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談到香港的基礎教育正在大幅度倒退，那大專教育又如何？如果有留意過去這一年種種情況的轉變，大家就不會對香港的大專教育再抱有甚麼期望了。

這不是個別人士或筆者的偏見，而是可以從結果上清楚看到的。先看看今年適齡年輕人及他們的家長用行動表達出來的一些事實。

新一個學年的高中文憑試，報考人只稍多於五萬人，是近年來的最少。另一方面，申請大學聯合招生計劃的人數，竟然少於四萬人，也是歷年最少，而且大幅度少於文憑試的報考人數。這個以前從未試過的現象，其實已經說明了一些問題。

投考文憑試的人數比過往幾年少，還可以解釋說是因為出生率持續下跌。也有一些評論認為，因為十多年前有一段時間容許父母雙方都不是本地人的來港產子，為新生的嬰兒取得本地身份證，這一批所謂「雙非兒童」未來幾年陸續進入升讀大學的年紀，因此未來幾年的高中文憑試及聯招申請人都會回升。但這兩個數字差距之大，確實是歷年少見。

一般而言，升讀高中三之後要考中學文憑試，然後以文憑試的成績申請入讀本地資助大學學位，這是一個十分順理成章的進程。部份學生可能早已有升學海外的打算，但一般都不會這麼快便決定放棄先爭取本地升大學的機會。

要解釋考文憑試的人數大幅度多於申請大學聯招的人數，當然還可以有一些理由。每年都有一些以前已經考過文憑試的，可能已經出來工作或有其他升學安排，不打算再投考本地大學，只是報考部份科目，以取回一個完整的中學文憑成績；也有部份升讀了副學位課程的心有不甘，希望再爭取升讀資助大學學位的機會，要等文憑試的成績出來之後，才透過非聯招計劃申請。上面談到有部份考生，可能已經下定決心完成高中課程之後便往海外升學，根本沒有考慮本地大學。但差距如此大，確實歷年比較少見。

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看得出今天香港資助大專教育面對的一個新局面。剛公布的數字發現，在過去一個學年，八所資助大學總共有2,600名本科的學生退學。這是歷年的最高數字。即是說，申請入學的人在減少，入了學而後決定退學的人數也在增加。

這兩者加起來，其實可能揭示了一個現實：本地大學對學生的吸引力，正在大幅度減退。

大學教育是一個社會知識整體水平提升的標誌，隨着基礎教育的普及，大學教育也順理成章會漸趨普及。一個文明現代化的社會，自由開放的大學，既是知識中心，也是創新中心，也是社會的良心。大學的自由環境，開放的空間，人文的精神，鼓勵年輕世代接棒及承擔責任，也為從事各種學術研究的學者及公共知識份子可以自由及有充份的保障參與社會，以知識介入社會。大學本身就是公民社會一個重要組成元素，很多時甚至是公民社會的其中一盞指路明燈。

幾十年來，一直只有人批評香港的大學升學機會太狹窄，競爭很大，對學生構成極大的壓力，既不利於香港整體性人口質素的提升，也跟香港的金融專業服務業發展不對應。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之後，大量香港人移民海外，當時的總督衛奕信為了穩定人心，也要填補香港出現的人才流失，大幅度增加資助大學學額，先把兩所理工學院提升為大學，但當時定下的指標也只是適齡學生人數的18%。

香港的資助大學，從來都有很高的競爭力。因為資助學位的數量少，爭取升讀大學確實是打崩頭。入讀幾所資助院校的都是天子門生，一般不愁出路。每個學生每年都獲得政府的高額平均資助，相對於海外升學便宜很多。特別是一些專業科目，就更是為本地的專業標準度身訂造。所以，香港的資助大學競爭力一直都很強，入學了的也甚少中途退學。

前特首董建華在任時提出，要把大專升學率提升至六成，後來更超額完成。但其後新增的學額，絕大部份都只是副學位。資助大學學士學位，仍然只是適齡學生人數的不足20%。更多人升讀了副學位，但大部份人都不會把完成副學士看作是階段性的終結，因而令大學學士學位的樽頸競爭狀態更緊張。

直到曾蔭權當特首的時候，說要推動「六大產業」，其中一項就是要把香港的大專教育進一步發展，要成為亞太地區大專教育的樞紐，要成為優質大學教育的中心。

把這些不同階段香港領導層發出的豪情壯語，對比今時今日大家面對的事實，可以說是變成了另一番假大空。

就算是在殖民地時代，大專教育也是逐步在發展、擴大，而且越來越民主開放。但到了今天，各間資助大學排住隊拒絕承認學生會，或者以各種行政理由，包括拒絕代收會費，收回學生會的場地，總之是無所不用其極，令入讀大學就只能乖乖讀書好好聽教，不容許有學生組織，不容許質疑及多言。有大學甚至設計了充滿洗腦色彩的所謂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成為學生畢業前的必修課。大家只要看看已經流出來的那幾份教材，就會知道大學教育不但不能求真，還要呼應政權的需要，把不少不符合事實的說法，以灌輸洗腦的方式，來誤導、來塑造權勢期望的年輕人心智。

各大校長及其管理層的表現，更是令人搖頭嘆息。這一個學年，好幾所資助大學針對學生會及教職員的種種新增要求，都可以說是扼殺了大學教育追求真善美的標準。大學呼應新的政治形勢，每周搞升國旗禮、奏國歌，這些形式主義的做法已經十分可笑。幾所大學甚至把幾十年來學生可以自由發表，表達意見的民主牆都清理掉。有大專院校要求教職員出外參與會議或研討會之類的場合之後，要給上級交報告。起碼有兩所大學，把每一節課堂都錄影下來，令部份教職員表明「已經不可能暢所欲言」。有大學甚至以某種形式鼓勵學生針對教職員在課堂上言論舉報篤灰。

在香港現在這個所謂新常態之下，大專院校成為政治打壓的重點。但種種打壓手段造成的結果，首先便是令香港的大專教育嚴重倒退，令香港的大學由充滿競爭性變成吸引力大幅度下跌。從來未有過的退學潮，從來未出現過的低競爭，及必然會出現的低入學門檻，也會令大專教育的質素下跌。如果與筆者入讀大學時的80年代初期比較，仍然是一個大幅度的倒退！這不是嚴重的倒退，還可以算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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