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六輪貿易談判將於1月底在華府舉行，兩個具有影響力的美國商業團體近期向美國貿易代表提交報告，詳述中共為達「中國製造2025」計劃主導關鍵技術目標所採取的手段，以及建議談判首要目標應是改變中共的產業政策。
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及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1月16日向美國貿易代表（USTR）提交的「中美貿易談判優先事項建議」（Priority Recommendations for U.S.-China Trade Negotiations）報告中表示，美國商界認同USTR去年對中共展開301調查所獲得的結論，以及擔憂中共侵犯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以及干預經濟的行為，威脅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營運。
美商界懷疑中共淡化「中國製造2025」計劃意圖
報告說，北京正在大規模地實施「中國製造2025」計劃，野心勃勃地想要成為全球技術領導者，對於中共官員近期努力淡化該計劃重要性的意圖表示懷疑。
美國商會及中國美國商會在報告中說，根據其會員提供的證據，中共省級官員依據上級要求，正在致力於「深入、協調和持續性的工作」，以實現中央政府「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目標，使中國成為電動汽車、航空航天、機械人和其它製造業領域的主導者。
中美談判官員定於1月30日及31日在華盛頓進行第六輪貿易談判，中共副總理劉鶴將率團訪美參加談判。
中共不能再將美商界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
這兩個商會對華府及北京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份報告代表著美國商界領袖向北京傳達一個重要信息：北京不能再將美國商業團體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去年對中共不公貿易行為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製造2025」計劃為美國公司帶來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包括中共強制美企轉讓技術及竊取美國知識產權。
美國商會及中國美國商會在報告中的附件，詳列了中共各地方政府為落實2025計劃所採取的各項行政指導及法規細則，例如廣東省當地官員要求當地中國企業要成為機械人行業的骨幹，創建下一代信息技術系統，並將該地區發展成2025計劃的「示範區」。遼寧省則對先進製造業和科學投資提供稅收優惠。
在貿易戰的壓力下，中共官員試圖淡化2015計劃的重要性。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上周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北京「需要改善政策體系」。
美商界建議中美貿易談判三大優先目標
這份報告說，中美貿易談判優先議題應是解決中共結構性問題，而不是中美貿易逆差。美國商會中國中心（China Center）主席沃特曼（Jeremie Waterman）曾表示，長期來看，要求中共購買更多的美國商品，無法解決中美貿易的核心問題（中共產業政策的根本改革）。
美國商會及中國美國商會在報告中說，中美貿易談判要想解決中共不公貿易問題，必須達成「持久、可驗證和可執行的解決方案」。就此，商界人士期待與美國政府密切合作，制定各個領域的解決方法。
針對中美貿易談判，該報告建議以下三個優先目標：
一、優先解決中共結構性問題
中美貿易談判應優先解決中共經貿政策的根本問題，也就是導致不公平競爭和非市場經濟的體制性問題。美國商界認為現行中國經濟模式很難實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對市場准入和消除歧視性措施的承諾，中共的歧視性做法已對全球貿易體系造成壓力。
二、消除有關強制技術轉讓所有形式的規定及做法
中共監管機構經常對外國公司提出轉讓技術等不必要的繁瑣要求，以此作為外商進入中國市場開展業務的先決條件。
此外，中共還採取一系列的政策強制或誘導外商轉讓技術，包括對外商股權的限制、審批、標準、採購、數據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以及競爭和安全審查等。外商如果不配合，就會被拒絕進入中國市場。
三、解決中共數字經濟監管規定的不合理要求
在缺乏國家安全合法根據的情況下，中共對相關領域實施的數據在地化、安全規範，以及優先使用國內技術標準的要求，對美國公司構成了直接和深遠的挑戰，因為這些政策限制了商業數據的跨境自由流動，並且影響美國數字產品和服務進入新興市場。
商界人士敦促美國政府在中美貿易談判中要求中共取消所有形式的在地化政策，並確保中共不會濫用國家安全要求，歧視外國公司及破壞競爭。
達成目標的兩大步驟
該報告指出，要想達成這些目標無法一蹴即成，必須按部就班。美國商會及中國美國商會在報告中建議兩個步驟。
第一步：確保中共改變其法律和政策
中共通過行政指導、法律和法規強制外商轉讓技術，因此首先必須改變這個監管結構，這也是非常重要且關鍵的第一步。
美國必須要求北京承諾在這些領域進行有意義的改革，以及提出明確的改革目標及衡量基準、時間表，以及密集地監測制度，以確保其不僅對其法律和監管架構進行持久性的變革，而且還會公正地執法。
第二步：創建獨立仲裁機制
美國商會及中國美國商會敦促美國政府與北京談判一個新機制，以約束中共實現承諾，無法對美國公司施加歧視性待遇。
中共的行政和司法體系不足以保證北京能夠實現透明和非歧視的商業環境，因此，除了要求中共承諾結構性改革外，同時還要創建獨立的仲裁機制，以對中共構成強而有力的威懾，以及確保其進行公平有效的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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