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第一號號令」

所謂「第一號號令」而指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共發佈「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襲」緊急動員令。

關於這件事,林彪幸好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的日記中有著這樣記載:

會議發生爭議,氣氛很緊張。「B52」突然離題提出,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蘇修要宣佈開戰,美帝準備入侵,蔣介石部署反攻大陸,印度要侵佔西藏。到會的都給突發性幽靈所勾劃出的最新情報怔住,都提出了疑問,等著總理、我的態度。我還是不想表態,被「B52」點了名,就說了:「蔣介石反攻大陸還要老闆點頭,加大擾亂、挑釁,會的。另一個因素看,我們局勢能穩定下來、正常了,諒不敢大的軍事挑釁。蘇修宣佈開戰,還得有個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戰陷得很深。」三個老帥也認同我的分析。

「B52」當即發怒:「看來我和親密戰友不夠親密了,我又變成了少數。我以黨主席提議,民主表決。同意我的意見請舉手,反對的不舉手。」通過了。一個老帥改變立場,四人未舉手。(按:三個老帥指朱德、劉伯承、葉劍英,是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改變立場的是葉劍英。四個未舉手的是朱德、林彪、劉伯承、陳伯達)。

事後毛澤東倒打一耙,即「九一三事件」後,在中共中央下發的有關《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上是這樣說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發佈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這樣的大事,竟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

毛死後,有關「第一號號令」,當事人和所謂研究者有過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第一號號令」事先是否報告了毛澤東。毛的保鏢汪東興回憶說,林採用電話記錄的方式,於十月十九日用急件傳閱給毛澤東,先交周恩來,由周轉毛閱。汪將傳閱送毛,毛一臉不高興的樣子,說「燒掉」,自己拿起火柴點著了傳閱件。當天晚上,周恩來打電話給汪,問毛看過緊急電話通知沒有,汪告毛已經燒掉,周驚詫未語。

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增訂版有一個引人注意的修改。這本書一九八一年版本的敘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被毛澤東發現後制止」。修訂後的敘述是:「同日,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做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刪去了「借口」、「擅自」等語。)

時到八十年代中期,黨史編寫人員不可能不看《林彪日記》,而這些人仍抹著良心編寫黨史,企圖繼續欺騙人民。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欺騙全體人民於一時,也可以欺騙部份人民永遠,但你不能欺騙全體人民於永遠。」

現在有了《林彪日記》作證,上述論點純屬栽贓行為。

一打三反

從1970年1月開始,「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全國展開了聲勢凌厲的「一打三反」(即打擊反革命份子的破壞活動,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運動。這一運動實際上以「一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份子的破壞活動」為中心,而所謂「現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對或「破壞」「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人。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一書記載:「據統計,1970年2月至11月共10個月捕了『反革命份子』等28.48萬多名,許多案件屬於冤假錯案」。這一年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許多地方都有像遇羅克這樣的思想先驅者被槍斃,像張志新這樣的優秀共產黨人被判處死刑……而這一運動是怎樣開展起來的呢?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月30日 (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並提出:『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份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三十一日,指示發出」。

總之,客觀地回顧「文化大革命」的具體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在總的方面,其實只算得上一個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所謂「親密戰友」、「副統帥」,不過是毛澤東用於一時的擺設而已。不過,林彪這個觀潮派、逍遙派,又不同於一般幹部和民眾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而有其特殊性。

因為林彪的地位特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副統帥」,許多事情顯得像是他在直接領導、發號施令。周恩來上報的或毛澤東批示下發的文件,一般都要到林彪那裏走一趟,由他批幾個字或畫一個圈。長期以來,特別是毛澤東及其徒孫們操縱輿論的「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故意把毛澤東和別的領導人的批示和表態隱去,而對林彪的「畫圈」或批示、講話則取其所需大肆渲染,從而給人造成一種只有林彪在製造動亂的假象。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對毛澤東與江青、林彪與葉群這兩對當代中國政壇上特殊的「政治夫妻」,對江青和葉群這兩個特殊身份的人物,又採取了顯著的雙重標準:對江青所幹的壞事,儘量說成是與毛澤東無關,儘量為毛澤東洗刷、開脫,儘量渲染毛澤東對江青的一些批評、指責;而對葉群所幹的壞事,則儘量說成是林彪的授意或林彪的責任,儘量籠統歸罪於「林彪集團」……這樣,儘管「文化大革命」已被徹底否定了幾十年,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林彪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氏徒孫們借「批林批孔」運動「妖魔化」的那個形象。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書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他說:「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裏,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瞭解,不知文革運動怎麼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台,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著實難堪」 。

楊成武後來也這樣回憶:「林雖是副統帥,但常委碰頭會、軍委、國務院;國防、外交、經貿等等,都是周恩來管,具體事沒給林彪權」 。

「林辦」秘書張雲生在談到林彪對開始出現武鬥的態度時說:「也許他並不贊成這樣做,因為他多次在背地流露過對『武鬥』的不滿,但他的『接班人』角色卻形同虛設,沒起甚麼作用」。從「文化大革命」中震動一時的「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一案也可以看出林彪「接班人」地位之虛空。

1967年8月,毛澤東眼見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線到處碰壁,他的 「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謊言無法掩蓋全國大動亂的現實,特別是各地支左部隊與「左派群眾組織」關係緊張甚至衝突不斷,便獨自作出了打倒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關鋒(不久又加上了戚本禹)的決定,以拋出替罪羊來轉嫁罪責。

他叫楊成武從上海回北京向周恩來傳達他的決定。楊成武回北京向周恩來匯報後,周恩來又叫他去向林彪匯報毛澤東的這一決定。楊成武說:「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讓我只單獨向您一人匯報。並讓我轉告您,這件事讓您一個人單獨處理。」

周恩來說:「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對主席講時,說是我讓您向林副主席通報的。」楊成武遂飛赴北戴河向林彪通報,林彪聽後「只是微微地點了個頭」,楊成武問有甚麼指示,林彪答:「沒有了。」

可見,毛澤東不但不與林彪商量、討論,甚至根本不向林彪通報。連周恩來都認為「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

對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表現,曾擔任審查林彪專案組重要成員的紀登奎也有生動的回憶。紀坡民在《上台下台,任職辭職--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中是這樣說的:「中央無論討論甚麼問題,都聽不到這位副統帥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很多,各方面的問題都能聽到他的指示。可是這位副統帥,中央討論工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農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財貿,還是沒有他的意見,討論政治問題,比如整黨,也沒有他的意見……我想,也許林副統帥在考慮甚麼重大的軍事戰略問題吧。可是,後來我到軍隊工作以後,發現還是這樣:中央和軍委無論討論戰備、訓練、科研、軍工,還是討論軍隊的政治工作,都沒有這位副統帥的指示,聽不到他的任何意見。」

紀登奎當面向林彪匯報軍隊工作,提出軍隊副職太多、形成冗員的問題,林彪聽說後只說了一句話:「就是啊,那怎麼辦呢?」紀登奎的回憶,把林彪勾畫出了一幅逍遙派的畫像。

其實,毛澤東早就看穿了林彪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當觀潮派、逍遙派的意圖,曾當面斥責他「想當明世宗」,並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明世宗即明代嘉靖皇帝,他迷信道教,求長生,二十多年不見朝臣,不問政事。說林彪「想當明世宗」,不正是說他想當觀潮派、逍遙派嗎?綜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體表現,他並非只是「想當」,而確實是在很大程度上當了觀潮派、逍遙派。

當然,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副統帥」,林彪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岸上觀潮不下水,完全逍遙事外一點不介入,不可能甚麼壞事都沒幹過,不可能甚麼人都沒整過。在當時的體制和政治環境裏,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有誰能完全置身事外?有誰的手能保持乾淨?目前史學界已廣泛認同這個觀點:政治運動中的不少受害者,往往同時又是加害者。正如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根據清代一首《剃頭歌》改寫的《整人歌》所說:

「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林彪自然也難逃這個歷史局限。我們說他是「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就是從他對「文化大革命」所抱的總的態度和所起到的總的作用來看的。我們希望澄清史實,分清歷史責任,是誰的責任,有多大責任,不要按一時的政治需要去加以剪裁、取捨,既不要「為尊者諱」,也不要搞「妖魔化」。(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