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記載，武則天初即后位，弒王皇后與蕭淑妃。因淑妃臨死前詛咒：「願他生我為貓，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從此武則天畏貓，宮中不再蓄養。然而諷刺的是，她身邊竟出了一個被稱為「人貓」的心腹寵臣。
表面上恭順有禮，內心卻偏狹妒忌；與人交往時和顏悅色，笑容滿面，一旦被人觸犯威嚴和利益，必定伺機殘害，可謂「笑中有刀」。因其言語柔順、行動上卻暗箭傷人，性情似貓兒難以捉摸，故此人又得「人貓」之號。
這便是《奸臣傳》中出現的第二位奸臣——李義府。他與許敬宗同朝為官，相互勾結，在武則天的旨意下構陷忠良。同時，他怙恃皇后勢力，自以為安如泰山，便多行不法，其陰險奸詐的手段更甚於許氏。李義府與許敬宗有著相似的發跡之路，但更為招搖與狂妄，故招致更多罵名，並在耗盡大富大貴的人生福分後，落得長期流放、憂疾而死的現世報應。
進身以筆，詠烏拜官
李義府出身微賤，祖上不過做得縣丞，他自身也不過是一介善寫文章的書生。貞觀年間，他經由開國功臣李大亮舉薦，通過策問考核而及第，補為門下省典儀。不久，李義府的文名傳入宮廷，得到劉洎、馬周的鼎力推薦，終於有幸覲見天子。當時，唐太宗欲考較他的文學功力，命他以「詠烏」為題即興賦詩。李義府不負聖望，援筆而成：
「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
白天，烏鴉在朝陽的照耀下閃耀彩輝；夜晚，人們還能聽到《烏夜啼》的縷縷琴聲。由於烏鴉屬不祥之鳥，即使在皇家御苑繁茂的林木中，它都不能借來一根樹枝棲身。這首詩簡練而有所寄寓，李義府正是借烏自喻，含蓄表達了渴望在大唐盛世中謀求一官半職的進取之心。
果然，太宗見而大悅：「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他立刻從區區九品小吏晉為八品監察御史。唐朝清新自由的詩風與寬容開明的政治環境，充份給予李義府嶄露頭角的機遇，「詠烏拜官」亦成為初唐詩壇的一段佳話。不久，太宗特召李義府以本官兼侍晉王李治。當晉王成為太子，李義府也隨之升遷為太子舍人、崇賢館直學士，掌管東宮文翰。
從新官職來看，李義府似是一位「德才兼備」的文臣。他不僅與來濟文采相當，時稱「來、李」；又獻《承華箴》於太子，文章工整精巧。
高宗即位，李義府憑陪侍多年的君臣情份再獲升遷，拜為五品中書舍人，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年輕的寒士，能在朝中才盡其用，順風順水，李義府的前程似乎一片光明。然而，就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他突然遭遇官場的第一個危機。
佞諛有類，邪巧多方
在服侍太子期間，《新唐書》說李義府諂媚事上，善作表面文章，把自己偽裝成骨鯁諫諍的忠臣形象。他的心計，或許早已被其他大臣看透。為了不讓高宗身邊隱藏著貌恭心狠的小人，宰相長孫無忌上奏，將他貶為壁州司馬。所謂「司馬」，不過是形同虛設的閒職，李義府的官運岌岌可危。
詔書尚未下達，李義府提前秘密得知，急忙找同僚王德儉商議對策。此人乃許敬宗的外甥，工於心計，他立即向李義府提出一條「妙計」。高宗欲立寵妃武昭儀為后，只是擔心宰相等大臣反對；如果李義府能夠為皇帝發聲，支持武昭儀為后，便能轉危為安。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王皇后未有過失，只因在后宮爭寵中，處處被武昭儀誣陷而盡失君心。高宗欲行廢立之舉，遭到輔政大臣的異議。而李義府等小人以個人私利為重，開始矇騙君王。
某天，李義府代替王德儉值夜，上表高宗，請求廢后、立昭儀，還大言不慚地說此乃民心所向。高宗大喜，特賜珍珠一斗，並停發貶官詔書，仍令他擔任舊職。武氏聞之，也暗中派下賞賜。就在第二年，高宗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改立武則天為后。
一月之內，李義府被破格提拔，遷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加賜爵位。一封別有用心的奏書，不僅化解李義府的危機，更助他從此官運亨通。迎合君王喜好，竟是一條讓人青雲直上的人生捷徑。以才學入仕的李義府，很快學著揣摩上意、一味逢迎的為官方式，其奸臣本質也漸漸顯露。
登上后位的武則天，一改「屈身忍辱，奉順上意」的溫柔面目，先殘害王皇后與蕭淑妃，繼而在高宗染風疾時，干預朝政，為登上女皇寶位鋪平道路。她還有意收攏當年的支持者為心腹，排擠、構陷長孫無忌等德高望重的輔政大臣。
李義府等小人見風使舵，從高宗侍臣逐漸變成皇后爪牙，與武后一同架空高宗權力，令朝廷屢屢出現「帝不能堪」、「天子拱手而已」的亂象。
進位由奸，多行不法
可以說，后妃枉死、武后亂政，李義府等人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而當大權在握，他們更是不顧善惡報應與倫常法度，行事愈發驕橫恣肆。
當時，洛州女子淳于氏因犯法而收監大理寺，李義府聽聞她有姿色，便吩咐大理寺丞畢正義赦免其罪，自己私納為妾。大理寺卿段寶玄據實上奏，高宗派官員立案審理。李義府恐事情敗露，私下逼迫畢正義自縊於獄中，令此案不了了之。
侍御史王義方欲申正義，藉此事彈劾李義府，認為他擅殺六品官員；即使是該官員自殺，也是出於畏懼李義府之威。「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李義府所為完全褻瀆了帝王尊嚴，而高宗念及李義府支持廢王立武之事，不僅不問罪，還把仗義執言的王義方貶為萊州司戶。
顯慶二年（公元657年），李義府升為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太子賓客等職位，封郡公。三年，其父被追封為魏州刺史，其諸子哪怕是襁褓嬰兒皆封官職，並可大修私宅。四年，李義府再遷正三品吏部尚書，掌管官員任免、考核之大權。此時的李義府，儀仗武后勢力，在外聯合家人賣官鬻爵；在朝多引心腹，廣結朋黨，一時間權傾朝野。
志得意滿之際，李義府又思量著如何「光宗耀祖」。貞觀時期，太宗命大臣高士廉、岑文本等人撰修百卷《氏族志》，定四方貴族世家，時稱允當。李義府以家族微賤、未能名列志書為恥，便上奏請求重修此書。他先與許敬宗奉承武后，命修志的官員將《氏族志》更名為《姓氏錄》，把武氏列為第一大姓，繼而謊稱自己祖上是趙郡李氏，與皇室同宗。他還下令：「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此書有悖實情與禮法，將兵卒與氏族同列，備受縉紳大夫的譏諷。
李義府又請求為祖父遷移墓址，在唐高祖祖父的永康陵附近大興土木。三原縣令為討好權臣，私自派出壯丁與牛車，日夜載土築墳。附近七縣的縣令，也不得不紛紛派百姓參與修墳工事。其中高陵縣縣令張敬業，為人恭勤怯懦，竟不堪辛勞，累死在工地之上。其他王公大臣，則爭相贈送祭奠、陪葬的厚禮，並於改葬之日，結成綿延七十里的送葬隊伍。如此奢靡鋪張，足見奸臣誤國誤民之深。
貪財弄權，難逃天網
龍朔三年（公元663年），李義府升為右相，位極人臣，「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奸宄」，令百官敢怒而不敢言。至此，李義府完全敗壞成大貪官、大奸臣，權欲熏心又無選賢才能的他，專以賣官為事，令朝堂賢愚混雜，正氣衰頹。
高宗亦有所耳聞，提出告誡：「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誡勗，勿令如此。」誰知，李義府早已不是當年曲意侍奉太子的小官，史書記載他的反應，「勃然變色，腮頸俱起」。他當面質問高宗：「誰向陛下道此？」高宗亦有不悅：「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李義府毫無心虛愧疚之意，未謝罪便大搖大擺地離去。高宗雖未深究，內心卻大為不滿。
李義府雖然枉顧廟堂君權，卻也擔心登高跌重，榮華成空。他請來術士杜元紀為府宅望氣，杜元紀告訴他：「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可厭勝。」從此，李義府斂財更甚。有一次，他召來長孫無忌之孫長孫延，告訴他：「吾為子得一官。」五日後，長孫延官拜司津監，李義府以此索賄七十萬錢。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這次賣官事件發生後，知情的大臣再也無法容忍其罪行，冒險上表彈劾。李義府風光一生，終於難逃鋃鐺入獄的一天。或許是他的罪孽太過深重，朝野積怨已久，武則天也未出面包庇。良知未泯的官員秉公審理，列其條條罪狀。不久，高宗下詔，將李義府長期流放巂州，其子婿也受到懲戒。
奸臣落網，官民無不拍手稱快。有人做文章張貼在各處街衢，把聚斂無度的李義府罵為「銅山大賊」；他的三個兒子及女婿，行事猶為凶惡放肆，時人皆稱他們的落敗為「誅四凶」。
然而久在苦地的李義府，仍然抱著一絲重返朝廷的幻想。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封禪泰山，下詔大赦天下，卻不許放回李義府這樣的「長流人」。支撐他生存的精神支柱瞬間坍塌，李義府發疾而卒，時年五十三歲。自其流放，朝中官員依然憂懼不安，唯恐他還朝後死灰復燃，直到聽說了他的死訊，才徹底安心。
從寒門學子到當朝宰相，李義府受到深受兩代唐王的殊遇與厚望，若能做一位正直廉潔的清官，定能在史書中留下賢臣的嘉名。然而他偏要為虎作倀，惑君誤國，成為奸惡之徒，落得晚景淒涼、身死名裂的下場。正如孔子所言「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李義府賴以入仕的才情，也成了史官眼中的「猩猩能言」，不亦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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