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第一號號令」
所謂「第一號號令」而指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共發佈「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襲」緊急動員令。
關於這件事，林彪幸好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的日記中有著這樣記載：
會議發生爭議，氣氛很緊張。「B52」突然離題提出，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蘇修要宣佈開戰，美帝準備入侵，蔣介石部署反攻大陸，印度要侵佔西藏。到會的都給突發性幽靈所勾劃出的最新情報怔住，都提出了疑問，等著總理、我的態度。我還是不想表態，被「B52」點了名，就說了：「蔣介石反攻大陸還要老闆點頭，加大擾亂、挑釁，會的。另一個因素看，我們局勢能穩定下來、正常了，諒不敢大的軍事挑釁。蘇修宣佈開戰，還得有個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戰陷得很深。」三個老帥也認同我的分析。
「B52」當即發怒：「看來我和親密戰友不夠親密了，我又變成了少數。我以黨主席提議，民主表決。同意我的意見請舉手，反對的不舉手。」通過了。一個老帥改變立場，四人未舉手。（按：三個老帥指朱德、劉伯承、葉劍英，是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改變立場的是葉劍英。四個未舉手的是朱德、林彪、劉伯承、陳伯達）。
事後毛澤東倒打一耙，即「九一三事件」後，在中共中央下發的有關《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上是這樣說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發佈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這樣的大事，竟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
毛死後，有關「第一號號令」，當事人和所謂研究者有過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第一號號令」事先是否報告了毛澤東。毛的保鏢汪東興回憶說，林採用電話記錄的方式，於十月十九日用急件傳閱給毛澤東，先交周恩來，由周轉毛閱。汪將傳閱送毛，毛一臉不高興的樣子，說「燒掉」，自己拿起火柴點著了傳閱件。當天晚上，周恩來打電話給汪，問毛看過緊急電話通知沒有，汪告毛已經燒掉，周驚詫未語。
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增訂版有一個引人注意的修改。這本書一九八一年版本的敘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被毛澤東發現後制止」。修訂後的敘述是：「同日，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做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刪去了「借口」、「擅自」等語。）
時到八十年代中期，黨史編寫人員不可能不看《林彪日記》，而這些人仍抹著良心編寫黨史，企圖繼續欺騙人民。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欺騙全體人民於一時，也可以欺騙部份人民永遠，但你不能欺騙全體人民於永遠。」
現在有了《林彪日記》作證，上述論點純屬栽贓行為。
一打三反
從1970年1月開始，「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全國展開了聲勢凌厲的「一打三反」（即打擊反革命份子的破壞活動，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運動。這一運動實際上以「一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份子的破壞活動」為中心，而所謂「現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對或「破壞」「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人。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一書記載：「據統計，1970年2月至11月共10個月捕了『反革命份子』等28.48萬多名，許多案件屬於冤假錯案」。這一年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許多地方都有像遇羅克這樣的思想先驅者被槍斃，像張志新這樣的優秀共產黨人被判處死刑……而這一運動是怎樣開展起來的呢？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月30日 （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並提出：『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份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三十一日，指示發出」。
總之，客觀地回顧「文化大革命」的具體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在總的方面，其實只算得上一個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所謂「親密戰友」、「副統帥」，不過是毛澤東用於一時的擺設而已。不過，林彪這個觀潮派、逍遙派，又不同於一般幹部和民眾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而有其特殊性。
因為林彪的地位特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副統帥」，許多事情顯得像是他在直接領導、發號施令。周恩來上報的或毛澤東批示下發的文件，一般都要到林彪那裏走一趟，由他批幾個字或畫一個圈。長期以來，特別是毛澤東及其徒孫們操縱輿論的「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故意把毛澤東和別的領導人的批示和表態隱去，而對林彪的「畫圈」或批示、講話則取其所需大肆渲染，從而給人造成一種只有林彪在製造動亂的假象。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對毛澤東與江青、林彪與葉群這兩對當代中國政壇上特殊的「政治夫妻」，對江青和葉群這兩個特殊身份的人物，又採取了顯著的雙重標準：對江青所幹的壞事，儘量說成是與毛澤東無關，儘量為毛澤東洗刷、開脫，儘量渲染毛澤東對江青的一些批評、指責；而對葉群所幹的壞事，則儘量說成是林彪的授意或林彪的責任，儘量籠統歸罪於「林彪集團」……這樣，儘管「文化大革命」已被徹底否定了幾十年，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林彪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氏徒孫們借「批林批孔」運動「妖魔化」的那個形象。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書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他說：「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裏，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瞭解，不知文革運動怎麼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台，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著實難堪」 。
楊成武後來也這樣回憶：「林雖是副統帥，但常委碰頭會、軍委、國務院；國防、外交、經貿等等，都是周恩來管，具體事沒給林彪權」 。
「林辦」秘書張雲生在談到林彪對開始出現武鬥的態度時說：「也許他並不贊成這樣做，因為他多次在背地流露過對『武鬥』的不滿，但他的『接班人』角色卻形同虛設，沒起甚麼作用」。從「文化大革命」中震動一時的「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一案也可以看出林彪「接班人」地位之虛空。
1967年8月，毛澤東眼見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線到處碰壁，他的 「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謊言無法掩蓋全國大動亂的現實，特別是各地支左部隊與「左派群眾組織」關係緊張甚至衝突不斷，便獨自作出了打倒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關鋒（不久又加上了戚本禹）的決定，以拋出替罪羊來轉嫁罪責。
他叫楊成武從上海回北京向周恩來傳達他的決定。楊成武回北京向周恩來匯報後，周恩來又叫他去向林彪匯報毛澤東的這一決定。楊成武說：「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讓我只單獨向您一人匯報。並讓我轉告您，這件事讓您一個人單獨處理。」
周恩來說：「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對主席講時，說是我讓您向林副主席通報的。」楊成武遂飛赴北戴河向林彪通報，林彪聽後「只是微微地點了個頭」，楊成武問有甚麼指示，林彪答：「沒有了。」
可見，毛澤東不但不與林彪商量、討論，甚至根本不向林彪通報。連周恩來都認為「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
對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表現，曾擔任審查林彪專案組重要成員的紀登奎也有生動的回憶。紀坡民在《上台下台，任職辭職－－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中是這樣說的：「中央無論討論甚麼問題，都聽不到這位副統帥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很多，各方面的問題都能聽到他的指示。可是這位副統帥，中央討論工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農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財貿，還是沒有他的意見，討論政治問題，比如整黨，也沒有他的意見……我想，也許林副統帥在考慮甚麼重大的軍事戰略問題吧。可是，後來我到軍隊工作以後，發現還是這樣：中央和軍委無論討論戰備、訓練、科研、軍工，還是討論軍隊的政治工作，都沒有這位副統帥的指示，聽不到他的任何意見。」
紀登奎當面向林彪匯報軍隊工作，提出軍隊副職太多、形成冗員的問題，林彪聽說後只說了一句話：「就是啊，那怎麼辦呢？」紀登奎的回憶，把林彪勾畫出了一幅逍遙派的畫像。
其實，毛澤東早就看穿了林彪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當觀潮派、逍遙派的意圖，曾當面斥責他「想當明世宗」，並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明世宗即明代嘉靖皇帝，他迷信道教，求長生，二十多年不見朝臣，不問政事。說林彪「想當明世宗」，不正是說他想當觀潮派、逍遙派嗎？綜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體表現，他並非只是「想當」，而確實是在很大程度上當了觀潮派、逍遙派。
當然，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副統帥」，林彪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岸上觀潮不下水，完全逍遙事外一點不介入，不可能甚麼壞事都沒幹過，不可能甚麼人都沒整過。在當時的體制和政治環境裏，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有誰能完全置身事外？有誰的手能保持乾淨？目前史學界已廣泛認同這個觀點：政治運動中的不少受害者，往往同時又是加害者。正如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根據清代一首《剃頭歌》改寫的《整人歌》所說：
「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林彪自然也難逃這個歷史局限。我們說他是「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就是從他對「文化大革命」所抱的總的態度和所起到的總的作用來看的。我們希望澄清史實，分清歷史責任，是誰的責任，有多大責任，不要按一時的政治需要去加以剪裁、取捨，既不要「為尊者諱」，也不要搞「妖魔化」。（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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