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地球是人類的生存環境,為人類提供了食物、各種生存資源與發展條件,讓人類繁衍生息,綿延數千年。

人類與自然環境密切互動,中西方傳統文化都強調人與自然的良性共生關係。一方面,「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1]即天創造萬物的目的是為了養活人,萬物可以被人類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動維護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

西方傳統文化認為,自然環境是創世主恩賜給人類並交給人管理的,因此人類對自然環境應當珍惜並善加利用。在中國傳統文化裏,講究的是萬事萬物的均衡發展,互不相害。《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對環境的保護。據史料記載,大禹時,「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2] 曾子說:「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3]這些都表現了取物有節、珍惜、保護生態的思想。

近現代工業革命後,工業污染對自然生態造成了破壞,讓人們開始重視環境問題。實行各種相關法令與保護措施之後,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環境大為改善。在此過程中,人的環保意識大為增強,他們對自然的愛護和改善環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這裏需要區分幾個概念:環境保護、環保運動和環保主義。環境保護,顧名思義,就是對環境的保護。自從有了人類文明,就有了人類對環境的保護。這種環保活動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無關。環保運動是針對環境問題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其主體是通過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媒體攻勢和複雜巧妙的政治運作,改變有關環境的政策及大眾心理和行為習慣。環境保護主義,簡稱環保主義(environmentalism,又譯環境主義),是一種強調保護環境、人和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意識形態。環保運動和環保主義的來源與共產主義並不相同,但共產邪靈善於綁架群眾運動、操縱和利用社會形勢,因此從現代環境保護主義出現之初,共產邪靈就系統安排了對其的綁架和利用。

當今世界範圍內的環保主義背後的因素極其複雜。它用動人的說辭、利用人們善良美好的願望,掀起了一場席捲全球的政治運動。參與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義感、真正關懷人類前途命運的人。但這場運動背後的因素卻是共產邪靈,它利用環保的道德制高點來推進自己的圖謀。在這場運動中,環保被高度政治化、極端化甚至宗教化;傳統的道德基礎被忘卻,誤導性宣傳甚至各種強制性的政治手腕成為主導因素。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本文將著重探討環保主義與共產主義有哪些聯繫,環保主義如何被劫持、變形,以及它將帶來何種影響。

1. 環保主義的共產根源

為了最終毀滅人類,共產邪靈做了多方面的周密準備。共產主義發端於歐洲,又發動暴力革命在東方的兩個大國──俄國和中國──掌權,共產陣營和西方社會在冷戰中長期對峙。在蘇聯東歐共產陣營垮台後,共產邪靈企圖啟動在東西方社會同時佈置的共產主義因素,建立管控嚴密的全球政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邪靈必須製造或利用一個足以威脅全人類的「敵人」,恐嚇人類讓渡個人自由和民族國家的主權。製造全球性的對環境和生態災難的恐慌可以說是其一個必然的選擇。

1)環保主義發展三階段

環保主義的形成和發展與共產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具體而言,其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理論醞釀期,這一階段可以從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個地球日(Earth Day)。在這個階段初期,馬克思及其門徒沒有把環保主義作為其理論論述的重點,但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唯物論觀點天然地與環保主義的主要傾向相吻合。馬克思宣稱,資本主義是跟自然(即環境)相對立的。馬克思的門徒造了「生態系統(ecosystem)」一詞,環保主義在某些學科內部悄悄醞釀。在這個階段的最後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兩本暢銷書《寂靜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彈》(1968)在美國登場,環保主義借「環境保護」概念進入公眾視野。

第二個階段開始的標誌性事件是1970年舉行的第一個地球日活動。1972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斯德哥爾摩環境大會。這個階段各種組織迅速產生,各種活動增多,在美國、歐洲都進行了規模不等的宣傳、抗議、「科研」、立法、會議等攻勢。從宏觀上來說,上世紀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運動是西方內部共產邪靈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閱兵,它們以民權運動、和平反戰運動的名義登上政治和社會舞台,但共產主義因素數量巨大,來勢洶洶,它們迅速蔓延到女權運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等不同類型的反資本主義戰爭當中。70年代以後,反越戰運動退潮,共產主義因素一部份進入體制內,發起「體制內長征」,另一部份充實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當中,這是環保主義勢力高漲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環保主義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運動的主力──嬉皮士們。事實上,共產邪靈正在加緊準備在兩大陣營的對峙結束之後,用環保主義的旗幟重新包裝自己,在全球範圍內掀起另一個不叫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高潮。

第三個階段開始於冷戰結束的前夜。1988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下文將使用該機構簡稱IPCC)成立,「全球暖化」這個概念開始進入政治領域。[4]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莫斯科曾經召開國際環境會議,蘇共總書記戈巴卓夫在發言中倡議建立國際環境監測系統,簽署建立「環境保護特區」的盟約、支持聯合國環境方案,並在巴西召開後續的環境會議。[5]我們隨後看到,西方環保主義者對這些提議幾乎照單全收。美國政界要人發表公開信《致全球暖化論的懷疑者》,「全球暖化」成為這個階段環保主義者(其領頭人是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者)給人類塑造的主要敵人。利用環境保護藉口進行的宣傳驟然升級,環境立法、環境公約數量迅速增多、規模加大,環保主義成為限制各國公民自由、剝奪民族國家主權、限制打擊西方自由社會的主要工具。冷戰結束後,蘇聯東歐前共產黨人、西方的共產主義者和同路人紛紛改弦更張,加入環境保護運動,環保主義和環境運動驟然升溫,變得聲勢浩大,同時具有了更鮮明的共產主義色彩。

2)環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環境的態度一脈相承

在東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來,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於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價值和尊嚴。同理,自然環境也是神給人創造的,人有愛護自然環境的義務;自然環境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無神論者和唯物論者眼裏,人的生命並沒有這樣的特殊之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斷言:「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形式。」[6]既然這樣,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質的一種特殊的存在形式,與動物、植物沒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護自然的名義剝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國化學家、馬克思的同事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關於有機化學的著作中,抨擊英國農民使用進口鳥糞作為肥料。英國農業受益於鳥糞這種高效的肥料,作物產量大增。到19世紀中期,英國人的食物來源充足,質量上乘。鳥糞生意使各國商人、英國農民、英國大眾等多個方面同時受益。Liebig為甚麼要譴責這種做法呢?他的「道德義憤」出於四個理由:第一,蒐集鳥糞過程中會對大自然造成破壞;第二,商人用低工資剝削了工人;第三,糧食豐產,刺激了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需要更多的糧食,這超過了自然能夠承受的範圍;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著更多的糞便和垃圾。[7]

當時正在埋頭撰寫《資本論》的馬克思仔細研讀了Liebig的作品,他稱讚後者「從自然科學的視角發現了現代農業的負面即毀滅性的一面」。[8]同Liebig一樣,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資源創造財富的努力都看成惡性循環,他的結論是「理性的農業和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發動政變後,迅速頒佈《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礦產、動植物資源收歸國有,不准人民擅自開發利用。[10]

美國作家Brian Sussman在《生態暴政》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馬克思、列寧的思路和今天的環保主義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沒人有權利從自然資源中獲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鯨魚、蝸牛還是氣候,所有理論的基礎都基於一個根深蒂固的信仰,即這種獲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儘快阻止,會最終毀了這個星球。」[11]

這場全球性的環境運動涉及了為數眾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社會活動家、媒體人等,我們這裏無暇一一列舉其思想言論和所作所為,但有一個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聯合國環境署的創辦人、籌辦了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和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加拿大人Maurice Strong。Maurice Strong的姑姑是著名的親共記者、在中國度過餘生的Anna Louise Strong。Maurice Strong深受他姑姑的影響,他將自己描述為「在意識形態上是社會主義者,在方法論上是資本家」。有人認為Maurice Strong是「一個令人恐懼的權力追求者」,「他的觀點與最激進的環保主義街頭抗議者一樣激進,但他沒有在全球會議上對警察設置的路障聲嘶力竭地喊口號,而是在會場內部以秘書長的身份揮舞著主持會議的木槌。」[12]他領導的聯合國環境署發表的觀點和馬克思主義如出一轍:「土地私有權是積累財富的主要工具,有助於導向社會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權的公有是必須的。」[13]Maurice Strong退休後選擇在北京定居,於2015年去世。

已故前蘇聯問題專家、對「謠言戰」有深入研究的Natalie Grant Wraga曾寫道:「保護環境已經成為攻擊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護環境這個藉口,實行一系列破壞發達國家工業基礎的措施。它還可以通過降低(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產主義價值觀來實現搗亂的目的。」[14]事實上,環保主義思想不僅僅來自於前共產陣營。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佈局,在自由世界內部也埋下了毀滅的種子。

環保主義的各種學派、團體、運動、政策,很多都與共產主義有密切的聯繫。我們將舉例加以說明。

3)生態馬克思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早提出生態概念的英國人Ray Lankester 和Arthur Tansley都是費邊主義者(費邊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變種)。Lankester是動物學家,是馬克思的年輕朋友。在馬克思晚年時,Lankester是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參加馬克思葬禮的少數幾個人之一。Lankester曾寫信給馬克思,稱他正「以極大的樂趣和受益」了解後者「在『資本論』方面的偉大工作」。Tansley是他那一代英國最重要的植物生態學家,「生態系統」(ecosystem)這個詞就是他造出來的,是「英國生態學會」的第一任主席。Tansley在倫敦大學學院上學時,深受Lankester的影響。[15]

從Lankester和Tansley身上可以看出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淵源。當然,生態學與環保主義並非一回事。生態學研究生物體與周圍環境的關係,環保主義特別關注生態災難。不過,生態學能夠為如何界定生態災難提供理論基礎,與環保主義有著緊密的聯繫。生態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 Marxism)就是從生態學衍生出來的。

生態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的經濟危機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態危機概念;擴展了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產與環境的矛盾。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危機、雙重矛盾理論。用理論性的論述來說,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被稱為第一個矛盾;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作為一個整體與生產條件(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就是第二個矛盾。第一個矛盾導致經濟危機,第二個矛盾導致生態危機。[16]

資本主義一百多年的實踐表明,資本主義並沒有按照馬克思所描繪的因為經濟危機而走向滅亡,反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於是,第二個危機──生態危機,就成了共產主義充份利用的工具。左派學者們給環保運動尋找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更是為環保主義的激進化推波助瀾。

4)生態社會主義

顧名思義,生態社會主義就是把生態學和社會主義綁在一起的意識形態,所以,又被人戲稱為「西瓜」──外面是綠的,中間是紅的,或者「紅綠幫」(Red Greens)──把社會主義的一些典型訴求,比如社會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態學中,明確地要用環保來推進社會主義事業。

最能表現生態社會主義立場的,就是2001年由Joel Kovel和Michael Lowy發佈的《生態社會主義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Kove曾尋求2000年美國綠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沒有成功。另一作者Lowy是托派 「第四國際」(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員。宣言稱,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生態危機,必將被生態社會主義代替。在他們看來,生態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分支或者派別,而是社會主義在新時代的新名字。[17]2002年Kovel出版了新書《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終結?》,詳細闡述了他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提出尖銳批評,主張用更激進的新方向來改變現狀。[18]

5)綠色政治:綠色是新的紅色

當環保主義進入政治,就產生了綠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稱為生態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國成立的綠黨,就是綠色政治的產物。通過參與地方和國家選舉,企圖進入決策圈來實施其理念。綠色政治的範圍通常並不完全侷限於環保,而是摻入了社會公正、女權主義、草根民主、反戰與和平主義等。「全球綠黨(Global Greens)」就是這些綠黨形成的一個國際組織,2001年發佈了《全球綠色憲章》,具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打著平等的口號,甚至要把人與動物平等看待。[19]

由於環保主義常常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主導,再加上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後,許多前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殘留力量開始組建綠黨或者加入現存的綠黨,使得綠黨中很多人都在意識形態上偏左,所以出現了一個詞叫「綠左」(Green Left)。

前蘇共總書記戈巴卓夫在蘇聯解體後曾想復出政壇,但極不順利,於是變身為環保主義者,發起成立了「國際綠十字會」(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顯然,戈巴卓夫會把共產主義因素帶入他的環保事業,言辭之間總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環境災難的意味。[20]

西方各國的共產黨直接參與環保運動的也不少。澳洲的「綠色禁令」運動(Green Ban)的發起人之一Jack Munde),本身就是澳洲共產黨的成員,他的妻子是澳洲共產黨的全國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個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寧誕辰100周年。是巧合嗎?也許。但是在左派主導環保運動的情況下,很多人相信這不是巧合。

6)生態恐怖主義

環保主義受左派影響,從一開始就比較激進。它有許多激進的分支,包括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還有一些特別激進的,比較廣為人知的組織包括「地球優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陣線」(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團體,它們採用直接行動以阻止破壞環境的行為(比如放置炸彈和縱火),被稱為生態恐怖主義  (Eco-Terrorism)。

「地球優先!」 興起於1979年,口號是「保衛地球母親,絕不妥協!」(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針對伐木、水壩建設等項目採取直接行動。一個著名的做法就是採用「樹坐」──坐在樹底下或者爬到樹上──來阻止伐木。「地球優先!」的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員,包括具有左派分子、無政府主義、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進的成員發起了一個叫「地球解放陣線」的分支,手段則是縱火。2000年底,美國長島上的9棟豪華別墅,一夜之間化為灰燼。因為它們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園中。地球解放陣線,這個臭名昭著的環保恐怖組織,像往常一樣,縱火後理直氣壯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燒(If you build it, we'll burn it!)」的標語。200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宣佈,「地球解放陣線」是美國最大的國內恐怖主義威脅,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數千萬美元的財產損失。[22]

他們的所作所為早已超過普通的政治訴求和社會上的觀點分歧。共產邪靈用「恨」的因素使環保主義者變成和恐怖份子無異的環保恐怖份子。

7)「綠色和平」後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綠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環保組織,在40個國家都有辦公室,年收入超過3.5億美元。「綠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進的環保組織之一。

綠色和平的共同創辦人、1977年離開綠色和平的Paul Watson曾說過,「David McTaggart(原綠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訣就是綠色和平組織成功的秘訣:無所謂甚麼是真的,有所謂的是人們認為是真的……媒體說你是甚麼樣,你就是甚麼樣。綠色和平成為神話,成為了產生神話的機器。」[23]

Patrick Moore也曾經是綠色和平環保組織的一位共同創建人,曾經非常投入地致力於環保事業。他後來辭去了「綠色和平」的職務,因為他發現這個組織政治上已經急轉彎到了左派,[24]演變成一個極端主義和具有政治議程的組織,比如對廣泛的工業化學品都懷有敵意,其政策是基於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學。[25]

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是包括「綠色和平」在內的激進環保組織的策略。在這一點上激進環保主義與共產主義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綠色和平」成員因為爬入英國一家燃煤發電廠搞破壞,造成了大約3萬英鎊的財產損失而被起訴。他們承認試圖關閉電廠,但他們聲稱這樣做是為了阻止更大的損失(溫室氣體排放造成氣候災難)。法庭最後認同他們的行為無罪。此前「綠色和平」已經有過許多類似的法庭勝訴記錄,包括破壞核電廠、汽車公司甚至噴氣戰鬥機製造廠等等。[26]許多有識之士擔憂,照此邏輯,合法與非法間還有界限嗎?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利用烏托邦的邪說把殺人放火、搶劫財產合法化;披上綠色環保外衣的共產主義變種則鼓吹環境災難,以此變異人的價值觀。上例中「綠色和平」成員成功說服陪審團接受其犯罪動機的「正當性」,正反映大面積人群受到蠱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說。讓人拋棄神定下的普世價值,正是魔鬼毀人的手段。(接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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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像》,第十四,https://ctext.org/chun-qiu-fan-lu/fu-zhi-xiang/zh.

[2] 《逸周書‧大聚解》,https://ctext.org/lost-book-of-zhou/da-ju/zh.

[3] 《禮記‧祭儀》,https://ctext.org/text.pl?node=61379&if=gb&show=parallel.

[4] Rupert Darwall, The Age of Global Warming: A History (London: Quartet Books Limited, 2013), Chapter 1.

[5]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724052619/http://www.renewamerica.com:80/columns/vernon/080616.

[6]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八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3.htm#8。

[7]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2), 8-9.

[8]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0.

[9]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1.

[10]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4-15.

[11]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1.

[12]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724052619/http://www.renewamerica.com:80/columns/vernon/080616.

[13]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35.

[14]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724052619/http://www.renewamerica.com:80/columns/vernon/080616.

[15]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96, Winter 2002, 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6/foster.htm.

[16] James O’Conn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 no. 1 (1988): 11-38,  http://www.vedegylet.hu/okopolitika/O%27Connor%20-%20Capitalism,%20Nature,%20Socialim.pdf.

[17] Joel Kovel and Michael Löwy, 「The First Ecosocialist Manifesto,」 September 2001,http://green.left.sweb.cz/frame/Manifesto.html.

[18] Joel Kovel, 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 (London: Zed Books, 2002).

[19] Kevin Andrews, 「The Ideological Drive behind the Greens,」 ABC News, November 11, 2010,  http://www.abc.net.au/news/2010-11-12/the_ideological_drive_behind_the_greens/41010.

[20] Mikhail Gorbachev, 「We Have a Real Emergency,」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0/opinion/10iht-edgorbachev.html; Mikhail Gorbachev, 「What Role for the G-20?」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4/28/opinion/28iht-edgorbachev.html.

[21] 「Jack Mundey,」 Sydney’s Aldermen, http://www.sydneyaldermen.com.au/alderman/jack-mundey/.

[22] Noel Moand, 「A Spark That Ignited a Flame: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th Liberation Front,」 in Igniting a Revolution: Voices in Defense of the Earth, eds. Steven Best and Anthony J Nocella, II  (Oakland, CA: AK Press, 2006), 47.

[23] Leslie Spencer with Jan Bollwerk and Richard C. Morais, 「The Not So Peaceful World of Greenpeace,」 Forbes, November 1991,  https://www.heartland.org/_template-assets/documents/publications/the_not_so_peaceful_world_of_greenpeace.pdf.

[24] Ted Thornhill, 「Humans Are NOT to Blame for Global Warming, Says Greenpeace Co-founder, as He Insists There Is ‘No Scientific Proof’ Climate Change Is Manmade,」 Daily Mail, February 27, 2014,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569215/Humans-not-blame-global-warming-says-Greenpeace-founder-Patrick-Moore.html#ixzz2vgo2btWJ.

[25] Patrick Moore, 「Greenpeace Has Evolved into an Organization of Extremism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Agend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2, 2008,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20882720657033391.

[26] John Vidal, 「Not Guilty: the Greenpeace Activists Who Used Climate Change as a Legal Defence,」 The Guardian, Sept 11,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08/sep/11/activists.kingsnorthclimatec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