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衛美國代表 與武漢病毒所的關係

世界衛生組織（WHO，世衛組織）近日派專家組前往中國武漢，追查新冠病毒起源的消息又上了新聞頭條，但不是因為正確的理由。

《華爾街日報》3月17日的一篇文章顯示，中共在允許誰前往武漢進行所謂的調查方面有否決權，因此從一開始，這項調查的表面目的就有了污點。

中共的權力使其可以有效地挑選應該加入團隊的人選，唯一被邀請參加世衛組織調查的美國人是彼得達斯扎克（Peter Daszak），他是「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這是一個由政府資助的非營利組織，據稱該組織從事預防大流行的研究。

達斯扎克被精心挑選出來參與這項工作，似乎並非巧合。事實上，考慮到他自己可能的動機，他可能是中共掩蓋病毒起源的最大希望。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們要回顧一下達斯扎克與武漢病毒研究所（以下簡稱武毒所）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至少可以追溯到2013年，當年他與實驗室主任石正麗共同撰寫了一份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報告。

達斯扎克於2017年和2018年與石正麗合作發表了更多文章。不僅達斯扎克和石正麗合作發表文章引發質疑，還有他們合作的內容。他們2013年的研究，成功地讓致命病毒對接到人類細胞受體上。

這些病毒是從雲南省的菊頭蝠身上分離出來的，雲南省距離武漢一千多英里。目前尚不清楚病毒是被提取出來帶到武漢的，還是蝙蝠本身被帶到武漢。

2018年4月，中共央視新聞畫面顯示，這些蝙蝠可能已經被帶到了實驗室。

2017年2月23日，中國病毒專家石正麗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P4實驗室裏。（Getty Image）

達斯扎克本人在2020年11月的推特上，就蝙蝠可能已經被帶到了實驗室這一問題，與一名帖子的作者起了爭執。不知出於甚麼原因，他隨後刪除了這條推文，在刪除時，達斯扎克沒有給出解釋，而是在推特上屏蔽了這位帖主。達斯扎克和石正麗的合作研究不是祕密。他們從蝙蝠身上分離出了一種致命的病毒，這一事實使他們在研究界出了名：一篇題為《蝙蝠是SARS冠狀病毒的動物宿主：經過10年的病毒追蹤後證明了這一假設》的文章寫道︰「近日，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博士領導的團隊，和生態健康聯盟的彼得達斯扎克博士，在中國菊頭蝠身上發現了SL-CoVs冠狀病毒，與人類SARS冠狀病毒有95%的相似度，並且能夠使用人類血管緊張素轉換脢2（ACE2）受體進行對接和進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分離出了第一個已知的活蝙蝠SL-CoVs冠狀病毒，可以在人類和相關細胞中複製。」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對達斯扎克和石正麗所做的工作感到興奮。2015年，石正麗改造出「一種已適應小鼠的SARS-CoV冠狀病毒，這是與蝙蝠冠狀病毒SHC014的突起具有相同結構的嵌合病毒」。通俗地說，她在實驗室裏人工合成了一種蝙蝠冠狀病毒的雜交版本。這項研究是在2013年石正麗與達斯扎克共同進行的研究基礎上進行的，在那次研究中，這種病毒首次在實驗室中分離出來。這導致國際科學周刊《自然》（Nature）在2015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蝙蝠病毒基因改造引發了關於高風險研究的爭論》（Engineered Bat Virus stir Debate Over Risky Research）的文章。

達斯扎克和石正麗所做的這類實驗被稱為功能增益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這是一個旨在提高病毒毒性和致命性的研究，考慮到當前大流行的狀況，這一研究引起了更多的疑問。

《自然》雜誌2015年的一篇文章援引達斯扎克的話，他為這類實驗辯護，因為這類實驗將有助於識別「從候選的新興病原體到明確的、有當前危險性的病毒」，但其他人並不同意。羅格斯大學教授理查德埃布里特（Richard Ebright）在同一篇文章中說：「這項工作的唯一影響是在實驗室裏創造了一種新的、非自然的風險。」

從本質上說，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是否值得從野生動物身上分離病毒，並在實驗室裏對其進行試驗，以防病毒有朝一日可能會自然地走同一條路徑突變，還是這種實驗出問題的風險太高？

並不只有科學家在《自然》雜誌上發文章，發現這種實驗風險太高。奧巴馬政府也認定，這些功能增益研究風險太大，並於2014年在美國暫停了這些實驗。

雖然這項研究本身引起了很大的擔憂，但武毒所進行實驗的方式也引起了很大的擔憂。2018年1月，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派出環境、科學和衛生部門的工作人員到該研究所調查有關生物安全不足的情況。

《華盛頓郵報》獲得的大使館發回華盛頓的外交電報中寫道：「在與武毒所實驗室的科學家們交流時，發現該實驗室嚴重缺乏安全操作這個高污染實驗室所需的、經過適當培訓的技術人員和研究人員。」

達斯扎克本人在2015年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一篇合作論文中，也警告了實驗室外洩的風險。他說：「在所有高風險的界面和宿主中，只有在野生動物交易和實驗室中通過與野生動物接觸而傳播給人類的病毒，如各種病毒，更具有廣泛的地理傳播的可能。」

達斯扎克的合作者石正麗也在2010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雲南的實驗室外洩事故，如何導致漢坦病毒爆發。

這並未結束。在奧巴馬政府禁止功能增益研究後，達斯扎克把這項工作外包給了武毒所。達斯扎克外包的項目名為「了解蝙蝠冠狀病毒出現的風險」（Understanding the Risk of Bat Coronavirus Emergence），由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的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資助。目前還不清楚福奇給達斯扎克的370萬美元美國政府的資助中，有多少最終落到了武毒所，但達斯扎克項目的研究成果中，有很多文章涉及到武毒所的蝙蝠實驗。

達斯扎克宣傳自己的成果，甚至2019年11月在推特上說：「我們在與蝙蝠非典型肺炎相關的冠狀病毒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利用重組病毒∕人源化小鼠識別出與人類細胞結合的冠狀病毒。」

在2019年12月YouTube頻道MicrobeTV的採訪中，達斯扎克誇口說，他可以「很容易地在實驗室人為操縱（冠狀病毒）」。他還解釋了冠狀病毒如何「在實驗室中進入人體細胞」，並表示他已經開始了將冠狀病毒與其它病毒相結合的嵌合體（由來自多個生物體的遺傳物質組成的雜交生物體）實驗。

達斯扎克於2019年12月接受採訪後不久，武漢爆發蝙蝠冠狀病毒的消息開始傳出來。儘管達斯扎克了解武毒所在2020年前進行的冠狀病毒實驗，但他仍然推動科學界和媒體將注意力放在病毒是自然起源的說法上。2020年2月18日，發表在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上的一份聯合聲明中，達斯扎克和其他人聲稱，科學家們「壓倒性地得出結論，這種冠狀病毒起源於野生動物，就像其它許多新興病原體一樣」。

回想起來，這句話的最後一部份似乎特別做作。正如他聲明的下一部份所說：「陰謀論只會製造恐懼、謠言和偏見，危及我們在抗擊這種病毒方面的全球合作。」

根據「信息自由法令」，後來獲得的信息揭示，達斯扎克不僅起草了這份聲明，而且還說服其他科學家簽字，試圖「避免被當作政治聲明來看待」。

達斯扎克進一步想要「以一種不會關聯到我們的合作的方式來發佈，這樣我們就能最大限度地發出獨立的聲音」。

《柳葉刀》沒有披露這份聲明中的4位簽名者，曾在生態健康聯盟為達斯扎克工作。《柳葉刀》沒有撤回這一聲明，或者至少加上有利益衝突的說明，而是在2020年11月23日宣佈，讓達斯扎克擔任該雜誌的特別工作組的負責人，追溯病毒的起源。該工作組有一半成員是2020年2月聲明的簽署者。

同樣是在2020年2月，達斯扎克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先發制人地抨擊了病毒「誤導運動和陰謀論者」，同時宣稱「大流行通常是從動物身上的病毒開始的，當人類與它們接觸時，病毒就會傳到人身上」。他還宣稱：「我們大致知道病毒的來源，以及原因」，當時我們對這種病毒的起源幾乎一無所知。

最後的侮辱是達斯扎克被任命為世衛組織專家組的成員，該小組的任務是查明病毒的來源，甚至在他動身去中國之前，達斯扎克就已經認定，實驗室外洩的說法是「陰謀論」和「無稽之談」。

2021年2月3日，彼得達斯扎克（右）和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組其他成員，抵達武漢病毒研究所。（Getty Images）

自他從中國回來後，達斯扎克更加努力地阻止實驗室外洩的說法。他最近對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表示，他的「團隊發現了新的證據，表明這些（野生動物）養殖場向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的商販供應（野生動物），新冠病毒在武漢早期爆發時就在該市場」。對於這種不實之辭，NPR並沒有反駁，當時連世衛組織在武漢之行後也承認，「所有與動物產品或動物有關的樣品全部為陰性」。

在3月10日由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主持的直播中，達斯扎克被問及武毒所為何刪除了包含1.6萬多個病毒序列的數據庫，以及世衛組織為何沒有要求查看這些序列。他的回應是為他在武毒所的合作者做擔保，並聲稱數據庫中沒有任何相關內容。

很難想像還有人比達斯扎克更沒資格調查病毒的起源。他與武毒所有直接合作，進行有風險的蝙蝠病毒研究，還吹噓自己操縱了蝙蝠病毒的基因改造，與武毒所一起合作發表論文，並為該所提供資金。

達斯扎克似乎與該所主任是朋友，在2020年11月7日的一條推特上，他寫道：「期待我們和正麗、林發（王林發：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新發突發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人稱「蝙蝠俠」）一起喝白酒、唱卡拉OK的特別時刻。」達斯扎克在真相大白之前，就排除了實驗室外洩的可能性。

除了中共之外，有誰會認為讓他負責調查病毒的來源是個好主意呢？俗話說，讓狐狸看雞舍，還能指望有甚麼結果呢。

只要讓達斯扎克調查，我們就永遠也查不出武毒所裏到底發生了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