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楊(成武)、 余(立金)、傅(崇碧)

在「楊、余、傅」問題上,「林辦」秘書張雲生明確寫道:1968年3月24日(即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軍隊幹部大會宣佈對楊、余、傅的處理那天,書中錯排為「2月」和「23 日」)下午,「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汪東興4人來見林彪,據說,他們是奉毛澤東的指示,來向林彪通報中央碰頭會的情況,就處理楊成武等人的問題徵詢林彪的意見。

中央的決定已經作出,現在來徵求林彪的意見只是一個程序」。此外,林彪在大會上講:「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的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的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

此時毛澤東正在幕後,林彪、周恩來等講完話後,毛澤東才走出來與全體與會者見面。據參加了那次大會、後曾在林辦幫助工作的官偉勳回憶:事後林豆豆(林彪的女兒編注)從外地回到北京,去問林彪:「楊成武有甚麼問題?為甚麼打倒他?」林彪竟回答:「是啊,楊成武有甚麼問題?」林豆豆說:「是你發表的講話,下邊都傳達了,你怎麼會不知道楊成武是甚麼問題?」

林彪說:「是啊,我講了些甚麼來?把葉群叫來,楊成武到底有甚麼問題,讓她講講!」林豆豆出來就對秘書們講:「你們看,這就是我們的副統帥,他自己講的話,拿掉了楊、余、傅,他還說他不知道楊成武是甚麼問題。」

我們雖不清楚毛澤東為甚麼要在剛打倒了「王、關、戚」三個文人後接著又下決心打倒「楊、余、傅」三個軍人,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這筆賬怎麼也不能算到林彪一人身上。

打倒劉少奇

林彪在《日記》中寫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好不尋常!我、伯達、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貴客,還有婆娘。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來覆去問:「中央有人要搶班奪權,怎麼辦?要搞修正主義,怎麼辦?」又問:「軍隊不會跟著搞修正主義吧!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書記處都要排斥姓毛的。毛還是黨的主席、軍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個天翻地亂。」

今天,毛來電吩咐說:「昨天我生日,心情舒暢,酒喝了過多,發了一通,不算數」,要我們不要傳開。我想毛下一步要從北京市委、從計委、從中辦、從文化部開刀。

林彪在另一則《日記》中寫道: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一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剷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

(按: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十六日,會議通過由陳伯達、康生起草,毛澤東作了七處修改的《五一六通知》。通過時,朱德、陳雲、李富春三人棄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決意要除劉、鄧。劉鄧提議,六一年八月召開黨的九大。毛說:要請長假調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開九大。毛說:要返故鄉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復辟搞修正主義,六四年是排斥毛奪權。

毛在會上指:劉鄧主要還是五十天的問題,能認識、檢討就可以了。會後,和伯達、康生、謝富治說:劉鄧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特別是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B52」下指令,要整一批不服氣、不買賬的老帥,藉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權力。婆娘、謝、張(春橋)鋒芒畢露,執行「B52」部署不遺餘力,黨心、軍心、民心會發自內心:「毛主席萬歲!」

眾所周知,「打倒劉少奇」的決策更是毛澤東獨自一人作出的。當他1966 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時,林彪還躲在大連「養病」沒有到會,對此一無所知。

據楊成武回憶:「黨中央於 1967年春成立了對幹部的專案審查小組,組長是周恩來,副組長是陳伯達,成員有江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人」。下轄的「王光美組,實際上是負責審查王光美和劉少奇二人的所謂『問題』,……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指定康生、江青等人分管該案」。

1967年1月13日夜,毛澤東突然派秘書徐業夫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去談話。但毛澤東卻並沒有明確表示甚麼,劉少奇向他提出辭職,願意承擔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以儘快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澤東卻不置可否,而莫測高深地建議劉少奇讀法國海格爾的《機械唯物論》、狄德羅的《機械人》和中國古代的《淮南子》等書。

王光美當時對劉少奇的秘書說:「毛主席見到他第一句話就問平平的腿好了沒有,可見毛主席對我們這裏的事還是很瞭解的。」這句「可見毛主席對我們這裏的事還是很瞭解的」真是意味深長。因為此前在中南海劉少奇住地已經連續發生了造反派以「平平受傷」為名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去接受批鬥、中南海造反派高呼著「打倒劉少奇」的口號進入劉少奇住地貼批劉大字報等事情。

此後不久,3月16日,毛澤東就批准下發了《中共中央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出獄問題的批示》,其中特別寫明:「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干的」。出獄後,「由於劉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們安插在黨、政、軍的重要崗位上」。

接著,3月3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和4月1日《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同時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進一步掀起了對劉少奇展開「革命大批判」的浪潮,這篇文章向劉少奇提出咄咄逼人的八個「為甚麼」(即八條罪狀),並自問自答地公開宣佈「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甚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此文就是由毛澤東親自於3月下旬修改定稿並稱為「寫得很好」的。

劉少奇讀到這篇在毛澤東看來「寫得很好」的文章時,氣憤地說:「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贓!」並把刊登文章的《紅旗》雜誌摔到地板上。緊接著,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在5月8日由《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等同時發表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公開批判劉少奇的重要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也是經毛澤東多次審閱修改並親筆加寫了一些文字後批准發表的。但毛澤東並不以此為滿足。

8月28日,毛澤東在上海審閱修改姚文元及其寫作班子寫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時,在批示中要求:「還宜在二三個月內寫幾篇批劉文章,你是否有時間擔負起來。明後日擬和你一談」。真是一心「痛打落水狗」。

9月下旬毛澤東回到北京後,親自召集會議,把給劉少奇歷史問題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來,要求把它作為召開「九大」的各項準備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來抓,並且一直抓得很緊。因周恩來對抓這一專案不賣勁,一直無法取得重大突破,毛澤東決定由江青接管此案,並由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從旁協助,儘快把劉的歷史問題定下案來……

而林彪呢?除去在幾次公開會議上按照中央的安排和毛澤東的意圖作過「批劉」的講話外,看不到有甚麼作為。對於將劉少奇定為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中央專案組審查報告,林彪的批示是「完全同意」和「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林彪在這裏又一次向歷史表明,此審查報告是江青一手包辦的,與我無關。

林彪私下裏還對林豆豆說過:「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劉沒有道理」 。 據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紅衛兵「揪劉火線」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紮寨」掀起 「打倒劉少奇」高潮中,一天我給林彪講一份中央文革關於清華大學造反派學生領袖蒯大富的材料時,「林彪隨口說了這麼幾句令我當時頗為驚奇的話:『劉少奇是黨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劉少奇,實際是反黨!』」

清查五一六

「清查五一六運動」其打擊面之寬,清查時間之長,成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冤案。(網絡圖片)
「清查五一六運動」其打擊面之寬,清查時間之長,成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冤案。(網絡圖片)

「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本來只是一個受極左思潮影響而自發建立起來以炮打周恩來為主要目標的青年學生組織。1967年9月7日,新華社播發(《人民日報》次日發表)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公開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組織」「五一六」的問題。

毛澤東為此文加寫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份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此後,「清查五一六」逐漸擴大成為全國範圍的一場大運動,其罪名擴大為「三指向」(即鬥爭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指向人民解放軍),其打擊面之寬,清查時間之長,成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冤案。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中的「清查五一六運動」辭條中說:「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就抓『五一六』問題作了『新的指示』。林彪號召: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五一六』徹底搞出來」。

但據「林辦」工作人員所瞭解的情況,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林彪一直在蘇州。因此林彪這個「召開大會」和「號召」是否準確?除去這一句話外,在整個清查「五一六」 運動中,看不到林彪有甚麼具體作為。倒是毛澤東和其他人有不少具體指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