的，不是這場流行病，從來都不是。在青少年（成年人中也存在，儘管嚴重性相對較低）中造成抑鬱症、藥物濫用和自殺念頭比例上升的，也不是這場流行病。相反的，這些都是以保護人們的安全為名，所制定的疫情應對政策的代價和成本。這些政策告訴脆弱的年輕人，他們不能見朋友，不能露臉，也不能參加任何社交活動，即使這些活動能夠幫助他們成長為心理健康的成年人。
是時候讓媒體開始明確地報道了，對青少年造成如此巨大傷害的是封鎖、隔離政策和社交疏離的法規，而不是這場大流行病。
作者簡介：
Chris Calton是一位經濟歷史學家、前米塞斯研究所的研究員（former Mises Research Fellow），曾擔任播客頻道《歷史爭議》（Historical Controversies）的作家和主持人。
米塞斯研究所（The Mises Institute）成立於1982年。秉承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傳統，研究所的宗旨在於促進奧地利的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個人自由、誠實的歷史和國際和平。研究所致力於尋求知識氛圍的根本性轉變，將秩序從國家主義轉向私有財產。
原文：「Lockdowns, Not the Pandemic, Created Havoc」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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