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俄烏戰爭對中國政局之影響

俄烏戰爭已歷時一月，不論最終結局如何，人所共見其對國際戰略格局演變影響之大。其實，俄烏戰爭對中國政局的影響，也是深刻的。本文試談三點。

其一，挺俄挺烏的輿論對立，凸顯中共「一言堂」的破產

數千公里之外的俄烏戰爭，在中國人中掀起了波瀾。雖有嚴密的網絡控制和嚴格的輿論誘導，但網上爭論之激烈、參與人數之多、影響之廣泛，都是罕見的。

在官方誘導下，網絡充斥著挺俄派的聲音，他們認為：美國領著北約搞東擴，嚴重威脅到了俄羅斯的安全，並且烏克蘭極端分子迫害、屠殺烏境內的俄羅斯族人，俄才被迫出手；如果這次俄羅斯失敗了，中方就得單獨對抗美國，因此要幫俄羅斯渡過難關。

但這遭到了強烈的辯駁。挺烏派則認為，侵略就是侵略，任何理由都不能為侵略開脫；烏克蘭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俄羅斯無權用軍事入侵來強迫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如果支持俄羅斯的入侵行動，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歐美仍是全球科技的領先者，不能與歐美關係搞得太僵，與歐美交朋友才是最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戰略選擇；從歷史看，俄羅斯侵略成性，中方現在放任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不排除未來有機會俄羅斯會再次從背後向中國捅刀。

大陸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網絡上挺俄挺烏之所以吵得不可開交，表面上是針對俄烏戰爭，潛台詞裏卻包含著對中共政策和中共本身的評判，以俄羅斯喻中共，以普京喻習近平。挺俄挺烏的輿論對立，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次輿論動員，是一次民意覺醒運動。這揭示網絡時代中共的「一言堂」已經徹底破產了，推動著社會變革的到來。

其二，一些人的發聲反戰，體現「精英階層」力圖在政治上發力

中共歷來講要區分「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學術問題」或有一定討論空間，「政治問題」則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中共講「外交無小事」，對學術研究或媒體來說，當局的外交政策長期都是禁區。但俄烏戰爭引發的中共外交政策大爭論，較大程度上突進了中共的「禁區」。

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26日，南京大學、北京大學、香港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的五位歷史教授在中國社媒平台微信上發公開信予以譴責；28日，海內外中國大學校友聯署反戰，強烈呼籲中共政府履行1994年烏克蘭廢核後與烏克蘭簽署的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證的聲明及其承諾。而胡偉的「俄烏戰爭的可能結果與中國的抉擇」一文更掀起了一個高潮：該文的中文版在「中美印象」網站上有30萬的瀏覽量，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獲得了數以百萬計的轉發，但「中美印象」網站也在大陸被封，文章也在社交媒體上遭到刪除。

胡偉具有一定政治背景（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會會長），該文「謹以一個學者的個人名義」指出：俄烏戰爭使美國將重新獲得西方世界的領導權，西方內部將更加團結統一，西方力量將得到明顯的增長；中國不能與普京捆綁在一起，需要儘快切割，選擇世界主流的立場，儘可能實現戰略突圍，不能被西方進一步孤立。此外，針對當局所謂「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肖斌撰文稱，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無戰爭狀態下的產物，而在戰爭狀態下，各種不可控的風險要遠遠高於無戰爭狀態，所以，中俄關係一定是有上限的，而這個上限就是中國人民的利益，或者是不會損害中國人民的利益。

這些都在顯示，中國的知識份子、「精英階層」已經看到了當局政策的危險，開始發聲，力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而這，也印證了2月11日美國智庫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國的公共輿論：沉默的大多數？》）。華盛頓的主流觀點認為，在習近平高度壟斷權力的今天，雖然中國公民仍持有自己的獨立看法，但因為恐懼而不敢表達；但報告發現，中國民眾、特別是精英階層對當局政策其實持有不同看法，並不總是支持中共政府的選擇。報告指出，當今中國存在堅信市場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的「沉默大多數」，這些人的輿論力量對習近平構成政治挑戰。

近年來「妄議中央大政方針」成為一項政治罪名，寒蟬效應明顯，但當局的一些政策已經嚴重影響著「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迫使「精英階層」開始在政治上發聲，這對中國政局的影響是巨大的。眾所周知，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並不是革命黨人力量有多強大，而是原本支持清廷的立憲黨人（主要代表士紳階層）的政治轉向，他們支持革命了。

其三，習當局援俄的舉棋不定，暗示中共內鬥激烈

中共的對俄戰略，是有深遠圖謀的，即拉攏俄羅斯來幫助中共最終把美國拉下馬（參見筆者「中共對俄羅斯的禍心」一文）。

當然，這個圖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1989年中蘇關係正常化後，鄧小平定下的對俄方針是「只握手、不擁抱」，目的是掌握主動權，利用俄而不是被俄所利用。1992年中俄宣布雙方「相互視為友好國家」，1996年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1年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榮、世代友好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9年提升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都沒有突破「不結盟」的天花板。

不過，俄烏戰爭對習當局的衝擊之大是外界難以想像的。謝淑麗曾擔任美國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她說習近平現在面臨重大的歷史關口，類似面臨蘇聯解體時的鄧小平。當蘇聯失敗時，鄧採取了最克制的態度，以免挑起與西方的對抗。但習近平會如此選擇嗎？

援俄的誘惑在於：一方面，俄烏戰爭前夕的普習會聯合聲明（2月4日），中共首次公開支持俄方反對北約東擴，據說習近平還親自加上「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這句話；另一方面，中共認為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東昇西降」，中國經濟體量最快可能2028年就超越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了，在許多領域正從「跟跑」、「並跑」轉向「領跑」了，雖離美國尚有差距但也很有些扳手腕的實力了。

但是，美國所說的「如果對俄羅斯提供援助可能面臨後果」，卻絕不能當作虛言（3月18日的拜習會可視為最高級的最後通牒）；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內的中美差距，真能允許中共現在就與美國徹底對抗嗎？2月16日，《華爾街日報》獨家報道，中共最高層（習近平等7大常委）突然隱身是在進行閉門會議，主要議題包括中俄關係，權衡北京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普京，以及如何管理中俄之間被許多人稱為權宜婚姻而不是信念婚姻的夥伴關係。

這顯示中共最高層存在政見分歧。如果僅僅只是政見分歧倒還罷了，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俄烏戰爭已使中共兩頭為難，是否援俄攸關國運、黨運，誰來拍板並承擔這個責任？而這，又與大半年後召開的「二十大」相◇掛金勾◇，屆時習近平能否打破慣例順利三連任？

本來，習近平上台後的強勢、「打虎」及許多政策，可以說把中共各個勢力集團都得罪了，反習勢力一直蠢蠢欲動，現在援俄問題出來了，又多了一個打擊習近平的武器。各方的煽風點火、台前幕後的博弈較量，自然是忙得不亦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