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發後,最早組織紅衛兵的是高幹子弟,他們的口號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即根據家庭地位來確定子女的地位。在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期建立的「文革委員會」就是由學校的高幹子女組成的。

根據「對聯」的理論,這些人理所當然地又成為紅衛兵的負責人,以及新的「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他們獲得了三項巨大的特權:一是可以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當作「混蛋」來鬥爭,二是隨意就可以「鬥爭」校長和教員,三是可以運用暴力攻擊同學和老師。

1966年8月,北京有幾千個人被紅衛兵殺害,還有大批人被打後自殺。紅衛兵自豪地把它稱為「紅八月」。

從打殺老師開始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電台廣播了一份攻擊北京大學領導人的大字報。從第二日起,北京(很快發展到全國)的大學和中學停止了日常課程,幾十萬學生不上課不學習,用全部時間來「揭發」和「鬥爭」學校的領導幹部及教師。

這些人被按照比例劃分為四類,第四類就成為「敵人」。學生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幫份子」,「三反份子」等對他們口誅頭筆伐,緊接著開始使用髒話咒駡,到6月中下旬,很多學校裏出現了毆打校長和教員的情況。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數十名教員和幹部遭到遊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臉上抹黑墨、罰跪和扭打等等。

北京大學附中成為北京市最早對學校的領導幹部和老師進行野蠻毆打的地方。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女)被剃了「陰陽頭」(剪去半邊頭髮),被強迫在操場上爬行,還有紅衛兵把髒東西塞進她的嘴裏。

「武鬥」普遍化的同時,「紅衛兵」組織在全國興起。8月1日,毛澤東寫信向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表示「熱烈的支持」。

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時間是1966年8月5日午後,同時被毒打的還有該校副校長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汪玉冰。北京第二個被打死的老師,是北京101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紅衛兵的盛大集會。普通紅衛兵在廣場上揮動小「紅寶書」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下,紅衛兵領導人則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這些紅衛兵組織領導人幾乎全是高幹子弟,大會向全國實況轉播。

在天安門城樓上,北京大學附中(最早開始大規模暴力行為的學校之一)的紅衛兵彭小蒙(毛澤東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紅衛兵講話。北京第一個打死副校長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了她的名字後,說「要武嘛」。會後,《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發表了《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經改名為「宋要武」。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把學校的名字改成了「紅色要武中學」。

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會上的矚目位置,其中隱含的指令十分清楚,後果也十分明顯。8月18日大會前,在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2人。8月18日會後,被打死的教師的人數急劇增長。紅衛兵暴力在規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級,以至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平民被紅衛兵打死了。

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高萬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

小學教員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區西花市大街小學教員鄂少琪(女)被「揭發」有「對黨和社會主義不滿言論」後跳河身亡;永定門小學教員馮傑民被紅衛兵「批鬥」後用剪刀自殺。

殺害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們的學生。學生當中,當時高二和高三的學生有年滿18歲,其他4個年級的中學生還是未成年人。小學老師也被打死,而小學裏年紀最大的學生只有13歲。中共領導人發動鼓勵中學生甚至小學生打人殺人,鼓勵他們變成殺人兇手,這不但殘忍,而且邪惡。

在學校裏,除了校長和教員,家庭出身是「黑五類」的學生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欺負、侮辱、甚至毒打。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有的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被強迫寫「交代」,有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准自由行動。在太平橋中學,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

暴力攻擊也急速延伸向校外,其中的主要行動,一是燒書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毆打校外的「牛鬼蛇神」。

1966年夏天,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還在校外打死了7個人。根據一項「內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區(卞仲耘的學校所在之區),8月下旬有333個人被紅衛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所為。當時西城區一共有61所中學,平均一個中學打死5個半人。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一名軍人目擊者說,那裏的氣味和情景恐怖至極。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場的女教師說,那時候那裏還是滿目屍體,草地上擺得橫七豎八,排隊火葬。

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還不包括郊區縣)。

中共不僅沒有制止紅衛兵胡亂打死人的行為,毛澤東知道學生打死人的事情後,他的《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發給黨的幹部:「……但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

既然「紅衛兵」是好人,「牛鬼蛇神」是壞人,「紅衛兵」打起人來便更加有恃無恐。例如,蘭州大學學生在鞭打「牛鬼蛇神」時,常常念毛的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或者乾脆念毛指示「好人打壞人,活該」。

後來,葉劍英接見學生代表,一方面說「隨便打死人也不對」,另一方面又說「有些極反動的傢伙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黨和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都不敢動他們,這回小將們就把他們揍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

8月22日,毛澤東親自批轉了一個名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除了現行反革命份子,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

於是,全國的警察不僅對「紅衛兵」行兇、打人、殺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且按上面的要求給紅衛兵提供黑五類的情況,有學者認為,在所謂「紅八月」的紅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殺的總人數應在20萬人以上。

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發表了一個題為《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檔,紅衛兵功績被列入檔,其中功績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被打死的1,772人,有理由認為實際死亡數字遠大於此數,但此數已經是一個極大的數字(卞仲耘8月5日被打死,北京101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8月18日被打死,都未計入此數中)。由最高權力者號召鼓動,用中學生紅衛兵為打手,打死教師及平民,還視之為偉大功績,這是中共最為殘忍和無恥的行為之一。

驅逐「黑五類」出北京

紅衛兵驅逐「黑五類」出北京,只不過是紅衛兵在執行中共的既定方針而己,文革前,彭真曾說:「要讓北京像水晶一樣。」

8月29日,「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發佈了「第四號通令」,這個「通令」的直接後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萬人被驅逐出北京,佔當時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六。一名受害者說,她家住在東單,夫婦都是工人,因為曾經在一個出租小人書的店裏有400塊錢資本,這時候被指控為「資本家」,全家被驅逐到山東農村,一個人只准帶一個鍋一個碗,直到1978年底才獲准回到北京。這些被驅逐的人有的在火車上就被打死,也有的到了農村,由於食物及住房短缺而死亡。

外省紛紛跟進

北京作為政治中心,不但文革的號令從北京發出,而且大規模的暴力殺人也從北京興起。一舉一動對全國都有示範作用,但外地有一定的時間滯後,為了讓外地快速跟進屠殺平民,中共在「紅八月」中開始讓紅衛兵「革命大串連」活動,免費提供給全國的紅衛兵學生火車票和食宿,讓外省紅衛兵到北京學習北京紅衛兵的「革命經驗」,讓北京紅衛兵到外省各地「煽風點火」,於是,外省紛紛跟進屠殺「黑五類」。

所以後來文革中,北京和外省,屠殺平民如黑五類的殘忍程度和死亡人數,幾乎高度一致。這是中共在文革中宣傳、鼓動和組織之後的結果。

在「紅八月」打死多少人

文革後中共把文革籠統解釋為「封建主義傳統」或「探索」造成的,這種說法只是為自己開脫而己。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紅八月」這樣大規模的由青少年打殺教師和普通民眾的事情。在皇帝時代,死刑要經過審理,可以上訴,也由專業劊子手執行。

有人說紅八月發生的暴行和死亡是因為「失控」。這不符合事實。打死一個兩個人可以說是「失控」,在兩星期中陸續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完全是出於中共的鼓勵,這是一場謀殺。

丁抒認為:「由於《人民日報》以社論《好得很》大肆煽風點火,轉眼間,『破四舊』運動就馬上燃遍全國城鄉,並演變成一場史無前例的『紅色恐怖』。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致死,是需要有精神支柱的,他們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其邏輯簡單易懂——只要殺的是壞人、牛鬼蛇神,那就是『革命行動』,就是『好得很』。」

他根據一些已公開和尚未公開的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得出結論:全國「紅八月」紅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殺總人數在20萬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