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廟堂碑》是楷書名碑之一，是初唐四大名家虞世南（虞永興）六十九歲時的成熟之作。貞觀二年，碑成之日，風靡天下，求拓本之人摩肩擦踵，因而碑成不久就拓壞了，「當時車馬填集碑下，氈拓無虛日，故未久而壞」（孫承澤《庚子銷夏記》）。
《孔子廟堂碑》唐拓本在宋代時已經難得，甚於千兩黃金，宋代名書家黃庭堅（山谷）是少數曾見過的人之一，他說過：「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哪購得？」宋人榮咨道曾以三百萬錢購唐拓本，為此碑添了一筆希世史話。（清人孫承澤《庚子銷夏記》）此碑展現唐代正書楷法的晉唐風流，珍傳的「千秋至寶」。清嘉慶乾隆間的書法家、金石家，翁方綱《孔子廟堂碑考》敘述此碑特色：「以圓筆為主，保存了魏晉人筆意，整體自然灑脫，字體大小錯落有致，變化莫測，瀟灑靈動。被視為楷法極則。」
立碑緣起背景和特色：
《孔子廟堂碑》展現了唐楷正書的一種時代風格面貌，同時為唐太宗尊孔子為先聖，並大興儒學的歷史時空作了註記。據《新唐書》記載，在唐太宗之前，國學中釋奠周公，以先師孔子配祀。貞觀二年，臣下上奏，國學的祭典當祀夫子，唐太宗納諫，尊孔子為先聖，大興儒學。唐太宗命令虞世南撰文並書《孔子廟堂碑》碑文；貞觀七年十月，碑石勒成，立在長安新孔廟中，碑高280厘米，寬110厘米，楷書35行，每行64字。虞世南將墨本進呈太宗。
唐太宗奉儒學的道德思想為治世圭臬。《舊唐書》記載，唐太宗「大徵天下儒士，以為學官」，國學中學生能通一大經以上的都能被任為小吏，從而「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人才濟濟，升堂講學的達八千餘人，想想古今中外，能有多少這樣的「大學」！當時許多外邦慕名而來，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都遣子弟入了大唐的國學。[1]
出世之才虞世南
虞世南（西元558—638年）是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貞觀七年，虞世南受封永興縣子爵，故後人敬稱他虞永興。《新唐書．虞世南傳》記載唐太宗讚美虞世南有出世之才，一人兼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充份展現太宗對虞世南的器重和欣賞。
虞世南溫文儒雅，沉靜寡慾，平和中正，「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他外似弱不禁風，風骨高潔抗烈，他的孝悌德行也是出了名的。父親死時，他尚年幼，因哀傷過度而憔悴不堪，除喪後，猶然布衣蔬食。
在隋大業初年，他累授秘書郎，遷為起居舍人。他的哥哥虞世基在當朝貴盛，世南雖和哥哥家同居一處，並沒有受到華衣美食的引誘，依然樸素勤儉自持。隋滅時，宇文化及要殺掉權貴大臣，虞世基為內史侍郎，在劫難逃。世南抱著哥哥嚎啕哭泣，請求代哥哥受刑，哀傷得不成人形。
虞世南求學專心致志，在學識和文詞上都是出世之才。他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他精神意念全盤投入學習之中，「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世南善寫文章，宛然得到南朝詩文大家徐陵的傳承，文辭婉曲富麗。
因為虞世南很博學，觀史析理明澈，且論議持正，衷心出明諫，所以唐太宗常常找虞世南商略古今。《舊唐書》記載，太宗說「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可見唐太宗對虞世南的倚重與肯定。
虞世南的書法老師是同郡的沙門智永，智永是王羲之書藝的傳人，虞世南勤學深究，「妙得其體」，在當時就出了名，《舊唐書》載：「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宋人朱長文《續書斷》說：「世南從（智永）學焉，盡得其法，而有以過之， 其隸、行皆入妙品。」昔日王羲之書法有「入木三分」的體現，虞世南的筆力又如何呢？《書史會要》有一則故事，可供後人一窺究竟。
唐太宗愛極王羲之的書法，乃從虞世南學習。不過太宗寫「戈」腳老是學不像。有一次寫到「戩」字，突發奇想僅寫了左半，再令世南補上「戈」，然後拿給魏徵看。魏徵一看便說：「今窺聖上的書作，就是戩字的戈法逼真。」太宗聽後，歎其真見，此後學書更加努力不懈。
《孔子廟堂碑》之美
虞世南和另一位初唐名書家歐陽詢常被相提並論。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有正書第一碑的美稱，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也有唐代楷法極則的讚譽。兩位大師書風差異鮮明，如何欣賞呢？劉熙載《藝概．書概》給了一個大體的指引：「唐代歐陽詢、虞世南兩家書各佔一體，歐、虞並稱，也有會通之處，其書方圓剛柔交相為用，善學虞者和而不流，善學歐者威而不猛」。
明人湯臨初為虞世南加冠：「唐諸書家，當以虞永興稱首 ……永興（孔子）廟堂真書，圓秀渾成，深得右軍三昧」（《書指》）虞世南學書於智永，傳承王羲之（右軍）書法一脈，珠圓玉潤，煥發君子玉質。明人馮班也說本碑「和緩寬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軍體」（《鈍吟書要》） 。
大體來說，一方書碑剛柔並濟為佳，神采照映為上。明清收藏家孫承澤說《孔子廟堂碑》「珠圓玉潤，神采照映，信為千秋至寶」。此碑得右軍（王羲之）之體，字體變化自在，書風自然灑脫，展現了藝術高度和精神的超然，欣賞虞世南的書法，不能不兼顧藝術與心神兩個世界的交融，這也是此碑「被視為楷法極則」畫龍點睛的神采。
《孔子廟堂碑》圓秀渾成、和緩寬綽的風格如何表現呢？一在用筆，二在結字佈置。「虞世南用筆第一，正鋒善圓，結構善逸書」（明代趙宦光《寒山帚談》）。
劉熙載《藝概．書概》的觀點也提供我們品賞的參考，他說虞書「不外耀鋒芒而內涵筋骨」、「有篆之玉箸意」。「不外耀鋒芒」說的是運筆藏鋒不外露，「內涵筋骨」是筆秉正鋒一貫而行，表現出篆書玉筋般外圓內直的質地（篆書又稱玉箸篆、玉筋篆）。這與《宣和書譜》評虞書「內含剛柔」、「君子藏器」，正相呼應。
再說結字，馮班《鈍吟書要》說：「虞世南能整齊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勻，八方平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孔子廟堂碑》的結字，分間布白非常寬綽疏朗，自然瀟灑中整齊不傾倒，態勢安穩。結字佈置看似寬疏含蓄，但是字的點畫變化、字形向背，上下承蓋，左右高低，承讓呼應，轉角彎折，筆劃粗細等等都有細緻入微、流暢無阻的表現。綜合來說，此碑結字得人品真態，有映帶寬綽之美；疏朗中和藏逸韻，自然灑脫映神采。
在此之外，歷代許多行家對虞世南書法，都看到了「書參於道」的妙契。書評家們說虞之書若自然無為，有仙風道骨。如何展現呢？
我們可以看到本碑點畫精鍊，巧合成字，不迫不僵，情態自在，宛若自然無為。虞世南的書論《筆髓論》說「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為」，「書參於道」正是虞書理論的具體實踐。
許多書評家都說虞世南之書展現仙風道骨之氣，例如清人楊守敬《書學邇言》云「虞永興之廟堂碑，風神凝遠」， 包世臣《藝舟雙楫》說「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具體如何展現呢？
董其昌形容得具體些：「永興自謂於道宇有悟，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是也，大約長捺如辵旁皆前輕後重，放筆圓活，望之如絳雲在霄舒捲」，點出其書法和自然境界的契妙處。《法書要錄》說虞筆下「如層台緩步，高謝風塵」，可以說其筆勢在和緩中有漸次見變化，疏朗寬綽的結字布白瀟灑舒捲，逸韻不同凡俗。
《宣和書譜》評虞世南之書：「立意沉粹若登太華，百盤九折，委曲而入杳冥」，這種變幻高深悠遠的仙韻，來自心之意、心之神，心平氣和，剛柔並濟，靈動入化，無為而至。虞世南《筆髓論》解釋寫字重在「契妙」，「心正氣和，則契於妙」、「書道元妙，必資於神遇，不可以力求也」，說的就是這般自然無為的境界吧。
結語
虞世南之書法自然瀟灑，妙契自然。這種無為得神遇的境界，不僅在筆端的技藝，更是人品精神境界的自然昇華。《孔子廟堂碑》將魏晉蕭散之逸，融入唐代平正法度之中，疏朗寬綽藏逸韻，自然灑脫映神采。有道是出世之才的千秋至寶，實至名歸。
附記：關於版本
欣賞《孔子廟堂碑》時不能不關注版本。原碑壞失於唐，宋代時，此碑的唐拓本已是千金難買。後世有二塊翻刻石，俗稱《西廟堂碑》和《東廟堂碑》。《西廟堂碑》是五代時王彥超於西安翻刻之碑，故而拓本稱為陝西本，簡稱陝本，或稱西安本。另外《東廟堂碑》在元代至正年間於山東城武定陶河岸決堤時出土，此碑為何人何時所翻刻資料闕如，拓本稱定武本。據清代金石學家翁方綱《孔子廟堂碑考》考證，傳世的定武本所據原本比陝本為早。據翁方綱考證，陝本失去虞書真處頗多，有四大失在於攲側、彎圓、尖纖和笨頓。
清金石學家楊守敬《書學邇言》說：「五代陜刻本失之鈍拙，元代城武本失之輕弱，唯臨川李氏所得元康裏氏藏本，經翁覃溪等監刻者，不失矩度。近日李氏又以原本石印，益臻美善矣！ 」
清人李宗瀚藏《孔子廟堂碑》唐拓殘本，得自元代康裏氏藏本，是現存唐拓孤本，現藏日本三井美術館。其中真唐石拓字有一千四百餘字，超過半數，剩餘的不足多用陝本湊補而得。#
註釋
[1] 《舊唐書．儒學傳》記載：「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為學官。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生能通一大經已上，鹹得署吏。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合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玄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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