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急升，防疫政策一變再變，上海當局已跟進北京中央強硬的「動態清零」措施。然而民間甚至當地官員都有抵制動作，其中圍繞抗疫路線的左右之爭，似乎成了中共與上海人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上海人的憤怒、當局的一系列不人道抗疫措施，背後又是甚麼呢？
上海防疫政策一變再變
疏理官方報道發現，上海防疫政策發生連續變動，最初是說分區分批封控：3月28日起浦東封控，4月1日解封；4月1日起浦西封控，5日解封。
但到4月1日發布會：第一批浦東、浦南以及毗鄰區域完成篩查後，實施階梯式管控。4月2日，浦東新區官方又宣布，浦東新區均為封控區或管控區，暫無防範區。
中共副總理孫春蘭4月2日到上海後，稱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勒令「以快制快」上海徹底封城全民強檢。
據「上海發布」微信公眾號3日消息，上海市委常委會當天晚上舉行會議，學習習近平的「重要指示」，李強主持。會議聲稱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總方針不動搖。
隨即，浦西4月3日原定的核酸檢測不做了，變成了抗原檢測；浦東跟著於4日一起做全市核酸檢測，但4月5日並未如期解封，而是宣布繼續封控。
4月4日，孫春蘭在上海聲稱，努力用最短時間實現社會面清零。
據中共衛健委說，目前大陸15個省份已派出醫務人員3.8萬多人到上海，另外還調集了核酸檢測力量238萬管去上海。中共軍隊也抽調了2,000多名「醫療兵」前往上海。
上海官方還說，上海5萬公安全員上崗加強社區封控力量。
民間怒火指向當權者
全面「封城」的上海，疫情尚未出現被遏制的勢頭。上海市政府5日上午召開疫情防控記者會，指出此輪疫情已累計逾7.3萬例感染，形容形勢極為嚴峻。這還是可能涉及隱瞞的數據。
上海防疫亂象頻出，此前最令人關注的畫面之一是：4月1日，有上海家長發布影片和圖片，曝光被集中隔離的二百多名幼兒，只有十幾個醫護，有些孩子屁股都爛了，許多幼兒的嗓子都哭啞了，一些兒童病床上擠了多個幼兒……
民間輿論漸漸將矛頭指向當權者。
一個網傳的影片中，一位上海大爺憤怒與基層官員對話：「現在不出門整天悶在監獄裏，要講科學、要講道理的嘛，這樣搞比文化大革命還文化大革命，運動群眾，甚麼毛病嘛，沒有矛盾製造矛盾，沒有障礙製造障礙，恐怖成這樣子。」「全中國搞得怎麼樣，世界沒有、宇宙沒有，人都要瘋掉了，跳樓了……死了多少，人嚇人要嚇死。」
这位上海大爷句句说中要害 pic.twitter.com/XLDaZobMi5
— 小明 (@yulin18494807) April 5, 2022
因為疫情封控造成了其他病患者因延誤診治或沒有照顧而亡的消息，則不斷傳出。
上海浦東一位一線抗疫醫生接受端傳媒採訪時直言：「因為疫情封控去世的患者比病毒本身致死的可能更多。這已經是我們的共識。」「我覺得這個事情天災在前，甚麼東西在後，我不好明說。」
該醫生還批當局防控政策朝令夕改，朝三暮四。「我們實在是陪他們走不動了，這個是我想表達的最終極意願。」
4月1日，一張浦東某小區居民集體簽聯名信，希望無重症陽性居民「居家隔離後果自負」的截圖引發輿論熱議。一位該小區居民對財新網說，當晚陽性居民接到疾控中心的電話，他們全部都要隔離。「我們簽聯名信、生死狀都沒用，政策說了算。」
財新網這篇文章已經被「404」不可見了。
4月2日，微博公眾號「恰帕斯東風電鑽」網上發文，為「基層勞動者」發聲，指上海疫情防控中，人們見證太多背棄人民利益的悲劇。其中基層勞動者受到傷害尤甚，並稱要打贏的是一場針對官僚主義的抗疫戰。當中提到幾個案例，建議官方當即決斷讓無症狀患者可選擇居家隔離。
同日，居住在浦東新區陸家嘴的維權人士季孝龍，在微博、微信、推特上發了一封「速停運動式防疫，紓困解難發救濟——上海公民為民請命書」，籲停運動式防疫，並認為未經民選的地方官員只能逢迎上層、蔑視民意，要求「立即解除本屆政府黨政官員職務」。
季孝龍3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他第一時間把公開信交給安全部門，同時在微博、微信、推特轉發，24小時內有近1,500人留言支持，「但是現在微博已經被停掉，微信也被封掉。（政府）試圖給我愛人施加壓力，威脅我愛人，所以我也警告了他們。」他說。
此外，上海知名記者陳季冰在網上撰文，以「計劃經濟」暗喻中共極端防疫管控行不通。他3日於微信公眾號「獨角鯨工作坊」撰文，直指上海的「全域靜態管理」是在「封城」下實施「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的狀態，是防疫過程出現混亂的根源。
上海官員曝大實話 學者：官員在做低烈度反抗
網上熱傳一段上海市民與上海市某疾控官員的對話錄音。兩人在對話中均批評上海的防疫措施，該官員認為輕症和無症狀最好居家隔離，勸該市民千萬不要去方艙；並證實「健康雲」資訊不可信，經常顯示檢測陰性，但疾控通知市民是陽性。
官員說，專業人員也「要被逼瘋了」，說話根本沒人聽，「現在全部把這個病變成政治性的一個疾病。花了這麼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就在防流感，你看到現在哪個國家防流感這麼防嗎？」該市民說有在錄音，並說沒渠道反映給市政府聽，官員則說：「你這樣，你把我的錄音放出去，可以的」。
並且該官員還直言：「現在我們都感到徹底的絕望。」
前述錄音曝光後，上海市疾控中心4月2日緊急發布一份文件，要求指定專人接聽市民諮詢電話，答覆口徑必須與當局防疫政策一致。
前述官員後來被證實是上海浦東新區疾控中心傳染病防治與消毒管理科主任朱謂萍。
另一個錄音也在網絡熱傳，上海一個最基層的居委會官員，在面對居民的電話要求處理防疫問題時，大發牢騷，到後來她哭說壓力太大了，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來張羅這個事情，還要自己墊錢，不是在工作是在玩命，跟領導說了不想做，也曝光現在上海的防疫政策簡直混亂得一塌糊塗。
中國研究學者、澳洲悉尼科技大學的馮崇義教授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有個烏紗帽原理，對社會控制，是通過官僚系統控制烏紗帽，來落實指令，不管是多荒唐、多荒謬的指令。但是基層的人他是直接面對社會、直接面對公眾。如果他有一天覺悟了，他有可能出來反抗，把他的怨氣說出來。但是整體而言，大部份人還是用權力去保烏紗帽，還是去合作的，因為他有一些特權在裏頭。但是現在是壓力過頭了。
「前段時間他是躺平懶政，我不幹了。他不執行那些東西，在平時可以，可是到這個抗疫，要求他一定要這樣幹、那樣幹，要得罪很多人。然後眼前的好處他得不到。所以你看基層新的跡象，就是一批人現在是開始撂架子，我不幹了行不行？只是走進一個更高的層面，就是直接反抗。」
馮崇義說，上海人現在已經造反，在逼上邊改變政策，就是他造反的烈度問題，「他還在安全係數底下造反，就包括剛才你講的這個底層官員，她已經從躺平、懶政到公開抱怨，他們已經低烈度造反。」
上海人為何反彈更強？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在推特上表示，居民們的反應是上海市政府過激抗疫措施的結果。
他寫道：「上海的專家們和大多數公眾明白，對接種疫苗的人來說，Omicron感染的嚴重性很輕。在這種情況下，封城和將感染者強迫隔離在惡劣的環境下，導致的反抗並不令人驚訝。」
在上海生活四十多年的資深金融從業人士朱先生對大紀元表示，大上海其實已走掉了真正的精英，1949年以後，原國民政府的軍政界要員主要去了台灣。而上海的商界、文藝界包括黑社會大佬主要都去了香港。
除了左派的、放不下在上海產業的，或者和中共有勾結的那些被統戰的紅色藝人和商人，幾乎都去了香港，所以那時起香港被稱為小（老）上海。以前那些最知名的香港藝人，幾乎都是前上海文藝界的或者他們的後代。之前有個中共軍官曾說「香港人最壞了⋯⋯」，因為歷次運動受迫害包括大逃港過去的那些人，他們都是對中共認識最清楚的、最理智的。
「還有一些學界、知識界的所謂泰斗級人物，一早去了美國，之後又被騙回大陸一些⋯⋯這就是歷史。隨著歲月流逝，記憶消逝了⋯⋯所以需要再受苦難，再遭迫害，才能再清醒。」
朱先生說，現在的上海人，因為上海開埠以來就國際化了，包括人文思想和國際較為溝通，再也回不去了。這個是中共最頭痛的。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上海有相對開放的環境，使得大眾對防疫模式的比較有相對理性認識，很多人都知道共存模式在海外已經達成的事實。此外，之前上海一直在試行小範圍放開的所謂精準防疫，已經自上而下形成了一整套相對成熟的運作機制。但被高層強壓迅速封城後，整個此前建立的防疫機制被打亂甚至放棄，如此龐大數量人口的大城市一直沒有封城清零方面的工作準備，而是一夜間直接進入封城，所以各方面工作出現嚴重混亂也就成為必然。
他說，中共強壓的一大結果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大量次生災害出現，遠多於疫情本身的傷害。另一大結果就是嚴重打亂了上海的城市管理系統，導致封城後的各種工作大面積混亂或癱瘓，這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澳洲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認為，這次上海的事起碼說明中共所謂大國抗疫成功模範是一個謊言，通過這次暴露出來了。
「他這種抗疫模式，給民眾帶來的不同的災難和各種各樣的宣傳，在民間已經有很大的不滿。通過上海這些人有機會表達出來，它並不是一個個案，它是整個中國這種抗疫模式給社會帶來傷害，也是會帶來矛盾的一個表現。」
馮崇義舉例說，中共的網格化管理，或者叫數碼極權，還有控制社會的一種新的模式叫健康碼，把人們的所有信息全部收集起來。這個狀況會引起那些已經覺醒了的、有共鳴意識、有權利意識的人的不滿。「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這些從縫隙裏表達出來的不滿，它只是冰山一角。」
傳習提出「長期鬥爭」 分析：為保二十大連任
香港《經濟日報》報道，針對疫情，北京中央當局在「動態清零」老策略不退讓之下，最新提出「長期鬥爭」總路線。
報道說，除上海明確封城，鄰近的崑山等地開始暗封。疫情將重挫上海及威脅長江三角洲，不僅影響爆疫地民眾的生活，也開始波及政治和經濟，北京中央最新拍板，抗疫將實施「長期鬥爭」，這恐是今年中國經濟最大的變數。
唐靖遠對大紀元說，中共真正的動機，是因為中共二十大在即，當局不想因為防疫問題而受到任何反對派的攻擊。一方面清零是習近平親自拍板的防疫原則，這個模式如果被證明可以被替代，習近平的政治權威將受到極大衝擊。另一方面共存模式必然帶來大量感染，為了確保自己連任的政治目標，習近平不願意冒這樣的風險，所以寧可繼續大費周章清零。這是當局的政治需要為第一位，而非防疫本身的需要。
美國評論人士章家敦（Gordon Chang）也在推特上批評了上海的一系列不人道抗疫措施。
他表示：「中國在上海的清零措施其本質是極權主義，結果也會適得其反。我們可以猜測，這個政權更關心的是對社會的控制，而不是對疾病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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