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後，有人把「十年浩劫」的責任卸在林彪的頭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們信以為真，成為他們的義務宣傳員。而林彪早有先見之明，留下《日記》以便洗刷自己的罪名。
奪權
林彪在《日記》中寫道：1967年1月9日：一月革命，上海奪權鬥爭，是「B52」（林私下對毛澤東的稱呼）授權眼鏡蛇（林私下對張春橋的稱呼）、婆娘（林私下對江青的稱呼）搞的。全國各處，從上至下、天南地北展開奪權鬥爭。誰奪誰的權？婆娘代「B52」到處放炮，到處打、砸、搶、抓、鬥，到處埋下仇恨種子。
1957年1月20日：局勢繼續亂，二十五個省區告急癱瘓。動用武裝部門、保衛部門武器參與武鬥。雙方都堅持忠於同一個神，同一個魂，同一個旨。
「B52」對局勢的發展開始感到不安。每天上報武鬥傷亡數目數千人。提出軍隊下去支左穩定局面，如不行，實施軍管。我說，是個好的決策，但軍隊下去要有個方向，有個時間表，軍隊本身有戰備任務。
文革中的奪權是毛澤東未同文革其他領導人商量而獨自發出的號召。以致陳伯達和周恩來在1967年1月1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誓師大會」上，先後講話中都強調了反對「接管風」。
此時說的「接管」，實際上就是奪權的另一種說法（後來才統稱為奪權）。陳伯達明確指責說，接管風是走資派的「新花樣」，讓造反派接管，他們跑到台後，讓我們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搞得不好，他們看笑話。他提出，除個別地點、機關外，應該大量採取派群眾代表監督的方式。周恩來在講話中也強調了不要形成接管風。
據王力回憶：陳伯達的上述講話大會剛散會，毛主席馬上知道了，馬上開會批評陳伯達。毛主席說：就是要奪權，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
毛主席然後講了一大篇的話，後來寫成《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這就是號召奪權口號的背景，這是毛主席的系統的思想，是第一篇公開號召奪權的文章。
身為「副統帥」的林彪，面對統帥提出來的業已轟轟烈烈的奪權運動不能不表態，1月23日，林講：「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有的早奪，有的遲奪」，「或者上面奪，或者下面奪，或者上下結合奪」。可是「九一三」事件後，有人就抓住林彪「1月23日的講活」不放，作為林彪「策劃奪權」的罪證大肆宣傳。
據王力回憶，在林彪講話前即在1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的講話：「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奪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後，是甚麼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再判斷」。王力還說：「這也有檔案可查」。並強調「周總理傳達的毛主席這段話後果很嚴重」。
反擊二月逆流
林彪在《日記》中寫道：1967年3月15日：一批老帥鬧了懷仁堂，是衝著「B52」的婆娘和幾個得意忘形的先鋒的，激怒了「B52」，下令叫老帥去休息。總理也給批了：搞折衷主義。文革幫取代了政治局，一場風暴會逼來。
「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居然說出「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這樣明顯歪曲事實的話，真是天大的笑話。
老人們都還記得把1967年1月中旬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軍委常委碰頭會（即「大鬧京西賓館」）和2月中旬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碰頭會（即「大鬧懷仁堂」）統稱為「二月抗爭」（即當年批判的「二月逆流」），在「大鬧京西賓館」中，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後來被稱作林彪的「心腹大將」）的黃永勝，就公開發言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
葉劍英把會議情況報告了林彪。林彪也表示對中央文革的不滿，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他還把江青叫到毛家灣家中，大發了一頓脾氣，盛怒之下把跟前的茶几都掀翻，還喝令葉群把江青趕走……毛澤東在聽取江青等人關於所謂「大鬧懷仁堂」的情況匯報後，大發雷霆，責令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決定對他們三人進行批判。
這個「反擊二月逆流」又是毛澤東未同中共其他領導人商量獨自作出的決定。在所謂「二月逆流」高峰的2月17日，譚震林懷著滿腔忿恨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醜化黨」、「真比武則天還兇」。林彪無奈將此信轉報毛澤東，說：「譚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預料之外」。
林彪用「糊塗」、「墮落」這樣的字眼，顯然是在搪塞。據「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譚震林分別寫了給林彪和毛澤東內容大致相同的信，「林彪和葉群在看到這封信之後，大受震動。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還是甚麼都不說。葉群則感到這封信將給自己帶來一場災難：林彪對之表態不是，不表態也不是。因此她趕緊把這封信從秘書手裏收回去，一再叮囑我們『對誰也不要講』」。
「然而沒過兩天，林彪又把譚震林的信批給了主席。……主席閱後將原件退回毛家灣，林彪見到後將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紙簍裏。後來葉群又背著林彪將這些碎紙片撿回，並將它貼在一張白紙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櫃裏。這是林彪發洩對毛澤東不滿的真實一幕……」
當毛澤東在2月19日凌晨召集嚴厲指責譚震林、陳毅等人的緊急會議時，本來通知了林彪參加，但林彪以「身體不好」為由請假，派了葉群作為他的代表……後來在「反擊二月逆流」時，江青因「大鬧京西賓館」事非要壓黃永勝作檢討，黃永勝在請示林彪後，始終頂住沒有理睬。江青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可見，「林彪一夥」實際上直接（如黃永勝）或間接（如林彪）地參與了「二月抗爭」。
武鬥
林彪在《日記》中寫道：1966年12月30日：運動要失控：學校停課了，工礦企業大部份停頓了，農村也要革命了，黨政機關都反了，全國都動了。
「B52」說：「亂一亂怕甚麼？大亂才能大治」。上海十多萬人參加武鬥，全市癱瘓。伯達問我意見，我意見很簡單：「武鬥不行。誰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戰爭。我反對武鬥、打人」。我問總理：「上海是不是那個眼鏡蛇搞的？」總理告訴我：「一、很反對武鬥；二、情況不怎麼了解，要等最高指示」。
（按：1966年12月30日，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國大規模武鬥的開端。）
正當1967年夏，全國到處爆發大規模武鬥，許多地方出現了群眾組織搶奪解放軍槍支用於武鬥的情況。毛澤東正在武漢，想親自處理武漢問題，對搶槍武鬥等情況居然持樂觀、欣賞態度。7月14日，毛澤東在同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談話中說：「我看湖南、江西、南昌、廬山、贛州經過大武鬥，形勢大好，陣線也分明了」。
另據王力回憶：「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說：『為甚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主席還誇獎鋼工總在水院修築工事好，還說自己要親自去看一看」。另據「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當他把各地武鬥情況向林彪匯報時，「林彪似也牢騷滿腹。他自言自語：『文化大革命，變成武化大革命嘍』！」
7月下旬，林彪聽到關於各地發生搶槍事件的匯報後，口述了給毛澤東的信，大意是：武漢事件後，亟待處理的一些問題正在處理。對於陳再道等人的問題，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針辦。……當前的問題仍然是兩派對立，武鬥升級；特別是少數群眾組織搶奪部隊槍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發生，情況比較嚴重，因此急需採取一些嚴厲措施，否則……。兩天後從上海帶來了毛澤東的親筆批示，說，對於群眾搶槍的事，不必看得過於嚴重。所謂群眾搶槍，有些地方實際上是部隊向他們所支持的一派發槍。因此，對此事的處理似可不急，待時機成熟後再去從容解決。
8月4日，在上海的毛澤東以「潤之」的署名單獨寫信給江青，認為全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因此要武裝左派，決定發槍，「好像部隊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裝」。
如此涉及軍隊的重大決策，毛澤東不與林彪商量，卻寫信告訴江青。此信「提出『應大量武裝左派』和實行『群眾專政』兩個問題，稱『如此左派聲威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
就在同一天，張春橋、王洪文指揮上海「工總司」向上海柴油機廠群眾組織「聯司」發起武力進攻，對「聯司」一派實行了血腥鎮壓。而這一公開的大規模武鬥就在毛澤東的眼皮下進行。沒有毛澤東的首肯或默許，張春橋之流能這麼膽大妄為嗎？這可真是「左派聲威大振……」啊！
8月25日由毛澤東批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中，就按照毛澤東這一思想公開提出：「關於武裝革命群眾，必須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弄清情況，通過協商，報告中央批准，然後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
毛澤東有關發槍武裝造反派（即所謂「左派」）的想法，造成了給武鬥火上加油的嚴重後果。「全國被群眾組織搶去的部隊槍支和民兵槍支共有多少？後來總參有關部門上報了一個大概統計數字：500多萬！這就是說，被搶去的槍支恰巧與當時全軍兵力的總數相等！」
然而，毛澤東對這一期間（1967年7、8、9月）全國各地爆發大規模武鬥的「全面內戰」情況居然給予高度評價：「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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