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深陷鴉片類藥物濫用危機，為何佔世界人口總數5%的美國人消費了全球80%的鴉片類藥物？而中國這個化學製劑出口大國卻自稱「在控制芬太尼濫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事情的真相到底是甚麼？
國際社會與中共合作禁毒的過程中有甚麼教訓？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Vanda Felbab-Brown所寫的《芬太尼和地緣政治：控制來自中國的毒品》為了尋找答案，研究了中國在禁毒和兩個監管領域——走私野生動植物和香煙的近期執法歷史，發現中澳合作制止中國走私毒品到澳洲的案例特別有啟發性。
中國的非法冰毒生產
在21世紀初期，中國南部沿海地區成為非法冰毒的主要生產地，所產冰毒主要供給澳洲。與芬太尼一樣，冰毒很容易大規模生產，其前體藥物在中國可以合法買到，大多數來自中國的冰毒藏在運往澳洲的合法貨物中，或者通過郵寄走私到澳洲。
報告說，然而中共政府對抑制中國的冰毒生產興趣不大，因為非法經濟在貧困地區創造了就業機會，並在中國境外滋養了藥物濫用。二十多年來，中國的冰毒市場一直分叉。在中國非法生產的高質量冰毒被運往澳洲，據說侵蝕了四分之一的澳洲人口。而中國自身不斷增長的冰毒需求，則由緬甸生產供給，通常與中國少數民族或緬甸軍隊有聯繫。
幾年來，澳洲政府「徒勞地」勸說中國禁毒。報告說，這是因為中共官員否認中國是冰毒的來源地，即使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說，東南亞截獲的一半冰毒都來自中國，中共也不承認。不過，澳洲聯邦警察（AFP）早在1999年便在北京正式設立了辦事處，遠遠領先於西方的其它執法同行。
歐洲的「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19年1月也發佈了一份報告說，緬甸冰毒氾濫，在中國境內生產的化學品是製造冰毒的重要成份，呼籲中國阻止前體化合物跨境進入緬甸，而不是為這些化學品的走私活動大開綠燈。
村委書記成「冰毒教父」
慢慢地，中澳開始合作禁毒。2013年12月29日，廣東警方出動三千餘名警力，動用直升機和邊防快艇，將博社村團團包圍。當時，在這個一萬多人的村莊中，村民正在「冰毒教父」、村委書記蔡東家為首的老闆的監督下，在冰毒工廠或自己的房子裏製造冰毒，有孩子經常被送去做冰毒生意。
報告說，政府和村級中共官員受賄，保護了非法冰毒生產。此次突擊行動繳獲冰毒3噸，在澳洲的市場價值為27億澳元；此外還有150噸前體化學品，並逮捕了村委書記在內的182人。此後當地經濟幾乎癱瘓，村委書記正在修建的別墅成了爛尾樓。村民說，該別墅門廊一根大理石就價值三十多萬人民幣。原先製毒帶來的環境污染難以在短期內轉變，企業關門，年輕人離開村莊，剩下的婦孺老人有時一天的收入只有4美元。
幾個月後，廣東警方又突襲了廣東陸豐另一個冰毒基地，當時中國三分之一的冰毒產量來自陸豐地區。就如同在博社村一樣，大多數參加製毒的是窮人和失業者。然後由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販毒集團組織國際走私活動。
中共政府掃毒的動力
報告說，中共政府擴大掃毒的關鍵動力是，中國的冰毒走私和生產者開始滿足上海這種繁華都市日益增長的冰毒需求。根據中國禁毒委員會（NNCC）的資訊，中國的冰毒使用人數在2010年之後激增，到2019年，冰毒成為中國危害人數最多的毒品。根據NNCC的數據，中國有記錄的吸毒者有260萬人，但非官方評估為至少1,400萬人。
2015年11月由澳洲聯邦警方、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共同成立了「火焰」緝毒隊。報告說，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後，希望通過中澳執法合作達成引渡條約的簽署，因為澳洲方面需要北京的幫助來壓製冰毒流通，而中國需要引渡條約讓外逃貪官「無處可藏」。不過雙方前所未有的合作並沒有平息澳洲方面對合約的質疑，澳洲政府繼續關注中國廣泛的侵犯人權行為，擔心被引渡者會遭受酷刑、不人道待遇以及死刑。
販毒頭目多出自中國
中澳合作禁毒後，澳洲又出現了新的冰毒供應來源——緬甸，緬甸已經為中國市場生產冰毒二十多年。這時中國能提供的幫助變弱，儘管一些主要的販毒頭目是中國人。例如一名叫謝志樂（Tse Chi Lop，音譯）的國際大毒梟就出生在廣東。
謝志樂的「Sam Gor（粵語：三哥）」集團被認為是佔主導地位的東亞有組織犯罪集團，通過東南亞、澳洲和南太平洋地區走私毒品，控制著該地區冰毒批發市場的40%～70%，年收入在80億至180億美元之間。位於緬甸撣邦等與中國接壤地區的販毒頭目也是中國人。
報告指出，即使毒品問題在中國日益氾濫、中國販毒頭目位居全球毒品梯隊的頂端，也沒能推動中共政府嘗試以任何方式抑制緬甸的冰毒生產。報告作者說，中國的地緣戰略、經濟和邊界穩定利益超過了其對公共衛生的考慮。
總而言之，報告認為中澳合作禁毒是多種因素促成的，包括中國試圖將美國的親密盟友澳洲作為關鍵經濟夥伴，並鼓勵澳洲不要和華盛頓站在一起嚴重反對中國。
中共否認其對毒品氾濫的責任
報告作者也審查了中國對捲菸法規的執行。雖然這不涉及芬太尼或冰毒，但它仍然涉及中國對全球國際貿易煙草制度的遵守和北京簽署的世界衛生組織條約。報告認為，煙草部份的執法也揭示了既得利益者忽視法規的趨勢。報告說，2018年被美國財政部列入全球頭號毒販名單亦成為首批遭受制裁的芬太尼毒販張健和嚴小兵，仍在中國逍遙法外。此外，中共當局一貫否認其應對毒品氾濫負責，認為從中國到美國的鴉片類藥物「極為有限」，對國內外的任何批評超敏感，一直試圖將芬太尼過量問題歸咎於美國，認為美國對芬太尼的需求是問題的根源，而不是在中國不受約束的芬太尼生產或執法不足。
毒品可以在一個國家生產，出口到另一個國家，其收益可以在第三個國家洗錢。因此解決世界毒品問題需要有效的國際合作。報告說，中國已經對打擊此類犯罪表現出興趣不大。例如，墨西哥政府曾遊說中國停止販運芬太尼和前體到墨西哥，但中國官員稱那是其它國家自己的毒品問題。同樣，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和墨西哥都無法說服中國打擊從中國運往墨西哥的大量前體毒品，從而助長了冰毒在美國和墨西哥的氾濫，它造成的影響是毀滅性的。
止痛藥救人變害人
為甚麼美國人會消費如此多的鴉片類藥物？印地安那大學—普渡大學韋恩堡分校的心理學副教授迪金文泰（Jeannie D. DiClementi）曾在英文大紀元時報上發表文章說，在近五十年來，吸毒的癮君子群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變化和醫療政策有關。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現象和美國醫生如何處理疼痛的做法有關。20世紀60年代以前，大家沒有把疼痛當作很重要的事情。90年代開始，研究人員和臨床醫生都提倡積極治療疼痛。為免除疼痛，使用鎮痛藥就成了人們的首選，限制相應減少，醫生被鼓勵「更充份地免除病人的痛苦」。鴉片類鎮痛藥的銷售量自然水漲船高。隨即出現了過量服用的問題。
可以說，走到今天這地步，美國監管機構、醫療界、藥廠都負有責任。因此這兩年來美國有大量個人和政府的訴訟，指責藥廠在推銷止痛藥時使用了欺騙性營銷手段，隱瞞了這些藥物的長期成癮副作用，這和90年代末美國煙草行業面臨的大量訴訟有些類似。
華爾街日報8月18日報道，美國各州在鴉片類藥物訴訟中向藥廠尋求264億美元賠償，旨在追究一些公司對普遍存在的藥物成癮的責任。據說，目前的談判涉及McKesson Co.（MCK）、AmerisourceBergen Co.（ABC）和康德樂公司（Cardinal Health Inc., CAH），這三家公司合計分銷了美國的大多數藥品，另外還涉及生產部份鴉片類止痛藥的強生公司。
報告建議：繼續制裁和起訴中國毒梟
芬太尼的濫用情況則有所不同。大部份被濫用的芬太尼來源於非法合成，而不是醫療機構。那麼，中國是否等到中國社會也出現大規模毒品氾濫危機後，才會採取更有效的政策打擊非法生產和毒品販運呢？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Vanda Felbab-Brown的報告認為，審查中國幾十年來對致命煙草業的溫和監管可知，北京仍可能系統性地將既得利益的經濟目標置於公共衛生之前。
報告最後建議，美國應繼續制裁和起訴中國人非法走私芬太尼，隨著時間的推移，合成毒品的非法生產或蔓延到許多其它地區，帶來更多挑戰。
8月25日，美國財政部指控中國化學家兼化學供應商張濤濤（Taotao Zhang）和一家香港公司將芬太尼非法販運到美國，並對他們實施制裁，張濤濤是該公司的董事。這是最新一起美方制裁或起訴中國人非法走私芬太尼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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