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3）懷疑派科學家為何不認同「共識」
如前文所述，科學家對人類活動是否是影響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對未來氣候變化推測等等問題上有重大分歧。這些觀點的分歧，源自於許多方面：首先氣候變化是一個非常龐大複雜的課題，涉及天文學、氣象學、生態學、光化學、光譜學、海洋學等許許多多領域，同時氣候系統又包含大氣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許許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統，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對人類來說仍然是遠未充份了解的領域。 在過去的地質年代中地球的氣候變化從未停止，變暖也屢屢發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國商朝，中原地區曾經是一片亞熱帶風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獵像的記錄。當時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約2℃左右。此後中國氣候冷暖交替，唐朝時再次經歷了變暖時期，開元盛世長安的宮中可以種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紀變暖（medieval warming，約公元950年至1250年）時代，歐洲人正在各處興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質年代中有時候氣候變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約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變暖，氣溫數年之內迅速上升大約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變暖發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結束時（大約11,550年前），數十年間溫度竄升10°C左右。[3]造成這些氣候變化的原因，至今還是科學家們爭論的話題。
很顯然，如果我們不能解釋過去氣候變化的原因，那麼我們對現代氣候變化的原因也同樣沒有把握，因為造成過去氣候變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現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許多科學家主張我們應該以謙遜的態度對待氣候變化問題，承認我們的無知。
著名科學家、美國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院士Freeman Dyson博士認為現代科學並沒有真正了解氣候變化：「最成問題的信條就是那種認為氣候變化的科學已經塵埃落定，已經被認識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氣候變化是冰河時期，當時在北美和歐洲曾經有一半的地面覆蓋著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時期在過去重複出現多次，我們正在向下一個冰河時期邁進。有很多關於冰河時期的理論，但是沒有一個能真正理解這個問題。只要我們對冰河時期還沒有了解，我們就不算了解氣候。」[4]
由於氣候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它無法在實驗室的可控制條件下進行實驗和驗證，因此當今的氣候學研究中電腦氣候模式成為研究氣候變化的重要工具。
IPCC報告之所以得出結論說人類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關鍵證據來自於氣候模式的計算。對21世紀末氣溫將增高多少的推測也是使用模式計算的結果。「氣候災難」理論「預測」的各種後果也是基於模式推測的結果。
對於氣候模式的可靠性許多科學家持保留態度。Judith Curry教授認為自然因素在氣候變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國氣象學會月刊》上發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計算的不確定性。[6]
氣候模式存在許多侷限：氣候變化中一些關鍵的過程，或者由於我們的了解不夠，或者由於電腦模式的分辨率不夠，從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實反映。模式研究者們採用了參數化（parameterization）的辦法對這些過程進行半經驗的簡化，比如雲的形成過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過程、雲和太陽輻射的相互作用、氣溶膠（大氣中的液體或固體小顆粒）的化學物理過程等等。[7]這樣一來就給模式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8]但由於其隨時間和空間變化很大，相應的不確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溫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佈的衛星測量誤差可達15%~40%；[9]低層大氣的雲因為反射陽光而具有強烈的製冷作用，高層半透明的卷雲有增溫作用；有些氣溶膠（比如火山噴發物）阻擋陽光，有製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煙塵）吸收輻射，則有增溫作用；同時氣溶膠還可能有助雲的形成，導致間接製冷效果，氣溶膠和雲的時間空間分佈以及光學特性也變化很大；地表由於植物生長和死亡會改變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對這些重要過程，或由於缺乏足夠的觀測資料，或由於目前科學家對其了解不夠，都導致氣候模式的參數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隨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確定性。這導致一些科學家對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態度──畢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給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過大約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陽輻射能量大約為1366W/m²，[11]由於雲或者氣溶膠的不確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變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過溫室氣體的作用。
哈佛大學科學家Willie Soon等認為氣候模式不適合對未來氣候變化作出推測。[12]Freeman Dyson博士把模式中的參數化稱為「軟糖因素」（fudge factor，因為這些參數可以人為調節）。他認為我們可以從模式中學到東西，但不能用它來預測：「你有一個公式，……但當你在不同的氣候下使用它，當你有兩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證模式還是正確的，沒有辦法驗證它。」[13]此外Freeman Dyson博士認為IPCC大大忽略了太陽在氣候系統中的作用，他認為是太陽，而不是人類，才是氣候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
以色列科學家Nir J. Shaviv從2002年開始寫了一系列論文，他根據衛星觀測到的雲量和宇宙射線輻射量之間的相關性，將地球的冰河時代與宇宙射線聯繫起來，指出後者導致了氣候變化。 同時他表示，太陽輻射的變化在20世紀的全球平均溫度升高中起到了與人類活動相同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 他認為，不僅人類溫室氣體在全球暖化中的作用比通常認為的要小，而且地球氣候系統並不像通常認為的那樣敏感。[14]
另外，氣候本身存在著一些內在變化過程，還沒有被充份了解，從而造成氣候模式不能正確反映這些現象。比如現有氣候模式不能正確描述、更無法預測厄爾尼諾現象。[15]自從7,000到9,000年之間的全新世最高溫以來，全球溫度降低了0.5到1攝氏度，但模式的計算顯示過去11,000年反而增溫0.5到1度。因為過去6,000至7,000年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顯示模式只對溫室氣體的增溫效果敏感。[16]通俗地講，氣候系統中控制氣候變化的各種因素裏，模式只能夠反映溫室氣體造成增溫的效果，而對其它因素造成的降溫卻不能正確反映。
此外，1998年到2013年間，觀測到的增溫幾乎停滯。德國氣候科學家、漢堡大學教授Hans von Storch在2013年表示，「我們面臨著一個難題。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增長趨勢實際上比我們擔心的更加陡峭。根據大多數氣候模型，過去10年我們應該看到氣溫上升0.25攝氏度左右（0.45華氏度）。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事實上，過去15年的增長是僅0.06攝氏度（0.11華氏度）。」他認為這表示，或者模式高估了二氧化碳的作用，或者模式低估了氣候的自然變化。[17]
對於如何看待氣候系統的內部過程，科學家也存在分歧。前文提到的美國科學院院士Richard Lindzen博士認為氣候系統中存在自我調節機制，所以溫室氣體造成的增溫效果要小得多。他在2001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根據觀測，熱帶的高空捲雲（可以讓陽光透過，但會阻擋地表向上發出的紅外線，具有溫室作用）和海面溫度呈現負相關，溫度增高時，雲量減少，這可以讓地球表面通過紅外輻射無阻礙地向外太空散熱，這種自我調節機制類似於人眼的瞳孔，大大抵消了溫室效應。[18]這個理論現在還在爭論之中。
前NASA科學家、阿拉巴馬大學Roy Spencer教授總結了衛星觀測結果，對雲在氣候模型中的作用提出不同見解。他指出現有氣候模式把觀測到的雲量隨著溫度變化，當作雲的形成與消散是溫度變化的結果，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是雲量變化造成了溫度變化，並且這將導致溫室氣體增溫效果遠遠小於現有氣候模式的預測。[19]
對於觀測到的氣象數據如何解讀以及數據的可靠性，科學家們有不同看法。阿拉巴馬大學地球科學系統研究中心主任、大氣科學家John Christy教授是IPCC主要作者之一。他分析了城市不斷擴張和地表開發（如農業活動）對氣象觀測站附近的地表氣層（大氣邊界層）的擾動作用，認為這使記錄到的地表溫度隨著人類活動增長而不斷增高。在過去100年地表溫度上升的記錄中，大多數地區的夜間最低溫比白天的最高溫上升更快。他認為不斷擴張的人類地表活動，而不是溫室氣體增加，更能解釋這一現象。[20]
此外，對於氣候變暖所造成的效果，科學家也有爭議。比如，2014年特拉華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主任David Russell Legates教授在美國參議院作證說：「我的結論是，在美國寒冷的時候乾旱更加頻繁，並且更加嚴重。所以歷史記錄並不支持全球暖化會對農業活動產生負面影響的看法。」[21]
前普林斯頓大學副校長William Happer博士在參議院作證說，從歷史上來看目前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偏低的，二氧化碳含量增高會對植物農作物帶來好處，這都是被IPCC忽略的。Happer博士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能源部能源研究辦公室主管時，是當時的氣候模式的創建者。他認為已有的氣候模式預測的增溫遠比觀測到的要大，因為模式高估了氣候系統的敏感度。 [22]
4）環保主義科學家為甚麼偏愛「災難」理論
IPCC的一位主管科學家曾說：「如果我們希望將來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政策，我們就必須有災難。這就像公共交通的安全。〔促使〕人類行動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現意外。」[23]雖然他後來聲明並不是主張偽造數據，但其主導思想是明確的：災難才是促成決策和行動的主因。
把全球暖化和各種極端天氣現象聯繫起來已經成了激化氣候問題的一種時髦方法，迎合潮流的科學假說也不斷登台。2014年初北美經歷了極端寒冷天氣。一個理論推測，全球暖化造成的北極冰層融化會使高空中的噴射急流（jet stream）路徑發生變化，從而向南方輸送極地寒冷氣團，造成極端寒冷的天氣更加頻繁。這種和直覺相悖的推斷當然更受媒體和環保主義活動家的青睞：連極端寒冷都是氣候變暖惹的禍，豈不是讓我們更有理由馬上採取行動？但事實上，長期氣象記錄表明，北美極端寒冷天氣發生的頻率越來越低。2014年五名傑出的氣候專家在《科學》雜誌上刊登了一封聯名信，反駁這種假說。他們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70年代末期（最著名的是1977年），以及在1983年，當北極海冰比現在更厚、更廣的時候，冷空氣爆發比今年（2014年）冬天更嚴重。在50到100年的較長時間內，已經確定的是，相對於美國各氣象站的歷史記錄，極端低溫記錄發生的頻率已經降低。[24]
美國科學院院士、氣候科學家John Wallace教授指出，在極端天氣事件和氣候變化之間建立聯繫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容易。統計推斷依賴於足夠的樣本數量。即使當統計上關聯顯著時（比如熱浪和氣候變暖的關聯），事件越極端，全球暖化對觀察到的異常的相對貢獻越小。如果我們對極端天氣事件與氣候變化聯繫起來的機制有充份的了解，那麼樣本量的限制就不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不幸的是，它們並非如此。[25]
2017年11月，前美國能源部科學副部長、紐約大學城市科學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Steve Kooni）在《華爾街日報》上撰寫了一篇評論《一份關於氣候的欺騙性新報告》，批評了美國政府的氣候科學特別報告（ 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對於海平面上升的描述遺漏性誤導強化災難意識。[26]
該報告指出，自1993年以來，海平面上升幅度大約是20世紀平均速度的兩倍。但該報告卻忽略不提最近的上升比率與20世紀早期類似，而當時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很小。這是遺漏性誤導。該報告的執行摘要宣稱，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的熱浪變得越來越普遍。然而，埋藏在報告深處的數據顯示，現在的熱浪並不比1900年代更頻繁。這一技巧也出現在美國政府的2014年全國氣候評估中，該評估強調1980年後颶風強度的增加而不討論更長時間的記錄。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最近表示，它無法發現人類對颶風的任何影響。[27]
事實上，熱浪出現最頻繁的年代是20世紀30年代，而不是21世紀的今天。美國環境保護署公佈的熱浪指數顯示，當時多達40%的年份熱浪指數超過0.45，而21世紀最熱的年份該指數也不過0.3左右。[28]而當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不到目前積累總量的10%。[29]
原英國坦戴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主任Mike Hulme教授曾撰文批評環境主義造成媒體、科學家和政客共同打造氣候變化的災難意識：「在過去幾年中，這個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環境現象──『災難性』氣候變化現象。似乎僅僅說『氣候變化』並不顯得糟糕，所以現在它必須是『災難性的』才值得關注。……為甚麼不僅僅是環保主義活動家，而且是政治家和科學家，他們公然將恐懼、恐怖和災難的語言與可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物理現實混淆，故意忽視圍繞科學預測的範圍和條件？」[30]
已故科學家Stephen H. Schneider是氣候理論「共識」的倡導者，曾經擔任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的第二工作小組組長。他的坦白部份回答了Hulme教授的疑問：「我們需要得到一些廣泛的支持，以捕捉公眾的想像力。當然，這需要獲得大規模的媒體報道。所以我們必須渲染令人恐怖的情景，作簡化的、戲劇性的陳述，並且幾乎不提我們可能有的任何疑問。」他認為這導致了科學家必須在「有效」和「誠實」之間選擇的道德兩難境地，儘管他希望兩者兼顧。[31]
魔鬼要毀人，炒作氣候災難不僅為打造全球政府埋下伏筆，也同時在科學界敗壞學術道德。氣候學是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年輕學科，把不成熟的全球暖化的理論當作事實，通過媒體炒作掩蓋科學的不確定性，通過政府資金傾斜、聯合學術期刊和學術機構邊緣化不同聲音，在所謂「共識」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中暴露了共產魔鬼的「鬥」、「恨」的基因。魔鬼在科學家確立「共識」的同時，又通過受其影響的媒體和政客們將氣候災難的「共識」貼上「科學證明了」的標籤，將之作為不可挑戰的教條向全球推行，進一步統一思想，同時把變異的善惡觀念滲入人心。前述英國「綠色和平」成員的犯罪行為合法化，依賴的正是「溫室氣體導致氣候災難」的「共識」。以這種教條為基礎的各種政策、法規也將給世界正常的秩序帶來混亂。以各種理由打爛「舊世界」，是魔鬼慣用的伎倆。這些都是為魔鬼最後以「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偽「救世主」身份出場作鋪墊。（接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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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頁168-189。
[2] Martin Durkin,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 (documentary film, 2007), Channel 4 (UK), March 8, 2007.
[3] Takuro Kobashia, et. al., 「4 ± 1.5 °C Abrupt Warming 11,270 Years Ago Identified from Trapped Air in Greenland Ic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68 (2008): 397–407.
[4] Freeman Dyson, 「Misunderstandings, Questionable Beliefs Mar Paris Climate Talks,」 The Boston Globe, December 3, 2015, https://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2/03/freeman-dyson-misunderstandings-questionable-beliefs-mar-paris-climate-talks/vG3oBrbmcZlv2m22DTNjMP/story.html.
[5]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6] J. A. Curry and P. J. Webster, 「Climate Science and the Uncertainty Monster,」 Bulletin of American Meteorology Society 92, no. 12:1667–1682, https://journals.ametsoc.org/doi/pdf/10.1175/2011BAMS3139.1.
[7]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ch8s8-2-1-3.html.
[8] 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faq-2-1.html.
[9] Mark W. Shephard, et al., 「Comparison of Tropospheric Emission Spectrometer Nadir Water Vapor Retrievals with in situ measurement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3, no D15S24, doi:10.1029/2007JD008822.
[10] 「Climate Change,」 American Physics Society Web Page, https://www.aps.org/policy/reports/popa-reports/energy/climate.cfm.
[11] 「Solar Constant,」 Britannica Online,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solar-constant.
[12] Willie Soon, et al., 「Modeling Climatic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Unknowns and Uncertainties,」 Climate Research 18 (2001): 259–275.
[13] Michael Lemonick, 「Freeman Dyson Takes on the Climate Establishment,」 Yale Environment 360, June 4, 2009, https://e360.yale.edu/features/freeman_dyson_takes_on_the_climate_establishment.
[14] Nir J. Shaviv, 「Celestial Driver of Phanerozoic Climat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Today 13, no. 7: 4–10, July 2003, https://www.geosociety.org/gsatoday/archive/13/7/pdf/i1052-5173-13-7-4.pdf.
[15] J. Emile-Geay et al., 「Links between Tropical Pacific Seasonal, Interannual and Orbital Variability during the Holocene,」 Nature Geoscience 9 (2016): 168–173.
[16] Zhengyu Liu et al., 「The Holocene Temperature Conundrum,」 PNAS 111, no. 34, August 26, 2014.
[17] Olaf Stampf and Gerald Traufetter, “Climate Expert von Storch: Why Is Global Warming Stagnating?” Der Spiegel, June 20, 2013,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nterview-hans-von-storch-on-problems-with-climate-change-models-a-906721.html.
[18] Richard S. Lindzen et. al. , 「Does the Earth Have an Adaptive Infrared Iri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82 (2001) : 417 – 432, https://doi.org/10.1175/1520-0477(2001)082%3C0417:DTEHAA%3E2.3.CO;2.
[19] Roy Spencer et al, “Potential Biases in Feedback Diagnosis from Observational Data: A Simple Model Demonstration”, Journal of Climate. 21 (21): 5624–5628, Nov,1,2008.
[20] John R. Christy, 「Written Report to Senate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November 14, 2007, https://www.nsstc.uah.edu/users/john.christy/christy/ChristyJR_CST_071114_written.pdf.
[21] David Russell Legates, 「Statemen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U.S. Senate, July 3, 2014,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a/a/aa8f25be-f093-47b1-bb26-1eb4c4a23de2/01AFD79733D77F24A71FEF9DAFCCB056.6314witnesstestimonylegates.pdf.
[22] William Happer, 「Data or Dogma? A Senate Hearing on the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Hearing of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December 8, 2015,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c8c53b68-253b-4234-a7cb-e4355a6edfa2/FA9830F15064FED0A5B28BA737D9985D.dr.-william-happer-testimony.pdf.
[23] Sir John Houghton, 「Moral Outlook: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Sunday Telegraph, October 9, 1995.
[24] Jason Samenow, 「Scientists: Don』t Make 『Extreme Cold』 Centerpiece of Global Warming Argu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0,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4/02/20/scientists-dont-make-extreme-cold-centerpiece-of-global-warming-discussions/?noredirect=on&utm_term=.3600e477f052.
[25] John Michael Wallace, 「The Misplaced Emphasis on Extreme Weather in Environmental Threat Communic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4/03/14/the-misplaced-emphasis-on-extreme-weather-in-environmental-threat-communication/?utm_term=.bf84802d4613.
[26] Steve Koonin, 「A Deceptive New Report on Clim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deceptive-new-report-on-climate-1509660882.
[27] 同上。
[28] 「Climate Change Indicators: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s,」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s://www.epa.gov/climate-indicators/climate-change-indicators-high-and-low-temperatures.
[29]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Space, Sc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Hearing on 「Data or Dogma? Promoting Open Inquiry in the Debate over the Magnitude of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8, 2015, https://curryja.files.wordpress.com/2015/12/curry-senate-testimony-2015.pdf.
[30] Mike Hulme, 「Chaotic World of Climate Truth,」 BBC, November 4, 2006,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6115644.stm.
[31] Roy W. Spencer, Climate Confusion: How Global Warming Leads to Bad Science, Pandering Politicians and Misguided Policies that Hurt the Poor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8), Chap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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