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15日，一位普通的右派、年僅41歲的音樂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遙遠的興凱湖農場。在我看來，興凱湖也應該和夾邊溝一樣進入民族災難史的記憶中。
45年以後，如果不是當年造冊的一本《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流入到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上，被有心人姚小平先生偶然發現，如果不是興凱湖的倖存者之一、因《杜高檔案》面世而廣為人知的文藝評論家杜高看到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權的丈夫莫桂新也在調查表上，微不足道的莫桂新早已被世界所遺忘。
假如說他的不幸遭遇是一層悲劇，那麼他的被遺忘更是一層悲劇，一個見慣了悲劇的民族容易對悲劇的麻木，這又是一層悲劇。
「揭開就會流血的傷疤」，一位音樂家的非正常死亡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在那樣的年頭還有幾個人能以正常的思維想問題呢？莫桂新的死絕不是個別的，僅僅這本1963年7月登記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與莫桂新一樣死在興凱湖農場或北京的清河農場、北苑農場勞動教養的右派，就有94人。
這是一個極不完整的記錄，但就是這個記錄已足夠怵目驚心。
美學家高爾泰等夾邊溝的倖存者曾見證了無數右派同伴的死亡，靠的是記憶，這次發現興凱湖等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是官方的記錄，具有別樣的意義。無論是這樣的官方性質的檔案材料，還是倖存者的記憶，無疑都是一座座山一樣的紀念碑。
也許莫桂新至死都沒有想明白──他在國民黨統治下經常組織唱《黃河大合唱》等進步歌曲；50年代初他還錄製過歌唱西藏解放的唱片，「東方升起喲紅太陽，高山頂上喲放紅光。自從來了解放軍，藏民生活變了樣……」
為甚麼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竟然被羅織了莫須有的「唱反革命歌曲，污衊共產黨八路軍」的罪名，一個傾向左翼、嚮往進步並熱情歌唱新中國的青年音樂家由此就成了「歷史反革命」？
1957年鳴放運動揭幕後，天真爛漫的莫桂新找到上司，質問「肅反」時對他的處理有甚麼事實依據，要求重新審查，為他翻案。他由此而成為「歷史反革命兼右派」，並被劃為6類右派分子中最嚴重的一類：保留公職，勞動教養。
他的妻子也因直言被打成右派、驅逐出京。莫桂新，一個音樂家的悲劇命運就此註定。
如果不是這份《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在舊貨市場上被偶然發現，莫桂新早已被無情的時間之流所淹沒，後人根本就不會留意這位音樂家的生死遭遇，一位勞教右派的死在當時的世俗社會看來更是輕如鴻毛。
他為甚麼而死？他的死僅僅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生命的消亡嗎？這些問題不會有人去思考，也不容許追問。至於他的親人除了哭乾了淚水，除了永遠的心傷，也幾乎沒有其他的選擇。
他死的時候還只有5歲的女兒莫燕說得沒錯，「那是揭開就會流血的傷疤」，然而，只有正視「會流血的傷疤」，恢復歷史的記憶，一個民族才不至於總是白交那些沉重的學費，才會懂得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向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靠近。
莫桂新死後被草草埋葬在一個土丘上，只插上了一塊木牌，上面寫著：「勞動教養分子莫桂新」。用不了多久連這塊木牌也消失了。他身後只留下一隻手錶和一塊蠟染的花土布，如今還由他的女兒珍藏著。
我因此想到了林昭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中送給張元勛的那個小帆船，小小的帆船在胡傑的特寫鏡頭中被放大，成為一個美麗而傷心的象徵。它表示，即使在鐐銬加身，高牆重圍，隨時面臨被虐殺的日夜裏，林昭的心靈依然是那麼純淨，她對人間的愛，她對未來生活的真誠期盼，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莫桂新留下的手錶和蠟染的花土布，我想也是一樣，其中包含著一個音樂家對人間全部的愛，對生活全部的信念。正是這些帶著死者餘溫的遺物，和冷冰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一同構成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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