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層疑分裂 高喊「四個服從」

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日前發文，重提中共早期領導人王明、張國燾的路線鬥爭，同時向黨內高喊「四個服從」。有分析認為，此文背後透露出在中共黨內高層出現了分裂。

新唐人報道，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4日發佈《「四個服從」的由來》一文，介紹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的政治報告中，首次提出「四個服從」，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文章直接點名中共早期領導人王明、張國燾。文中稱，六中全會是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情況下召開的，也是為了總結抗戰的鬥爭經驗、糾正王明在抗戰前期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而召開的一次會議。

文章說，六中全會提出「四個服從」除了與張國燾在長征（北上逃亡）期間，分裂其黨和紅軍造成嚴重後果的教訓相關，更與王明在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期間，拒不執行中共中央決定、向中央鬧獨立性直接相關。

文章提到1937年12月召開的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的七大籌備委員會。會後，王明前往武漢任長江局書記。在武漢，王明另搞一套，不僅不執行中央指示，還多次未經中央同意擅自發表中央決議和會議意見。

文章稱，王明將12月會議精神寫成《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擅自發表，提出「六大綱領」，推翻中央全面抗戰路線，並「誣衊」毛澤東「假抗日，真反蘇」。同時秘密請求在武漢的一位蘇聯人轉告蘇聯領導人，以求共產國際在組織上干預。

值得關注的是，5月1日，中共黨媒《求是》雜誌發表了題為《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事關黨的興衰成敗——學習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體會》一文，文中也罕見地提到張國燾、王明的路線鬥爭。

文章把張國燾、王明作為「分裂」、「要挾中央」、「把個人凌駕於中央之上」的反面例子，加以抨擊，並稱，當時在經過與他們的鬥爭後，全黨才「進一步深刻認識到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的重大意義並成為自覺行動」。

史料記載，當年中共領導人之一的張國濤，在紅軍北上逃亡後，他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的實力遠在紅軍之上，當年他因為與毛澤東鬧內訌，帶領紅四方面軍主力和紅九軍團等組成的西路軍，離開陝北西進，結果在高台縣所在地區，被國民黨軍圍堵全軍覆滅。

西路軍事件是中共黨史中的冤案。在毛澤東死後，真相才由當年的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元帥，親自口述得以披露部份，但因為涉及毛的人品而不能張揚。

不能告人的真相是：毛澤東、周恩來策劃西路軍慘案，借軍閥之手葬送西路軍2萬人的性命，毛、周為了遮掩自己的罪行，反過來倒打一耙，說張國燾擅自率軍逃跑，另立中央，並把2萬人喪命的罪責強加在張國燾頭上。

張國燾於1938年4月初借祭掃黃帝陵之機，離開了中共，投奔國民黨。張國燾晚年在加拿大度過，夫妻和睦，3個兒子也皆在美加定居。

在中共的宣傳中，王明的「罪狀」是：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回國後，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把個人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不尊重、不服從中央領導，嚴重干擾了毛和黨中央正確主張的貫徹執行，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

《大紀元》評論員周曉輝分析說，其實說白了，就是毛澤東要從其手中奪取中共最高權力、擺脫蘇聯的束縛罷了。其後，毛通過整風運動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最高權威。

王明晚年撰寫的《中共50年》一書，對於中共批評自己的說辭均持否定態度，他說，整風運動是文革的「演習」，他還提到毛蓄意給自己下毒。

1956年，王明去蘇聯治病，從此滯留蘇聯。文革爆發後，王明被中共公開抨擊，而王明在國內的親屬也都受到了株連，包括他死去的父親也被紅衛兵鞭屍，繼母也被暴打。

周曉輝表示，張國燾、王明二人，一是看清並脫離中共，一是揭露毛。

而現如今中紀委和中共黨刊均提及兩個人，或許是在暗示當下中共黨內也有這樣的高官，而且應是之前或現下掌握重要權力高官。

這樣的高官不尊重、不服從現中央領導、也就是不服從習近平，沒有做到「四個意識」和「兩個維護」，甚至正意圖分裂中共，要挾最高層。

周曉輝說，中紀委重提張國燾、王明，除了傳遞中共的擔憂之意，還有就是對於張國燾、王明式的高官，中南海不會手軟，而素知聽話聽音的那些高官們，真的會消停嗎？

在此之前，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6月19日頭條發文：《永不叛黨不僅僅是一句誓言》，內文搬出1931年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全家39口，遭周恩來暗殺血腥慘案。

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直言，中南海「山雨欲來」。台大教授明居正則認為，中共刻意重提顧順章案，意在震懾叛黨的官員，這個例子很殘忍，充份運用到了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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