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之後，精英群體在土改、鎮反、整風、反右、文革等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被整治殺戮，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割韭菜」式的整人運動中，有出國留學背景的知識人更是罪加一等，遭到的整治尤為慘烈。即便逃脫這次運動，也難逃下次。即便僥倖逃脫多次，到了文革也逃無所逃，如葉企孫、顧准、陳寅恪、吳宓等一大批中華民族的傑出人物，竟無一倖免。
在這個挨整的知識人群體中，董時進與董時光是一對同胞兄弟。兄弟倆都是留洋學生。哥哥董時進1949前已學成歸國，是中國農業經濟領域泰斗級人物。弟弟董時光1953年2月回國，執教於西南師範學院（現西南大學，以下簡稱西師）。
1949前後，哥哥董時進在國內，弟弟董時光在美國，因對土改運動和「抗美援朝」戰爭等重大時政問題發表觀點鮮明的言論，分別在大洋兩岸鬧出不小的動靜，並導致董時進離國出走，董時光愛國回歸。最終，兄弟倆人生命運冰火兩重天，令人扼腕歎息。
董時進、董時光兄弟簡況
董氏兄弟出生於四川省墊江縣（現屬重慶市）原武安鄉天星橋董家老屋（現為沙坪鎮白楊村）。兄弟共4人。董時進居長。3個弟弟分別是董時敏、董時恒、董時光。4弟兄均受過高等教育。二弟董時敏1949年早逝。三弟董時恒終身在大學執教。
董時進生於1900年10月18日。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畢業後棄工學農，於1917年考入北平京師大學農學院。1920年考入清華大學，公費入美國康乃爾大學，1924年獲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學位。之後旅歐考察農業和土地制度，1925年回國。回國後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等學校教授農業經濟，曾擔任過北平大學農學院、四川大學農學院、江西省農業學院院長及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等職。
1929年，他和竺可楨、翁文灝等5人代表中國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曾創立「中國農業協進會」、「現代農民社」等組織。1938年在成都創辦《現代農民》月刊，全國公開發行。1940年在重慶沙坪壩井口鎮興辦大新農場，1947年創建中國農民黨，任黨主席。該黨成員多為大學教授和農業技術專家。因反對土改，農民黨於1949年6月25日被迫解散。
1949年底，當土改運動在全國展開之際，董時進逆流而上，以《董時進上毛主席書》為標題，向毛澤東致長信，從歷史、現實、政策、後果等方面系統地提出不同意見，直言不諱地公開反對土改運動。
他把信印了幾百份，同時寄發給有關高層要員、各黨派的領袖和若干朋友以及教育、學術部門。公開信寄出後，一直沒有下文，董時進預感不妙，恐懼遭到清算，於次年出走香港，後赴美國，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1984年4月16日辭世，享年84歲。
董時進一生致力於農業經濟研究與實踐，術有專攻，眼界開闊，見解獨到。其代表作有《農業經濟學》、《中國農業政策》、《農民與國家》、《農村合作》、《國防與農業》、《糧食與人口》等。
董時光生於1918年，當哥哥董時進逃離故土的時候，他還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研修教育學。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84號決議案，派遣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軍赴朝作戰，支援南韓政府抵禦金日成軍隊的進攻。董時光不認同美國政府的朝鮮政策，並撰文批評譴責美軍入朝是侵略戰爭，為美國政府所不容。
上世紀50年代初正值「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董時光因此被驅逐出境，1953年2月回到祖國，被分配到地處重慶的西師任教。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諍言招禍，被打成學院、重慶市和四川省（當時重慶隸屬於四川）的大右派，隨即被開除公職，押送勞教。此時，離他離美回歸、報效祖國僅4年。大饑荒期間，董時光死於勞改場所，年僅43歲。死因和葬身之地至今仍眾說紛紜。
董時進致毛澤東信的要點及土改的後果
董時進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是近十來年的事。一個離國出走68年，似乎已沉入歷史的學者被「打撈」出來，並且被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和研究，必然事出有因。想來，此「因」應是農業、農民、農村這個所謂「三農」問題的嚴重現實喚醒了人們的記憶。
「三農」問題份量之重，從2004年以來官方連續14年將其作為中共中央、國務院「一號檔」發佈可見一斑。僅從檔標題也可見其重視程度，以最近3年為例，2015年「一號文件」的標題是：《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2016年是《關於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2017年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2017年標題使用的名詞之新、之多，可謂前所未有。新得連經濟學界耆宿吳敬璉老先生都連連稱奇。
「三農」問題的根本，在於土地。放眼當下，土地拋荒、農民離鄉、農村空心化已成普遍現象。面對農業、農民、農村如此狀況，以農業立國的中國，能不令人揪心？遺憾的是，這種現實69年前已不幸被董時進言中。
1949年底，土改運動即將在全國展開時，董時進以《董時進上毛主席書》的長信，直接向毛澤東進言，旗幟鮮明地反對土改。近年來人們對董時進的研究也多以此信為重點。
在這封致毛澤東的長信中，董時進分甲、乙兩大部份，觀點鮮明地闡述了他對中國農業問題，尤其是對土改運動的獨到而深刻的見解，細緻而坦率地向毛澤東提出意見和建議。
甲部份針對中國土地制度是封建性制度這一土改的理論依據進行批判反駁，認為中國的土地制度並不是「封建性制度」，因而土改的政策就是錯誤的，不宜進行土改。他向毛澤東提出「假使您贊同我的意見，請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並將土地政策提出修改……」
乙部份針對「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進行反駁，指出，「地主富農多半是社會上的優秀份子，是促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國家所應保護和獎勵的」。把地主當成敵人「與新民主主義的宗旨完全違背」。土改運動「這樣無故奪去一部份無辜人民的財產給另一部份人，不惟不公道，而且與中共保護私有財產之聲明不合。」
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董時進列舉出自己本人、家庭和社會的大量具體事例，從9個方面條分縷析地進行論證，指出土改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和危機。
為了引起毛澤東重視，他在信中寫道：「我之所以不惜屢次反復辯論，此次更不顧冒犯您的危險，乃是因為我感覺我對於這土地問題了解得比較深刻，比較正確；假使不將我的意見儘量發揮出來，我會永遠感覺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對不起中國，對不起無辜被奪去土地的人民。我想您是愛好真理，並能服從真理的，當您發覺政策有錯誤之時，您一定是能勇於改正的。」
同時表明，自己反對土改，並非反對國家改善貧苦農民的境遇，而是反對用土改這樣的方法去改善。他在信中寫道：「國家當然應該幫助這些貧農去改善他們的境遇，但幫助他們的正當辦法，是在和平恢復之後，努力發展生產建設，多創造就業的機會，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夠賺到豐富的進款，而不是分給很少幾畝土地，把他們羈縻在小塊的土地上面，使他們繼續留在農人已嫌太多的農村裏面討生活。他們耕種那樣小的一塊土地，終年勞苦的結果除去了糧稅及各項開支以後，根本還是不夠維持最低的生活。」（注：引文部分均摘自董時進致毛澤東長信《董時進上毛主席書》。該信全文見《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
但遺憾的是，信發出後沒有回饋，土改運動已狂飆突進，橫掃全國。董時光感覺不妙，決定避禍。1950年的《觀察》週刊第六卷第十二期的一篇文章，標題為《關於董時進上書反對土地改革問題》。文章的內容其實是針對董時進上毛澤東書中的主要觀點進行批判。批判者都是農業方面的專家，多為董時進的朋友和同事。
為這篇文章，《觀察》週刊還特別寫了摘要；「董時進君為反對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並又印了到處散發過。北京農業大學應廉耕、韓德章諸教授，曾在校內發動師生，舉行過幾次座談會。其中一次是有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幾位老會員出席的。」
董時進感覺情況不妙，三十六計走為上，不久後出走香港，繼而由香港赴美國，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大學，直至1984年在美國逝世。然而，他沒有料到，1949之後，隨著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等運動的開展，農民從土改中分到的土地不僅如他在那封致毛澤東信中談到的那樣得而復失，農民、農業、農村遭受的損害之大，完全超出了他的想像。
放眼今日中國農村，大批農民失地、失業、失去家園，良田沃土、河流湖泊大面積被消失。大城市周邊百里以內難見稼穡。代之而起的，是荒蕪的土地、空心的鄉村，以及森林般從耕地上修建的「存量」（尚未賣出的）商品房。這種情況，連天府之國四川也莫能例外。
面對森林般聳立的商品房，不知有多少失地農民暫住在「過渡房」中等待屬於自家的房子。這種令人痛心而又無可奈何的狀況，近年來媒體報導可見一斑。
應該說，以84歲高齡辭世的董時進，是懷著些許安慰離開人間的：他曾在「改革開放」後於1979、1981和1983年3次回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毛澤東死後，「十年浩劫」結束，農村土地政策鬆動，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期。
董時進在故鄉聽到看到的，都是文革結束後，國家從「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迅速復蘇走向繁榮的向好局面。人們歡欣鼓舞，莊稼長勢良好。董時進看在眼裏，喜在心頭。然而老人畢竟一代農學翹楚，面對欣欣向榮的華夏故土，想必心裏明白——這無非是對農民的管制放鬆了一點、農民對土地有了暫時的使用權罷了。假如說這是「改革」，也僅是晨光初現，離他鼓吹的土地私有制，還早著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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