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一片愁雲慘澹、進退維谷之際，中國大陸一位神秘的「權威人士」再次現身，一邊指桑罵槐一邊又安撫打氣，為中共政權壯膽。官媒新華社日前發布一篇題為「十問中國經濟」的文章，聲稱採訪了「權威部門和權威人士」，文章以不具名的一問一答的形式，對十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問題進行政策宣導，內容涵蓋能源短缺、經濟危機和外貿的前景。仔細分析中共內部人士對中國經濟的十個提問，還不如直接對中共的政治生命給予最直接的一問，才會擊中中國經濟問題的真正要害。
對於這個十問，分析家認為，這一招數是在抄毛澤東的工作，所謂「權威人士」或是中共的副總理劉鶴。不管是不是劉鶴，但這個做法本身，確實有毛澤東的鬼影。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可能記得，當時《人民日報》等「兩報一刊」上經常出現一個叫「梁效」的人的作品。所謂的兩報一刊，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的詞彙，兩報是指《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一刊指的是《紅旗》雜誌，都是中共的直接喉舌。兩報到今天還在，《紅旗》1988年改名為《求是》。名字雖然是「求是」，但內容卻既不敢追求真理和真相，也不能明辨是非，枉稱「求是」二字。
「梁效」是甚麼人呢，它是「兩校」亦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個學校的大批判組的代稱。這個三、四十人的「大批判組」，當年佔用了北京大學朗潤園湖畔、外國專家招待所的幽雅小樓，門禁森嚴，教授們集中住宿，物資供應享受外賓的標準。其成員中北大教授20多人，清華10人，還有人大抽調的，直接按毛澤東的授意炮製共產黨的宣傳。在北大讀書時，本科生時是在校園最南邊的43樓，研究生時住在暢春園，後來在25樓，而朗潤園在北大校園的最北面，非常的幽靜，一般人都很少過去的。
中共的這位「權威人士」不是第一次發聲。有人統計過，從毛澤東時代開始，《人民日報》上就出現過「權威人士」的文章，總篇數超過一千。毛澤東去世後，這種行文慢慢地消失。但2015年以來，具有了習近平時代特色的「權威人士」，在中國經濟每每遇到麻煩的時候，就又開始灌輸新一輪的迷魂湯。
2015年5月，曾經有「五問中國經濟—權威人士談當前經濟形勢；2016年1月，有「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權威人士談當前經濟怎麼看怎麼幹」；2016年5月，則有「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據人們說，時下中南海有「南北院」的分歧：南院是「黨中央系統」，北院是「國務院系統」。劉鶴雖然身兼國務院副總理，但顯然背負的是南院黨中央系統的任務；當年與美國特朗普總統的團隊對打貿易戰，他就是以習近平的特使的身份出現的。
「十問中國經濟」，從大幅下滑的第三季度中國經濟主要數據開始。第一個問題，詢問如何看待當前經濟的走勢，和中國經濟的「後勁」何在？回覆是面對經濟下行挑戰時，要「保持戰略定力」，「不搞大水漫灌」，「堅定走高質量發展之路」。這裏，中共的黨務系統顯然是對政府系統的「定力」不夠，對黨中央的信心動搖深表不滿，也對銀行放水的刺激政策表示反對。
對中共的信心不夠，應該不是國務院一家的立場，而是中共體制上上下下在沉船危機即將來臨之際的共識。黨務派系高高在上，一面讓中共權貴階層深得放水帶來的益處，一面讓國務院系統負擔放水帶來的通脹的罪責，簡直就是「既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翻版。所謂「高質量發展」之路，就是中共以市場強迫技術、以一國之力偷竊技術的產業升級策略。在西方技術來源被切斷、中國又缺乏自行開發能力的時刻，中共僵化和窒息性體制，才是中國技術發展不能突破的原因。
新華社的二問「消費投資後勁怎樣，擴內需這盤棋該如何下」，空談「14億人口市場潛力巨大」，但卻不敢提及中國14億人口中，9億人根本沒有甚麼購買力，其可支配收入近乎為零的事實。胡亂鼓吹「超大規模市場潛力無限」，不知道世界已經認識到，中國是人口大國，但不是消費大國；中國有巨大的人口數字，但沒有相應的消費者群體，這樣一個冷酷的現實。
中共的三問也承認，外貿的「高光時刻」可能難以持續，穩主體、穩訂單很有困難。六問提及全球供應鏈新一輪的重構，中國如何「掌握主動權？」南院繼續向世界推廣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塔利班和伊朗、北韓等恐怖主義和流氓政權為伍，還指望繼續從自由社會撈錢？這不啻為南轅北轍、緣木求魚。五問談及限電的問題，及今冬明春如何確保能源安全穩定供應的問題。南院假裝好人、收買人心、取消了對電價的限制，但北院卻會因此對下一步迅速升高的製造業成本、迅速惡化的通貨膨脹而大大的發愁。
十問的七問觸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實現「共同富裕」的夢囈。南院說要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同時要強調「先富帶後富、幫後富。」回答問題的時候，南院的權威人士忘記了，中國先富起來的這「一部份人」，就是中共權貴自己，可能加上他們的白手套們。中南海不妨去問一問這些中共權貴，問一問在加拿大要賣掉兩棟豪宅的孟晚舟們，問一問從恒大替權貴拿走天量財富、如今要國家兜底的許家印們，還有花樣年曾家那樣的紅三代們，看看他們願意不願意身體力行、做出典範、幫助9億月入2,000以下的中國人「帶後富、幫後富？」
中共喉舌的八問，是如何「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中國缺乏公平的市場秩序，沒有公平競爭，不是市場經濟，其最根本的原因無它，就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因為中共在所有的權力上的壟斷。沒有共產黨，中國才會有權力的制衡，才會有公平市場的基礎，才可能有市場經濟。九問談及中國農村「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中共也配談鄉村振興？中共的體制把中國農民死死的捆綁在土地上，不讓他們具有同等的公民身份和地位，中共有甚麼資格談及中國的農民和農村問題？中共動輒奢談甚麼「三農」問題，中共政權才是三農問題、三農危機的始作俑者。
中共喉舌的十問，要「守牢金融防風險底線」，「處理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係」。恒大房地產危機的出現，凸顯中共權貴在通過房地產市場掠奪中國人民財富、巧取豪奪的具體實踐。沒有共產黨，沒有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權貴階層的特權，也就沒有了類似恒大的幾百家中國房地產的暴富過程，也就沒有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也就沒有了中國金融市場的風險。西方的資本已經開始撤離，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相關的金融市場如今孤軍奮戰、孤立無援，習近平派別可能作壁上觀，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指日可待！
十問文章裏派發的定心丸，似乎是想作為中國經濟的救心丸，同時還想著具備對民眾的催眠藥，但其作用實在是有限得很。自由社會的政府要給外界派「定心丸」的時候，通常是由官員公開聲明，或接受媒體公開訪問。做政策宣導，並不是見不得人的事，但中共為何卻遮遮掩掩？經濟政策宣導，應該是國務院的職責，但黨中央卻越俎代庖，以黨代政，偷偷摸摸，不以真面目示人。中共為何要用這種方式？
從毛澤東的「兩校」到習近平的「權威人士」，中共的治國方式實在沒有甚麼長進，還停留在宮廷內鬥的權術遊戲中，使用的是捉刀代筆的墨客。習近平在用這樣的方式與李克強、國務院嗆聲時，對政府系統的經濟政策和策略表示強烈的不滿，顯示出至少在經濟上的倒行逆施方面，習的策略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彈，黨內有了強大的反對力量。
如果是如此，亦即中共的黨政系統和國務院的政府系統需要用這樣的、曲折的渠道去互相嗆聲、表達各自對對方的不滿，這顯然表明，中共的內在運作機制非常的不完善。說美國政府和美國民主黨黨部、或者共和黨黨部在經濟政策上意見不一，甚至公開對立，他們根本不需要這樣曲裏拐彎、錯綜複雜的過程，而是直接對話、直接抨擊就好。其實，美國的政黨也不需要這樣去表達對經濟政策的不滿，任何人都可以批評指正，體制內的官員、獨立的學者、新聞媒體、智庫智囊，都可以隨時、隨地、及時、即時的加以評判。
十問所展現的，是中共這個邪惡的政黨，確實是寄生在中國政府身上的毒瘤，它干擾了正常政府的運作，它無所事事、居高臨下，還無事生非、指手畫腳。為甚麼說，中國經濟的十問，莫若政治的一問呢？因為人們只要認真分析十問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就會發現中國所有經濟問題的癥結和根本，就是中共的統治和中共的特權。所以，與其喋喋不休的問十個經濟上的問題，還不如簡單的問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這個政治上的一問就是，「中共政權你會甚麼時候垮台？」或者，「中共你會甚麼時候退出歷史舞台？」沒有中共的附體吸血，沒有滋養中共權貴的必要，也沒有中共對經濟的干預，中國經濟的各項事物，其實並不難以得到徹底的解決。#
（謝田博士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市場學教授暨約翰奧林棕櫚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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