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外媒披露，中共為達到2025年70%晶片自製的目標，不惜高薪招攬台灣高階技術人才，甚至直接要求受聘人士攜帶「設計圖」。那麼，中共不惜重金挖角竊密的目的是甚麼？而面對現狀，台灣政府及企業應如何應對？

《華爾街日報》7月2日報道，2016年底，全球最大晶元代工企業台積電一名工程師接獲中國一家競爭對手公司的邀約，擔任手機和遊戲機晶片研發工作的總工程師。雖然他並不具備這類晶片的專業知識，但他擁有獲得該公司資料的許可權。這位工程師在兩周內非法下載、複印了大量台積電的商業機密文件，並計劃發送給中國的國營企業上海華力。

報道稱，台灣製造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半導體，而中國則是世界最大的半導體進口國。北京當局希望，到2025年，70%的中國製智慧型手機能採用自製晶片。

有台灣政府官員與企業主管指出，中共正把台灣當作目標，試圖利用高薪從台灣公司挖角人才，竊取晶元技術等商業機密。

中共不惜重金在台灣挖角

台灣官員表示，北京正企圖以大手筆吸引台灣企業與工程師，有時以五倍薪資作為誘惑，並慫恿願到中國大陸發展的人才帶著設計圖一起過去。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曾建元對大紀元表示，這是中共對台灣滲透重要的一環。他說：「竊取台灣最重要的產業核心技術，然後用大陸相對低廉的經營成本來創造價格優勢，與台灣在同一個產業在國際間進行國際競爭，還可以釜底抽薪地去動搖台灣的國本，這個生意是無本生意，而且是一本萬利。」

今年2月，中共公佈對台31項措施，試圖吸引更多台灣企業和高知識分子到大陸。台灣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就表示，北京此舉有政治動機。

台灣為何成為中共挖角竊密的目標

曾建元認為，台灣成為中共竊密的目標有三個原因，一是台灣晶片產業發展很早，基礎深厚；二是半導體人才也非常充足；另外，在國際供應鏈和整個經營上，台灣有長期的經驗及相互的信任關係。

他表示：「這些智慧財產不是起步晚的國家地區和企業在短時間能趕得上的。如果台灣大廠當中關鍵的工程師和經營階層人士被挖到大陸，它（北京）在國際產業鏈之間的信任關係不需要重建，直接平行移植。」

曾建元說，晶元產業是台灣重點產業，人才競爭很激烈，中共也看到這個情況，「如果中共在這方面給這些人更多的空間、更多的薪資待遇，那很多人很難經得起這種誘惑。所以，通常它挖角不是一個人，會是一個完整的經營團隊，包括技術開發等。」

企業防止挖角竊密的應對措施

面對中國大陸挖角竊密的威脅，台灣一些企業普遍採取加強內部管理機制進行應對，包括提升資訊安全保護，提高員工薪酬以及通過法律手段追訴不法行為等措施。

但曾建元認為，竊取台灣的商業秘密、智慧財產權是整個中共國家政策所縱容的，通過法律手段追訴往往得不到中方在法律上的配合，制裁防堵有限。

曾建元說：「這類案件都是中共縱容或有意的國家不法行為，所以（中共）相關的司法機關不可能去追究這些在台灣犯罪和有不法行為但對中共有功的人士。」

「而客觀上，由於兩岸體制、地理上的分離，也會讓這些台灣犯罪嫌疑人得到中共政府的庇護。」他表示，「哪怕在台灣有重大犯罪的人，只要能給中共帶去有經濟好處的資金或其它，中共都不會去管他是否來源合法。所以，在台灣有重大經濟罪犯、違法和有債務的人在大陸都逍遙法外，而且經營有成。」

另外，對提高薪酬的措施，曾建元也認為並不能收到好的效果，「中共用高新對台灣的挖角是刻意地讓台灣到大陸去的人『突破基本界限』」。

曾建元認為，從上世紀90年代兩岸開放交流開始，雖然台灣的智慧財權和商業秘密遭到竊取的情況嚴重，但基本上沒有讓台灣相關的產業被大陸後來居上，「是台灣的企業在不斷地自主研發，有更高階的技術來支撐公司進一步營運的利潤。」

不過，曾建元也強調，企業內部在建立自身的資訊安全商業管控及保護的機制外，還要從教育方面去提醒，「就是人的職業倫理和對國家的忠誠」。

與國際合作遏制中共

台灣官方數據顯示，竊取晶片技術案件數量僅在2017年就發生21件。《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指出，而就最近的10件有關竊取技術的起訴案中，有9件被點出與大陸有關。

據台灣媒體報道，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廠南亞科的總經理李培瑛2月承認，公司約有50名高階技術人員遭到大陸挖角。

台塑企業總裁王文淵4月透露，近一兩年台灣半導體業被大陸挖角情形嚴重，「被美光併購的華亞科跑更多，約400多人。」

曾建元說，中共對台灣各個公司、廠商商業上的滲透和偷取商業機密是非常嚴重的，但台灣在商業洩密方面的處罰不是很嚴厲，法律上的防範及威懾效果都不大。

曾建元認為，台灣政府要防堵中共應從兩方面著手：

第一，在法律方面加強立法的力度、強化法則以及執法的專業性。

他說：「涉及到高科技產業的犯罪，司法單位必須有相應的知識才能夠有辦法去發掘這些犯罪，這個是國家在司法方面通過相關法治的健全以及司法人員專業能力的提升來強化法律上的保護。」

第二，在政策上，跟歐美日國家和國際大廠在政治上建立共識，透過市場的機制抑制不法廠商。

他認為：「台灣政府把手中掌握的有不法記錄的大陸廠商資料去提醒台灣的廠商不要去合作，也提醒國際的大廠不要與惡名昭彰的大陸廠商合作，這也許是台灣政府能夠去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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