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剖析了中共的九大邪惡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本文請來自香港的加拿大資深媒體人何良懋,談一談中共的基因之六「搶」——巧取豪奪成為新秩序。

何良懋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表示,「搶」是共產黨的本色,也是這個黨最基本的行為模式之一。它的「搶」靠武力,是流氓式的搶奪他人,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最終佔為己有。

中共搶的對象,可能只是正當的生意人,並沒有任何的剝削。他們靠勤勞智慧,用合法的方式累積了較多的財富,但是中共眼中是「純階級論」,「一說到(地主)階級,成份一旦確定下來,就要鬥爭。一旦鬥爭就當然是武裝鬥爭,就是要人頭落地了」。

近來網上流傳一張「奇襲莆田涵江交通銀行」的舊照片,插圖為一隊人手持刀槍進攻銀行,寫有:「中共福建省委機關南遷閩中後,黃國璋率隊奇襲莆田涵江交通銀行,繳獲法幣400萬元。在阪裏,省委機關的同志將繳獲的法幣用泥土搓磨作舊,分發到各地。」網民紛紛留言:「低情商:搶劫銀行;高情商:奇襲銀行」「低情商:我是土匪;高情商:我是共產黨員」。

事實上,「中共黨支部」這個無處不在的吸血管道,無時無刻不在吸取企業和國家的資金,是一種邪教式的強搶。正所謂「中共的一切都是搶來的」,何良懋談到,中共缺錢缺地而「搶」,在歷史上有三個階段較為突出:紅軍時期、建政後土地改革(及工商改造)、當下中國經濟困難時期。

中共紅軍對富裕家庭「走到哪搶到哪」

何良懋表示,中共是在農村、山區搞武裝割據起家的。1927年南昌暴動和秋收起義先後失敗後,放棄「以城市為中心」的路線,流竄到井岡山相對偏遠貧困的地區。中共利用農民和其他教育程度較低的人,鼓動他們用不正當手段對付地主和所謂土豪劣紳,「目的都是要拿糧餉,因為它們要搞武裝起義,當然就需要軍餉啦。」「第一就是要搶錢,然後就是搶人。有了人,那就需要用錢」。

他用現在網上眾籌的方式做比較:中共起家不是靠眾籌、集資,而是直接強搶,幾乎見到富人就搶。「就是真金白銀的,去搶那些特別有錢的地方上的人。給他們捏造一個罪名,說他們是地主,是剝削階級就可以了,就不管也不會給他們一些公道的說話(機會)。」

1928年12月,毛澤東在井岡山頒佈《井岡山土地法》,宣佈禁止買賣土地,並沒收一切土地。因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後幾次改弦易張,最後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土地,改成「自耕農的田地不沒收」。

1934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根據地日益縮小,棄江西蘇區而北上逃亡,中途路經有人煙之處時,仍然「走到哪搶到哪」。

九評共產黨》寫道:「中共的一切都是搶來的。拉起紅軍搞武裝割據,軍火彈藥、吃飯穿衣需要錢,而『籌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搶銀洋,與土匪沒有區別。李先念的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裏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綁活票』。『綁活票』不『撕票』,即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裏人一壇一壇不斷地送大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餵飽了紅軍,或是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搾,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

「中共的那些軍事家就很厲害的,把這些落難而逃,走難,就變成了是『長征』,還要加大放大這個里程數,說是二萬五千里長征。計算起來根本就沒有二萬五千里,只有幾千里而已。」「最多是上萬,說成是二萬五千里,多了一倍都不止。」

紅軍壓搾並欺侮了富人全家,還要罵人家是「土豪劣紳」。而事實上,毛澤東自己也不是無產階級,「毛澤東在湖南,怎麼說也是個中農,他的父親也是有一些田地的。所以這幫人本身真是人格分裂,它們要搶別人的東西,就說人家是地主土豪剝削人;但它們自己本身,就不會說自己去剝削人。」

「很明顯,在別人身上同樣的事情就會說是壞人,而自己同樣是地主出身,就不是壞人。這些就是,過得了自己就過不了別人的那些東西,這是很不公道的。」

建政後在全國打土豪殺地主

何良懋指出,1949年之後,中共對於地主和土地問題其實有兩部份意見。一部份人認為講法律,把剝削者送上法庭,「我們已經全面掌權了,不要再這樣無法無天了」。但是另一部份以毛澤東為首的人認為,不用走這麼多法律程序,「總之是土豪的就要打,分了他們的財產。而且還要殺人才行,因為殺人才能起到一個警戒的作用」。

這種殺地主的策略,不僅能夠震懾其他的「階級敵人」「壞分子」,「而且殺的人越多,那些前線的小卒,就越能夠得到像毛澤東這類土匪式的共產黨領袖的歡迎。所以就被他們佔了上風」。

結果就真的用暴力進行土改,「不是用一個和平的方法去分田,而是強搶,這個搶的做法就(殺)死了很多人」。黨支部「上呈下達」衝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挑動農民鬥地主,導致近十萬地主喪生。

他感嘆,中共奪權後1950年在全國鬥地主、殺地主,使全社會沒有了秩序,簡直就像一次小型的文化大革命。

而緊隨其後的為消滅資產階級而進行的工商改造,同樣血雨腥風,不少資本家不堪批鬥屈辱而輕生。上海的「空降兵」(跳樓自殺)一時「蔚然成風」。

正如《九評》所說:「『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奪推廣到社會,代替傳統成為新的秩序。共產黨大惡小惡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積。甚麼人都給點小恩小惠,為的是挑動一部份人鬥另一部份人。於是積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會殺人就行。『共產大同』實際成了對暴力豪奪的認同。」

中共搶奪民企 重罰阿里巴巴182億

何良懋說,當下最新中共搶的實例,莫過於官方對電商巨頭阿里巴巴罰款182億人民幣,這在歷史上應該都是破紀錄的罰款。「有多少公司一整年的營業額都沒有達到100億?它就罰款達到182億元。我覺得這次不是罰款,根本就是搶錢。」

他指,中共從2016年左右開始發現自己缺錢,緊接著特朗普上台之後,對中國的貿易等各方面不斷地施壓,所以2017、2018年,國庫(黨庫)越來越空虛。後來又爆發了疫情,美國對高科技產品禁運、限制晶片,外商出走等等,使中國大陸的生產出現危機。

如今官方壓榨阿里巴巴巨額財富,與當年紅軍「綁活票搶銀洋」實質無異,「這就是共產黨的一種土匪、流氓、無賴的特色」。

他質疑,如果馬雲無法無天的經營,早就應該有行政機構去巡查,去要求他改正,怎麼能突然間就罰人家182億?那些監察的官員都不需要負責嗎?「既然說他壟斷,那以前的官員個個都睡著了嗎?要不就是包庇馬雲,要不就是你條例不清晰。」

說到根本,中國最壟斷的絕不是哪個民企,而是中共自己,壟斷全國的資源和政治權力,它才最應該被罰錢,「要罰一萬億 、一萬八千二百億都不止」。中共「其身不正」,搶奪並壟斷了這個社會的一切,還說在官員眼皮底下合法經營的企業壟斷,真是「壟斷頭子反用壟斷要挾別人」。

更惹笑的是,阿里巴巴隨即表示「堅決服從」處罰。不僅要任人宰割,還要主動「感恩戴德」,這就是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搶完,接著還要謝謝你來搶我,我堅決服從啊!」

香港可能強徵土地 上演「打土豪分田地」

2020年,親共的香港紫荊黨成立,被指因不滿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日後欲取代民建聯。其稱要爭取香港民眾的「廣泛支持」,贏得區議會和立法會席位。紫荊黨執委伍俊飛在上月內部刊物中撰文暗示,中共有在香港「使用警力強制徵地的權力」,從而「協調香港的土地供應」。

何良懋預見,香港將會上演「打土豪,分田地」。

他對新界的鄉紳說:「拜託你要看路,前面有很多政治泥潭,一個不小心,粉身碎骨。」「7‧21」事件中,白衣人兇手被中共用完即棄,不是靠著共產黨就可以作威作福的,「抓著藤條滿街走,(以為)打完人不用負責,繼續去種西瓜(有兇手被曝瓜農身份),不行的。共產黨將會把你當作是condom(避孕套),扔了你,接著就抓你坐牢。」

紫荊黨執委的文章,在他眼中,真是已經為香港的鄉紳敲響了喪鐘。「將會在新界很多宗地,很多所謂的原居民的土地(強制徵地),這次有得煩了。」

「打土豪分田地」起源於1927年共軍躲避國民黨圍剿,逃到了農村建立蘇區,每到一處都要「打土豪」,搶掠鄉紳的土地和財富。同樣的「搶」又在1950年土地改革中在全國上演,打著「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把從地主富農那裏搶走的田地分發給農民,幾年後又借三大改造全都收歸集體所有使用。農民幫助中共消滅了地主階級,最後受苦的卻還是農民。

「要收地,可以強徵土地,不就是變相『打土豪分田地』嗎?然後呢,再重新再配那個土地;然後再給紅色的權貴,(從而)在香港有他們新的經濟資源。」這種土地再分配套路,簡直與1950年土改如出一轍。

他提醒投靠共產黨的人,「不要以為『西瓜靠大邊』,不要以為共產黨可以幫到你,它用完你就會把你扔了。今天是朋友,明天是敵人。」權傾一時的國家主席都可以死無葬身之地,這些鄉紳在黨的眼裏又算甚麼?

他強調,中共一定是「搶」字當頭,走到哪裏搶到哪裏,所以不要對其抱有幻想。在當下經濟困難時期,「 它的『搶』的DNA,只會越來越顯性、越來越強橫,不會降低的。」

被它搶了錢的人,好運的能撿回條命,倒霉就連命都沒了。「打土豪分田地,那些所謂被它打下去的土豪,要跪玻璃、打死、生殺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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