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至今70年過去，現在回頭去看，董時進與毛澤東都是明白人：毛發動土改、董反對土改，兩人都「火眼金睛」，兩人對土改將會產生的結果都心中有數——
董看到的結果是：土地碎片化不利於農業發展；農民分得土地後激發出來的熱情不可能持久；農村生產力將遭到破壞；農民分得的土地將得而復失；國家稅收受影響；不勞而獲、用暴力手段奪取他人財產將導致人性淪喪……一樁樁一件件，不幸言中。
毛看到的結果是：鬥地主分田地分財產（有的地方甚至分地主的女人）所向無敵；貧苦農民的鬥爭熱情、發財欲望被極大地激發起來；通過土改運動，得到廣大農民的普遍擁護；向全國顯示了鋼鐵般的執政意志……毛澤東成功地收割了豐碩的土改果實。
可以說，土改之後的幾十次運動無不潛藏著土改的兩條「基因」，達到了兩種結果。
兩條基因：1、發動者權力獨大，一旦「揮手」，運動便洶湧而起不可阻擋；2、整人與破壞成為每次運動的核心要素。
兩種結果：1、每搞一次運動都把發動者的威權推向更高，為下一次運動「熱身」；2、每搞一次運動都把人性底線推向更低直至跌破。最終，權成刀俎，民為魚肉，整個社會陷於停頓與腐爛。
毛澤東發動土改運動與董時進反對土改運動，基點截然不同：董在專業與民生。毛在權謀與奪權。於是，《董時進上毛主席書》的結果由此註定；土改運動之後幾十次運動的不斷發動、民族精英不斷被整治殺戮、國家一次次被推向災難也由此註定。
董時光回國情況
弟弟董時光，就遠不如哥哥董時進幸運了。回國僅4年即被打成右派，接著被判刑勞教，在服刑中死於勞改營。
死亡原因、地點、埋骨之地至今眾說紛紜。因為他回國不久即落難，押送勞改營後即與世隔絕，後來又死於與世隔絕的勞改營，致使世人對他瞭解甚少。在目前面世的有關他的文章中，對其年齡、留學情況、出國、歸國時間等都多有錯訛。
董時光回國後，住在北京豐盛胡同18號回國留學生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他親筆填寫的《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登記表》（以下簡稱《登記表》），該表由「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製作。
填寫內容包括個人、家庭、留學經歷和回國經過、對新中國的認識、回國動機及回國後的感想等。《登記表》顯示了董時光部份人生軌跡，也可以看出他是個思想進步、熱愛祖國的留學生。
1947年，董時光考上公費留學，曾是四川省派五名公費生之一，但不知甚麼原因，始終未領過公費，所以系自費留學。
他1948年4月27日出國，1953年2月27日回國。回國時35歲，未婚。出國後先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後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留學，從事教育理論、教育史、教育心理、哲學等學科的研究。
在「家庭成員」一欄，他填寫了3個人：大哥董時進、三哥董時恒和侄兒董保華。在3個人的「政治面貌」欄內，對大哥董時進，他填寫的是「親美反動」；三哥和侄兒都是「愛國前進」。
在「有哪些進步的社會關係」一欄裏，他填寫了胡士襄、滕大春等，胡、滕兩個人的「政治面貌」都是「前進」，即進步人士。胡士襄當時在北京心理研究所；滕大春在天津河北師範學院。
49後，胡士襄（2006年去世）、滕大春（2002年去世）同為河北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兩人都是《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者。胡士襄曾任天津市政協委員，滕大春曾任河北省社科聯副主席。
緊接著，在「有哪些反動的社會關係」一欄裏，他只寫了這樣一段話：「本人生性耿直，素缺涵養，凡是政治意見相左者，均不能容忍，所以，沒有法子同這幫人往來，連自己的親哥哥也因此常常爭吵。」
沒有填寫任何「反動的社會關係」而是填寫這麼一段看來與「社會關係」不粘邊的話，一則表明自己沒有任何「反動的社會關係」，二則借此表明政治態度：即使董時進是自己的親哥哥，也因其「親美反動」而常常與其發生爭吵。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董時光確實是一位「愛國前進」的進步人士。至少，他以此表明了自己「愛國前進」的政治態度。這點，他在「登記表」接下來的各欄中填寫的內容還可以進一步得到證實。
在「國內外詳細學歷和經歷」表的「證明人」一欄，他分別把文幼章和陳天池分別填寫為自己在多倫多大學和科羅拉多大學留學的證明人。文幼章，加拿大人，英文名James Gareth Endicott，終身致力於中加友好的國際知名人士。1948年當選多倫多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1953年榮獲加強國際和平史達林獎金。
陳天池，浙江諸暨人，1941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學生運動積極參加者，1946年赴美留學，1949年任科羅拉多大學研究員，1950年回國，先後參加土改和「三反」「五反」等運動，1954年加入中共，1960年出席全國文教群英會，1968 年死於文革。兩位先生無疑都是進步人士。
「回國經過情形」一欄，他填寫道：「……1950年夏朝鮮戰事爆發，我曾作文抨擊美國對外政策投到Bonlden城的英文報《每日攝影》上（董喜愛攝影）……該報將我的稿子大概是送到特務機關去了。1951年9月我在三藩市以共黨嫌疑被捕，審訊一次，所發問題大半根據那兩篇稿子的內容，終以證據不足，十天後交千元保證金（借來的）釋放。但被判驅逐出境，在獄外聽候驅撥。以後一直沒有下文。1952年10月，我自己寫信去催，直至1953年2月4日始執行。我之所以寧願接受驅逐，是為了省下一筆路費。」
「在國外對新中國的認識及回國動機」一欄，他真情地填寫道：「……解放前國內一片悲觀，很少有人料到會解放得如此之快。……及解放以後，大規模的建設又接踵而至，每一條鐵路，每一個工廠，每一所學校、醫院的建立，每一種法令的頒行，無不使人興奮。朝鮮戰事爆發後，我志願軍一鼓而驅美軍至三十八度線以南，使我們海外留學生第一次感到作中國人的驕傲。至個人回國動機，簡單說來有下列幾點：1、鄉土觀念。中國是我的祖國，我生於斯，長於斯，自然有一種像小孩對母親的那種愛情。2、在外國常受迫害，已如前述，此處不贅。3、祖國光明前途的引誘。我們出生的時代，恰逢我國歷史上受帝國主義侵略最嚴重的時代，因此我們日日夜夜所夢想無不過是一個富強的祖國。今天這個願望終於現出實現的可能。我們現在雖然還有重重困難，但是我正在堅決地向這條富強之路走去。我回來也正好親自參加這偉大的階段。」
「你在回國後有何感想？」一欄，他談了從深圳入境後幾件小事對他的影響。過海關檢查行李時，關員異常和氣；公共廁所乾淨整潔，出乎意料；看見軍車壓死一隻貓，開車的解放軍趕忙停車向貓主道歉……社會狀況和國民黨時代相比，已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尤其在京漢路上聽一位鐵路上的老工程師說，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要建設一萬公里鐵路時，覺得「這簡直是好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因為過去幾十年一共才有2萬多公里，現在短短五年中就要修建幾十年總和的百分之五十。對北京的感想是這樣寫的「北京原是我舊遊之地，小學、中學都是在這裏上的，七七事變才被迫回到四川故鄉。久違的北京有許多地方是改變了面目，也有許多地方仍然是昔日淳樸敦厚的老城。大規模的建設正在開始，大街小巷全堆滿了建設材料，使人心中浮現出一個新的中國，新的北京——燦爛而輝煌的遠景。用四個字來概括我回國的感想——隔世之感。」
新政權建立後的新氣象深深地感染著離國5年的遊子。在美國被捕受審，繼而被驅逐出境的董時光，真的感到了回歸祖國懷抱的溫暖。此時的他，和那一代知識人一樣，充滿報效國家民族的激情與憧憬。
在《登記表》「工作志願（部門、地區）」一欄中，董時光填寫了3個志願：1、教育方面的課程，成都；2、英文的教學（交流、讀本、寫作、翻譯等）重慶；3、攝影方面的工作或教學，北京，到康藏等邊區作攝影工作，以短期為限。
結果，他被分配到了三哥董時恒任教的學校，位於重慶的西師教育系當講師。不是教授或副教授，可能和他在《登記表》填寫的，出國留學「當初並未作學位打算，所以沒有證件。只有華西大學畢業文憑，亦不知丟到何處去了」有關。
從董時光在《登記表》填寫的情況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熱情真摯、表裏如一、愛恨分明而又生性耿直的愛國者。如在一個正常的國度，他自然是一個精英人物。
然而不幸的是，在一個重謀略而非民生、重權力而非法治的獨裁者治下，國家無非是個招牌，名字可以叫民主、共和，核心卻是最高統治者的絕對權力。任何人若與此相悖，或者被統治者認為與此相悖，便被推上了不歸路。這一點，已為過往的歷史證明。
其實無須證明，毛澤東60年前已經直言不諱：「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000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注：引文部份摘自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因此可以說，董時光從踏入國門那一刻起，悲劇便已註定。（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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