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教育關乎個人的福祉、社會的安定、民族的發展和文明的存續。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文明莫不重視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讓人類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時保存神傳給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歸來。同時教育也起到傳播知識、培養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對社會不可或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對人類傳統文化擁有廣博的知識，掌握一個或多個方面的高超技能，敬業而樂群。他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護者，他們個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會得到神的垂青。
共產邪靈要毀滅人類，就要斬斷人與神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壞傳統教育。它在東方和西方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在東方傳統文化深厚的國家裏，如果使用欺騙的方式，很容易就識別出來了。於是共產邪靈屠殺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斷層，同時使用教育宣傳等欺騙手段。而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對沒有那麼深厚，所以邪靈可以用滲透和變異的方法。事實上，共產邪靈利用教育滲透西方，對年輕一代的變異比對中國的年輕一代的變異嚴重得多。
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後，由於主流媒體長期對傳統派候選人的醜化宣傳和所謂民意調查的誤導預測，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無法接受選舉結果，美國大學校園裏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學生以「恐懼、疲倦、情緒創傷」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課或者推遲考試。某些著名學府為了緩解學生的「焦慮」和「痛苦」，給他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活動，包括玩橡皮泥、塗色、積木和肥皂泡，甚至還提供寵物狗和寵物貓。很多大學給學生提供了各種心理諮詢，組織互助團體，提供「選舉後心理康復」或者「選舉後資源與幫助」之類的服務。[1]且不說把正常的選舉結果看得比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更加可怕是多麼荒唐，單說本來應該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對壓力及變化具有相當承受能力的大學生竟然變得如此無知、脆弱和幼稚，這不能不說是美國教育的巨大失敗。
美國教育的失敗恰恰是共產邪靈敗壞美國教育的「成功」。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社會最令人痛心的變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統的全面淪陷。這是魔鬼滲透和顛覆的結果。
本章將主要以美國為例，剖析共產邪靈對自由社會教育的滲透。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其它國家教育領域中共產邪靈的鬼影。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至少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輕一代灌輸共產主義魔鬼的意識形態。邪靈接管西方大學，一邊創造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新學科，一邊滲透重要的傳統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律、大眾傳播等等；各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成了這些科系的指導思想；「政治正確」成為大學校園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靈有意不讓年輕一代接觸傳統思想文化，因此傳統文化、正統思想、真實歷史和文學經典被用各種方式詆毀、邊緣化。
第三，從幼兒園、小學開始，持續降低教學標準，使年輕一代的讀寫算術能力變差，思維能力和知識水平都嚴重下降，難以理性思考關係到人生和社會的重大問題，更難以看穿魔鬼各種狡猾至極的詭計。
第四，從小就給學生灌輸各種變異觀念，待他們長大後，這些觀念變得根深蒂固，幾乎無法察覺和糾正。
第五，培養學生的自私、貪婪、放縱，培養其反權威、反傳統傾向，放大自由觀念，加強他們的自我中心，降低學生對不同觀點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時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審視美國的教育，我們會發現，共產邪靈在上述五個層面的目標幾乎都已經實現了。美國大學裏左派的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意識形態，有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或者無法進入大學任教，或者不被允許發表自己的傳統觀點。很多學生經過四年強化訓練，大學畢業後傾向自由主義、進步主義，不假思索地接受無神論、進化論、唯物主義，成為奉行享樂主義、缺乏常識和責任感、褊狹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條之外，知識貧乏，視野狹窄，對世界歷史和美國歷史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成為魔鬼欺騙的主要群體。
在世人眼中，美國依然是教育大國，這當然事出有因。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軍事強國，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經費遠超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二戰以後，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優裕的生活條件吸引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美國的科研實力至今全球領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說獨步天下。但繁華的外表之下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國留學生的數量逐年增長，已經遠超美國學生。[2]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大中小學教育被嚴重侵蝕，學生被有意變壞、變笨，其惡果已經初步顯現，更大的惡果也即將暴露出來。
本書第五章提到過的反正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貝澤門諾夫在20世紀80年代初披露說，共產主義對美國的思想滲透已經接近完成，「即使從現在這一刻起，美國人開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扭轉這個趨勢，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意識形態化認知，使認知回到正常狀態。」[3]從貝氏說這番話到現在又有三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三十多年雖然見證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但並不意味著共產邪靈放慢了滲透變異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養的代理人把教育作為滲透的主要目標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學教育，影響家庭教育，編造教育理論，改變教育理念，教育領域成為邪靈滲透的重災區。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現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以後進入大學的人，幾乎都多少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所受影響最為嚴重。但是他們幾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魔鬼洗腦的，真正明明白白地推進魔鬼計劃的人並不多見。我們這裏揭露魔鬼，是為了讓上當受騙者能夠認清魔鬼、遠離魔鬼，不要成為魔鬼的殉葬品。
1. 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青年學生擁抱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者受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影響，大學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導大學教育的是大學教師群體。美國大學教師群體的大面積左傾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並且已經頗有時日。
根據2007年一份名為「美國教授的社會政治觀」的研究，在被調查的1,417名大學全職教員中，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溫和派居46.1%，保守派僅佔9.2%。其中社區大學教員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學院教員中自由派則高達61%，保守派僅佔3.9%。這份調查還指出，臨近退休的教員比新入職的左傾更嚴重。在50~64這一年齡段中，自稱左派活動家的佔17.2%。這份調查還指出，大學教員大都支持同性戀、墮胎權。[4]
2007年以後的研究也證實了美國四年制大學教授的左傾趨勢。2016年發表於《經濟日誌觀察》上的一份研究調查了40所美國著名大學歷史和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選民登記情況。發現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黨有3,623人，共和黨人是314人，比例為11.5:1。被調查的五個系中，歷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達33.5:1。這與1968年的一項調查形成了鮮明對比。該研究結果是，歷史學科教授中，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比例為2.7:1。[5]
2016年對四年制大學教員的另一項分析發現，教員的政治傾向不平衡，在紐英倫尤甚。這份調查根據2014年的數據，發現在全國範圍內，高等院校中自由派與保守派教授的比例為6比1。在紐英倫，這個數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觀點，23%的人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觀點，17%的人傾向保守派。研究發現，自1994年以來，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場的人士所佔份額大幅增加。[7]
美國企業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者指出，在美國大約18%的社會科學家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只有5%自認是保守主義者。[8]考慮到大部份調查依據的都是調查對象的自我判斷，事實上的不平衡狀況與調查結果比起來可能更加嚴峻。
參議員Ted Cruz曾這樣評價自己就讀過的一所名校的法學院，「（這所大學）法學院的教師自稱是共產主義者的人要多於共和黨人。如果你問他們美國是否應該變成社會主義國家，80%的人會投贊成票，另外10%的人會認為這個想法太保守了。」[9]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和其對美國的滲透幾乎同時開始。從20世紀初開始，很多美國學院派知識份子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或者其變種費邊主義思想。[10]
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讓一大批反傳統的青年學生走上歷史舞台。在這些人的成長過程中，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激進理論，對他們影響甚巨。1973年尼克遜總統宣佈終止越戰後，反戰運動失去了直接的目標，學潮開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培養起來的激進學生並沒有放棄他們的「理想」，他們進入大學研究所之後首選的專業就是包括新聞、文學、哲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化研究等在內的社會人文科學。從研究所畢業以後，他們進入了對社會文化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新聞媒體、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等部門工作。這時指導他們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體制內長征」的學說。他們要發動一次體制內的長征，改變西方文明的最主要傳統。
被西方反叛學生奉為「精神教父」的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爾庫塞1974年斷言：新左派沒有死，「它會在大學內復活」。[11]事實上，新左派不僅沒有死，他們的「體制內長征」非常成功。「越戰以後，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沒有回到文學圈子裏；我們獲得了學術職務。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對那些粗心的人來說，我們似乎消失不見了。現在我們獲得了終身教職，重塑大學的工作正式開始了。」[12]這是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的自白。
「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一詞是學者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創造的，用來指稱後來進入大學任教並獲得終身教職的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學生。這些學生曾積極投身於反戰運動、民權運動或者女權運動，受挫後進入體制，希望在學院內把「政治理想」灌輸給下一代學生，造就像他們一樣的激進分子。80年代以後，這批當年的造反青年很多獲得了大學的終身教職，有些成為系主任、院長，在學院內掌握了相當大的行政權和話語權。這些教授、學者治學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學術作為破壞西方文明傳統、顛覆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們教書的目的是進行「革命者的再生產」。
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們可以參加各種委員會，在招聘新教師、制定學術標準、研究生論文選題、決定學科發展走向等各個方面都具有了相當大的發言權。這就使得他們有可能用手裏的權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候選人排除在招聘過程之外。於是大學教師群體裏具有傳統思想、按照傳統理念進行研究教學的教師被不斷地排擠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後，代替他們的新鮮血液絕大部份變成了被共產主義思想洗腦的左派學者。
「體制內長征」概念的發明者、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將知識份子分為兩類：傳統知識份子與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為維護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的中堅力量，而有機知識份子則屬於新興的階級或者團體，他們在該階級或團體爭取霸權（hegemony）的過程中扮演創造性的角色。[13]「無產階級」利用有機知識份子奪取文化霸權，最終奪取政治霸權。
很多「獲得教職的激進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對現行體制的「有機知識份子」的。同葛蘭西一樣，他們信奉的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4]對於他們來說，教育不是傳授知識和人類文明的精華，而是灌輸給學生一套激進的政治觀點，把學生變成社會活動分子、「社會公正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讓他們畢業後把對現行體制的不滿和對傳統文化的反叛擴散到社會上去，最終醞釀摧毀一切的革命。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人們已經熟知，在共產國家裏，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學科的指導思想。在一向強調學術思想自由的西方國家裏，除了共同的道德標準和學術規範以外，按說不應該有預設的學術立場。但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等思想強勢入侵美國大學，以致大部份人文社會學科都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
（1）革命話語佔領美國人文學界
Bruce Bawer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興起與走向封閉的自由派心智》一書中寫到，當他詢問賓夕凡尼亞州大學歷史學教授Alan Charles Kors，過去幾十年對美國大學的人文學科影響最大的三個人是誰時，Kors教授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書幾乎要負全部責任：葛蘭西的《獄中劄記》、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蘭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產黨人，本書已經多有論列。巴西教育理論家Paulo Freire崇拜列寧、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他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出版於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為美國教育學院的必讀書之一。用教育學家Sol Stern的話說，這本書不關心任何具體的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政治論文，號召推翻資本主義霸權，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16]事實上， Freire一再重複的觀點無非是，世界上只存在著兩類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被壓迫者不應該像過去一樣接受教育，而是應該被告知他們的受壓迫狀態，激起他們的反抗。
Paulo Freire出生於加勒比海上的法屬馬提尼克（Martinique），參加過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法共黨員薩特作序。Freire這樣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惡的；非西方人是被剝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農號召殖民地人民發起武裝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統治，在此過程中暴力使人民「團結在一起」，「在個人層面上，暴力是一種淨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擺脫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結、絕望感和無所作為的狀態；暴力使他無所畏懼，恢復自尊。」[17]Freire對法農的思想心領神會，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在反叛初期必須殺人。打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鵰，同時少了一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活下來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腳下的是國土。」[18]
這三個人的理論誘導人用階級鬥爭的視角觀察歷史和社會，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煽動性。一旦讓這種階級仇恨進入心中，學生將以對抗的心態看待正常社會的機構和現象，必然走向不滿、抗議、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誰是對美國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影響最大的人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受馬克思主義或弗洛伊德主義影響的、在破壞文化和道德方面與共產主義並肩作戰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主導了大學人文學科。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自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的文學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較文學等）的研究範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文學評論承認經典文學作品的道德和美學價值，把閱讀文學作品作為增長知識見聞、陶冶道德情操、培養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學理論是為具體的閱讀賞析服務的，處於從屬地位。
60年代社會上的反文化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學院內部也出現了一個「理論」的大爆發。形形色色的哲學、心理學、文學和文化理論大行其道，理論和文學作品的關係發生了逆轉。理論對作品而言具有優先性，作品成了「隨意選取」的範例，用來說明理論的「有效性」。[19]
這個「理論」到底是甚麼呢？它打破了傳統的學科界限，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試圖對社會和文化進行總體性說明的大雜燴。文學理論家Jonathan Culler如此解釋「理論」：「理論常常是對常識性觀念的猛烈攻擊，意圖說明我們見慣不怪的『常識』其實是歷史性地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出來的）理論表現得如此自然，以至於我們幾乎察覺不到它其實只是一個理論。」[20]也就是說，理論肆無忌憚地嘲弄、逆轉、摧毀來自家庭傳授、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的關於是非、善惡、對錯、美醜的傳統認識，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惡價值觀。
拋開其複雜晦澀的包裝，所謂「理論」無非是新老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拼湊出來的怪胎。簡而言之，「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其它反傳統的理論的邪惡聯盟，其目的是以學術的方式摧毀人類文明的基礎。「理論」是共產主義魔鬼在西方學院內部的新偽裝。60年代以來，它從文史哲等學科出發，攻城略地，開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態勢。
在實踐中，「理論」和「批判理論」大體指代同一個現象。新湧現出來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種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別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會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學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醫學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論的新的應用。「理論」橫行學術界這個現象的實質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擴散到學術和教育諸領域，用變異理論迅速敗壞年輕一代，為毀滅人類鋪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而言，一部文學經典的意義不在於其內在價值（經典據說甚至根本沒有內在價值），而在於它反映了統治階級（性別、種族）的思想是如何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國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直言不諱地宣佈：「政治角度」是「一切閱讀和闡釋的絕對地平線」。[21]也就是說，要把一切文學作品當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讀，只有讀出其中階級、種族、性別、性傾向壓迫的「深層含義」，才算是「深刻」、「夠格」的理解。
來自共產國家的人對這種武斷荒謬的「文學批評」並不陌生。中共黨魁毛澤東評價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的視角極為獨特：「《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前蘇聯和中共的歷史表明，文學評論不總是象牙塔內高雅脫俗的討論，有時會變成血雨腥風的鬥爭。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至少表面上和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評價有關。歷史學家吳晗響應毛澤東向明代清官海瑞學習的號召，創作了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和反對「三面紅旗」（即造成大饑荒的中共政策「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跟近幾十年西方學院內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共用階級鬥爭解讀一切作品的文學批評就顯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像一個變種的病毒，變得更加強大、惡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論武器，把一部部人類文化的經典推上手術台進行肢解和歪曲，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經典，到但丁、莎士比亞，再到維多利亞小說，無一倖免。雖然這類評論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顯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測，但許多研究的主旨卻驚人的單調乏味──無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對被壓迫階級、女性、少數民族的偏見，因此屬於「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築」，其目的是麻痺人民群眾，使之不能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英國學者斯克拉頓（Roger Scruton）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文學理論家們的方法是顛覆的工具：嘗試從內部破壞人文教育，斬斷我們和自己文化之間的同情的紐帶。」[22]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貫穿於很多馬克思主義人文學術的一個概念是「意識形態（ideology）」。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統稱為意識形態，他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並不是對現實的真實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變形的。[23]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把破壞文化作為革命的必經階段，在「意識形態」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把意識形態定義為與真正的「階級意識」對立的「虛假意識」，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通訊、文化等等，它們與暴力的國家機器一同發生作用。
意識形態概念裏包含著一個狡猾的詭辯。任何一個社會、一種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並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具體指出社會制度的缺點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這些制度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築。不是分析一個命題的真偽對錯，而是指責提出命題的人動機不純或者存心不良，這是一個常見的邏輯錯誤，叫作「向井水裏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過毒的水誰都不能飲用，被謠言詆毀、人格謀殺的人不管說的話多麼有道理，他的話都不會被人信以為真。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判就是一個擴大了的、更複雜的「向井水裏投毒」的案例。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無所不包，反映了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極端仇視，必欲全盤否定、徹底毀滅而後快。這其實是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對人類文化痛下殺手。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是一個極端抽象的泛泛之論、沒有價值的偽命題，它的作用是把傳統的道德觀念一筆抹殺。馬克思主義者帶著無比的「道德義憤」千百遍地重複這個謊言，帶動和欺騙了很多頭腦簡單的人。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上世紀60年代以後，一批法國理論家提供的理論成為美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和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領域的專著裏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傅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希達（1,874次）。[24]兩人的影響可見一斑。有論者指出後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共謀關係，很有啟發性。[25]我們姑且稱這兩個理論流派的合流為「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德希達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一種精巧的無神論和相對主義的詭辯。他通過無限誇大語言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否認語言和文本具有穩定明確的意義。語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種解釋的可能，這本是常識，從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代起，就有很多人闡發過這個道理。但是，如果以此為理由，連文本具有相對穩定的意義都加以否認，那就走向了相對主義的詭辯。
與傳統的無神論不同，德希達使用哲學術語進行表述，因而其觀點不僅對「神」的概念具有殺傷力，對於跟傳統信仰相關的「理性」、「權威」、「意義」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毀性的打擊。受德希達影響的理論家紛紛對「意義」、「理性」等概念進行解構。由於其表面上的複雜深奧，使很多人陷入理論迷霧，一時間解構主義橫行西方人文學界，成為共產邪靈摧毀信仰、傳統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傅柯曾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其理論圍繞著「權力」（power）概念展開，核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沒有真理，只有權力」，也就是說，權力壟斷了對真理的解釋權，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虛偽的、不可信的。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傅柯設問：「監獄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都很相像，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又都很像監獄，這難道令人驚奇嗎？」[26]把維持社會不可或缺的機構等同於監獄，進而號召人們推翻監獄──福柯理論的反社會性質昭然若揭。
用解構主義、傅柯思想和其它批判理論武裝起來的學者，把一切相對化，把傳統和道德污名化，熱衷於談論「一切解讀都是誤讀」、「沒有真理，只有敘事」、「沒有歷史，只有敘事」。他們把對於真、善、美、正義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對化，然後棄之如敝屣。剛剛進入研究所的年輕學生不敢質疑老師輩的權威，更無法抵禦這種理論的狂轟濫炸，一旦被捲入其中，就很難掙脫出來。這就是共產邪靈在西方人文社科領域橫行無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當中，一些激進分子試圖把其激進的左傾理論推廣到大學、研究所當中。有學者認為，黑人研究專業的設立，與其說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不如說是政治訛詐（political blackmail）的後果。[27]
1967年，一次總罷工造成三藩市州立學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關門，迫於來自黑人學生會的壓力，學院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黑人研究」項目。該項目負責人設想，這個項目主要是用來「鼓舞黑人學生士氣」的，因此，學生學的科學不是普通的科學，而是「黑人科學」。所謂「黑人科學」，指的是黑人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種方式使教授的科學課和美國黑人生活息息相關。同理，數學、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也要首先經過黑人意識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黑人學生會的20個成員，佔領了學校的電腦中心，造成校園關閉。一年後，該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爾大學的100多個黑人學生揮舞著獵槍、披掛著裝滿了子彈的子彈袋，佔領了學校辦公樓，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專業。教師出面阻止時，一個學生領袖威脅說：「再過三個小時，康奈爾大學就沒命了。」康奈爾大學妥協了，成立了全國第三個這樣的學科。[28]
後來成為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Shelby Steele就是推動各個大學成立黑人研究專業的推手之一。他說，在時代氛圍的帶動下，各個大學負責人的「白人負罪感（white guilt）」非常嚴重，以至於他們會答應學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幾乎與此同時，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戀研究等很多專業堂而皇之地進入美國大學。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有上千個這類的研究項目。
女性研究專業的基本理論預設是，性別差異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女性在歷史上長期受男性和父權制壓迫，因此女性研究專業的最重要宗旨是激發女性的社會意識，給社會帶來全面的變革，即革命。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某女權主義教授，出身於知名共產黨員家庭。她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和「女同性戀活動家」，從1980年就開始教授女權主義。她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擴展到「性傾向」上，並將「性傾向」視為喚起政治意識的一種行為。而她走入大學課堂就是因為一個共產黨員告訴她「這是你的革命任務」，她自己也公開說她將「教學變成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她依照這套主張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女權主義研究系」。[30]在她的一個課程教學大綱裏她寫到，女同性戀是「女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即改變性傾向是最高級的社會意識。[31]
密蘇里大學則系統地設計了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課程，教導學生如何用左派的觀點來看待女權主義、文學、性別、「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別」（Outlaw Gender）一課將性別視為「文化的產物」，而非自然生成，並只給學生灌輸一種觀點──基於性別的壓迫和對多種性別的歧視。[32]
本書第五章已經揭示，共產主義的滲透是西方二戰以來反戰運動的重要源頭。近幾十年來，美國大學的一個新興學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產主義的滲透有關。學者David Horowitz和Jacob Laksin在研究了美國大學裏250多個「和平研究」專業後得出結論，這個專業的主要目的是把學生變成反戰的左派，因此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而不是學術性的機構。[33]
他們以在「和平研究」專業廣泛使用的一本教科書《和平與衝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為例，說明和平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傾向。在解釋貧困與飢餓問題時，這本書採納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聲稱造成世界上飢餓問題的原因不是生產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譴責土地所有者和農產品商人，聲稱是他們的貪慾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每天處於飢餓之中。雖然這本書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種暴力該書不但不反對，而且讚譽有加，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書中稱，「雖然古巴遠遠不是人間天堂，而且某些個人權利和公民權利沒有得到廣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說明，暴力革命有時會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好的生活條件。」而卡斯特羅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災難性後果該書隻字不提。
這本寫於2001年9.11事件之後的教科書也涉及到恐怖主義問題。令人吃驚的是，該書作者似乎對恐怖份子充滿同情，以至於把「恐怖份子」一詞加上引號。他們這樣為自己的做法辯解：「把『恐怖份子』一詞加上引號可能對那些把這個稱呼視為當然的讀者來說顯得奇怪。我們這麼做不是要淡化這些行為的恐怖性質，而是要通過指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份子』是另外一個人心目中的『自由戰士』，來強調有必要收斂（對恐怖主義的）道德義憤。」[34]
學術專業本身應該是中立的，不應該預先設定研究立場。這些新興專業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立場──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權主義，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是白人的歧視造成的。它們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討真理，而是灌輸意識形態。
這些新學科是美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一旦進入大學，它們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斷要求更多經費並擴大招生規模，培養的學生再進一步壯大這些學科的力量。這些學科已經無法輕易從大學裏剝離。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學科是共產邪靈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創立的，其目的是製造和擴大不同人群之間的矛盾，煽動仇恨，為最終的暴力革命製造條件。它們跟其聲稱代表的群體（非洲裔美國人、女性等）都沒有太大關係。在正常社會裏進行女性研究或者對某個種族的研究，是學術繁榮的標誌，完全無可厚非。（接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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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類報導很多，比如https://www.thedailybeast.com/elite-campuses-offer-students-coloring-books-puppies-to-get-over-trump; http://college.usatoday.com/2016/11/15/heres-how-universities-are-offering-support-to-students-after-trumps-election/.
[2] 根據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2017年的調查，國際學生已經佔據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科技工程專業的絕大多數。全日制國際學生比例最高的三個專業是電子工程、石油工程和計算機科學，國際學生比例分別為81%、81%、79%。Elizabeth Redden, 「Foreign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EM Enrollment,” Inside Higher Ed, October 11,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17/10/11/foreign-students-and-graduate-stem-enrollment.
[3] G. Edward Griffin, Deception Was My Job: A Conversation with Yuri Bezmenov, Former Propagandist for the KGB, American Media, 1984.
[4] Scott Jaschik,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What the Research Says,” Inside Higher Ed, February 27,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7/02/27/research-confirms-professors-lean-left-questions-assumptions-about-what-means.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The Close-Minded Campus? The Stifling of Idea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ebsite, June 8, 2016, https://www.aei.org/events/the-close-minded-campus-the-stifling-of-ideas-in-american-universities/.
[9] Quoted in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2-3.
[10] 參見Zygmund Dobbs, Keynes at Harvard: Economic Deception as a Political Credo. (Veritas Foundation, 1960), Chapter III, “American Fabianism.”
[11] Quoted in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2013), 26.
[12] Quoted in Walter Williams, More Liberty Means Less Government: Our Founders Knew This Well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9), 126.
[13] David Macey, “Organic Intellectual,”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0), 282.
[14]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5]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Chapter 1.
[16] 同上。
[17] Fran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92.
[18] Jean Paul Sartre, “Preface,”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by Franz Fanon, 22.
[19] Roger Kimball,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1998), 25-29.
[20]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21] Fredrick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ter 1.
[22] Quoted in Roger Kimball, “An Update, 1998,”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3r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2008)， xviii.
[23]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24] “Most Cited Authors of Books in the Humanities, 2007,” Times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uky.edu/~eushe2/Bandura/BanduraTopHumanities.pdf.
[25] Joshua Phillip, “Jordan Peterson Exposes the Postmodernist Agenda,” The Epoch Times, June 21, 2017,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jordan-peterson-explains-how-communism-came-under-the-guise-of-identity-politics_2259668.html.
[26] Quoted in Roger Kimball, “The Perversion of Foucault,” The New Criterion, March 1993, https://www.newcriterion.com/issues/1993/3/the-perversions-of-m-foucault.
[27]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9), 51.
[28]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51-52.
[29]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Chapter 3.
[30]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3.
[31]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13), 84-85.
[32]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212.
[33] David Horowitz, Indoctrinate U.: The Left’s War against Academic Freedom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9), Chapter 4.
[3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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