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賦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的性質，使其成為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務的專門機構。
8月底，「紅色恐怖」在郊縣上了一個新台階。從8月27日到9月初，北京郊縣掀起屠殺「黑五類」份子的狂潮，最嚴重的是昌平縣和大興縣。
1966年8月起，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北京市部份中學紅衛兵在北京市進行大規模抄家、毆打、屠殺活動。截至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區造成上千人死亡，釀成了所謂「紅八月」。
紅衛兵打死人的事件曾被彙報到毛澤東處，毛澤東反對發出制止打人的《緊急呼籲書》，並指示不要進行干涉。紅衛兵此後掀起了毆打、屠殺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高潮。
如果說城市打殺的還是資本家、小業主之類，那麼郊縣清理的則是地道的「黑五類」。因此，「紅色恐怖」在郊縣上了一個新台階。從8月27日到9月初，北京郊縣掀起屠殺「黑五類」份子的狂潮，最嚴重的是昌平縣和大興縣。
8月27日，昌平縣公安系統傳達公安部長謝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強調「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要「把『黑五類』份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有的民警就向紅衛兵組織介紹了當地「黑五類」份子的情況，同時也講了謝「打死人我們根本管不著」的講話精神。於是昌平縣提出了「斬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號，為斬草除根，不僅消滅一般的「黑五類」份子，而且亂殺家屬。僅僅十來天，昌平縣24個公社就有14個公社打死人，總共打死327人。連只有幾個月大的男嬰也被打死，各人民公社間展開了殺人比賽。駭人聽聞的事情發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負責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裝部副部長、派出所民警和紅衛兵負責人開會，佈置「掃四舊」。會上宣讀並印發了北京西城糾察隊「以血償血、以命抵命」的傳單，決定全公社統一行動。當晚，燕丹磚廠聲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動，打死4人。派出所負責人趕赴現場表示支持，並說：「現在公安局打破舊框框，群眾說了算，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28日、30日，公社兩次召開電話會議，逐村公佈打死人的數字，宣稱「破四舊」進展順利，打死「黑五類」大快人心。回龍觀行動不力，會上受了批評，於是連夜打死30餘人。到9月6日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聽聞中越公社打殺「黑五類」，黑山寨公社公安員分別到黑山寨、辛莊兩村和黑山寨中學遊說，說「紅衛兵打壞人沒事」，「中越公社一個磚廠一夜就打死十幾個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隊在中學操場打死「四類份子」（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2人。有教師問：「這樣做符合政策嗎？」公安員答：「怎麼不符合？對地、富可以武鬥，這就是當前的政策。」同一天，經公安員批准，辛莊大隊打死9人。隨後打殺之風蔓延到望寶川、南莊、北莊等大隊。連幾個月大的男嬰也被打死，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興縣的屠殺事件也是從傳達謝富治的講話開始的。1966年8月26日，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支持鼓勵殺人的講話。根據講話精神和市局「支持紅衛兵，保衛紅衛兵」的指示，決定由治安科副科長張某負責聯繫紅衛兵。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馬村大隊治保主任又將全隊「四類」份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關起來，設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個監獄。大隊書記李恩元率十幾人在大隊部審問，隨提隨審，隨殺隨埋，一條龍行事。
動手最晚但殺人卻最多的是大辛莊公社，指揮該公社屠殺的是高福興（公社主任）、胡德福（公社團委書記）。高福興、胡德福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最新「精神」，開會制定了殺「四類」份子的計劃，命令各大隊必須於當天（8月31日）夜間將「地、富」份子及其親屬全部殺害。經過精心策劃，胡當場宣佈：31日夜間10點半統一行動，是「拔尖子」還是「一掃光」，由各大隊自己決定。31日夜，全公社有9個大隊（黎明、中心、新生、紅升、楊各莊、東黃等等）殺了人，其中黎明大隊殺人最多。高福興親臨殺人現場督戰，批評紅升殺得少（殺2人），表揚黎明殺得多（殺11戶、56人），雖然只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一夜殺了110餘口人。
大辛莊的殺人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抓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的大隊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上電線的，人一出來就觸電而亡，沒任何聲響，順利地將其全家殺害。
從29日到31日，大興共殺死324人（男232，女92）。被殺者，最大80歲，最小的才38天。殺死「四類」份子175人，家屬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戶，有22戶被殺絕。由於31日殺人最多，故當地人稱之為大興「八三一事件」。
與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不同的是，道縣文革殺人持續66天，昌平縣和大興縣大屠殺則集中在短短幾天中。後來可能顧及國際影響（靠近北京），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大規模屠殺遂停止。
筆者猜測因為該地處北京近郊，中共本想速戰速決，殺光黑五類，卻被不明就裏的大興縣委「干擾」（大興縣委書記等人下去制止屠殺）。由於殺人沒達到中共的指標，當時曾去制止屠殺的中共大興縣委書記王振元於1967年被揪回原籍浙江省樂清縣批鬥，此後失去消息，人間蒸發，下落不明。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和殺人手段來看，這是一場有人精心策劃組織的屠殺行動，但縣委派人制止殺人，顯然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組織者是縣以上的領導人物。按「文革」初期的形勢而言，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及「西糾」、「聯動」。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分析，屠殺指示從公安系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大興縣大屠殺也與由文革初期由高幹子女組成的紅衛兵的前身——「西糾」、「聯動」有關，公安部門有些人也知道內幕，有些人掌握了鄧榕和其他的高幹聯動成員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兇手的證據。還有人也掌握了聯動成員於1966年8月在北京大興縣殺死大批所謂的「黑五類」人員的證據。
後來，高福興和胡德福被當作替罪羊被判刑。1983年鄧小平指示胡耀邦給高福興和胡德福等人平反，但北京市公安部門的幾個幹部因良心未泯同情這些無辜被殺的「黑五類」而向這些人的家屬通風報信，結果這些家屬上訪，反對給高福興和胡德福平反。於是中共把這幾個知道內情的公安也作為三種人秘密殺掉（讓他們出差到雲南，王震監斬）。但這24名公安都按因公死亡處理，也給了他們的家屬撫恤金。其中五個幹部還被授予了烈士稱號，他們的家屬還以為他們真的是因公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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