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之論,古已有之。戰國管子言:「奸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國家興衰、朝代更替雖是冥冥中天道循環的安排,但君主若無法做到親賢遠佞,則必有失政亡國之患,令忠臣志士扼腕含恨。

縱覽中華二十四史,宋人撰修的《新唐書》首創《奸臣傳》一章,以史料警示後人何為奸臣;此後的官修正史,循例作《奸臣傳》,並明確提出「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者為大奸大惡之臣。浩瀚史海,字字慷慨,表達歷代史官希冀帝王明辨忠奸,臣民砥礪德操的拳拳憂國之情。

細觀史上一眾奸臣,非以凶神惡煞之面目橫行朝堂,反而以巧言令色之態度,或投君所好,或殘害忠臣於無形,非具慧眼玲瓏心者不能識之。著往事,思來者。知古而鑑今,正是我們今日讀史、明史的意義所在。

「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是《新唐書》論斷奸臣的警句,而書中第一位奸臣,卻是唐初一位極富才學的宰相——許敬宗。

善心有善行 敬宗卻辱宗

許敬宗之父名為許善心,是隋朝一位忠臣。他九歲而孤,篤志好學,通涉家藏書籍萬餘卷;十五歲時致書大文學家徐陵,得「神童」美譽;早年仕陳,歷任侍郎、撰史學士等文職。隋文帝滅陳後,許善心不勝悲慟,衰服嚎哭三日,受聘於隋時亦是垂淚不止。文帝見而感佩:「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

在隋朝,許善心頗受帝王器重,其文采更是光耀朝堂。一日,有一神雀降於隋宮,文帝遂賜宴百官,告以祥瑞之兆。許善心便請紙筆,即席而作《神雀頌》,大獲文帝讚賞。他還繼承父志,續編《梁史》,作《七林》《方物志》《靈異記》等書,成為隋朝一代重要文臣。

至大業十四年(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發動兵變弒君,隋煬帝遭江都之難。文武百官大多集於大殿,拜賀宇文氏,獨許善心不至。參與謀反的徐弘仁曾勸他: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正是帝業更迭的天意,你為何要如此固執地留戀舊主呢?許善心聞言大怒,固辭來意。宇文化及聞之,派兵將他綁架至朝堂,並當場釋放。許善心毫無感激之意,反而淡定地走出大殿,《隋史》稱其「不舞蹈而出」。

宇文化及既驚且怒,先道:「此人大負氣。」又罵云:「我好意放你,敢如此不遜!」許善心因此遇害,時年六十一歲。他尚有九十二歲的母親范氏,老來喪子卻撫其靈柩而不哭,道出一句載於史冊的悲壯之言:「能死國難,我有兒矣!」之後她臥床絕食,十幾日後隨子而逝。

隋唐兩朝的重臣封德彝,常對人說:「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當年宇文化及濫殺忠臣時,虞世南匍匐泣告,請求代兄一死;許敬宗卻手舞足蹈,哀求苟全性命。「舞蹈求生」便是許敬宗第一樁玷染名節之事。對比他那忠耿報國的父親與深明大義的祖母,許敬宗實在是辱沒先人。

貞觀文名著 陪侍太子旁

隋亡,許敬宗轉投瓦崗寨首領李密,掌管軍中文書;之後隨李密歸附唐朝,成為秦王、之後的唐太宗麾下一名文官。雖然德行有虧,許敬宗卻完全繼承了先祖才華,亦是一位善屬文、通古今的飽學之士。

武德年間,秦王李世民開設文學館,廣納四方賢才,擢拔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學士」,許敬宗亦因以文名受秦王禮重,位列其中。貞觀年間,許敬宗歷任著作郎、中書舍人、給事中,負責起草詔令文表、審議百司奏章。同時他延續祖業,撰修國史,對身邊人歡喜地說:「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他在太宗一朝的作為,恍若其父再生。

或許是初唐剛健清明的政治風氣,並沒有給小人太多作奸為惡的機會,早期的許敬宗,儼然一位忠心侍君的臣子。當太子李承乾被廢之後,受牽連的官員許久不被起用,他還以「先王慎罰,務在於恤刑;往哲寬仁,義在於宥過」上表太宗,為張玄素等人求情,認為他們「或以直言而遭箠撲,或以忤意而見猜嫌」,如果一概問罪,恐傷於王道。之後,太宗納諫,張玄素等人稍得進用。

他還憑藉文字天賦在唐文學史中佔有一席之地。唐史載,許敬宗有文集八十卷,更有賦五篇、詩歌二十一首存世,多為應制頌讚之作。當太宗於駐蹕山擊潰遼兵時,他在太宗馬前草擬聖旨,辭藻警麗,大受讚賞。

只不過,在百官為長孫皇后服喪期間,許敬宗公然嘲笑歐陽詢樣貌醜陋,因此遭到彈劾而貶至外州。然而此舉也只是暴露他輕浮放縱的一面,小懲之後,他旋即回歸朝廷,重拾本業。他還升遷為「太子右庶子」,成為輔佐新君的重要近臣。

或許是良知未泯,或許是善於矯飾,也或許是大環境所致,許敬宗在貞觀時期頗受太宗、太子器重,奸臣本性尚未顯露。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撰,存二百五十六卷,南宋鄂州覆北宋刊龍爪本。(國家圖書館)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撰,存二百五十六卷,南宋鄂州覆北宋刊龍爪本。(國家圖書館)

明投高宗所好 暗為武后爪牙

至高宗朝,許敬宗不善的面目悄然顯露。他官拜禮部尚書,原本仕途順遂,青雲直上。他偏偏貪財好利,狠心將女兒遠嫁於嶺南首領馮盎之子,只為多多收取彩禮。他因此遭彈劾而外放,直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才恢復官職。

或許是官場上的厄運讓他深深感到自己對權勢的狂熱和依戀,許敬宗開始處心積慮尋找機會不斷謀求官位的升遷。當高宗因廢立皇后之議遭群臣力諫時,許敬宗抓住「機遇」投其所好。

高宗欲廢失寵的王皇后,改立武昭儀,召見長孫無忌、褚遂良、于志寧、來濟等元老商議。其中反應最激烈的,當屬受太宗遺詔輔政的褚遂良。他認為皇后出身名家,更是先帝太宗所立,便不顧性命地反對廢后。他棄了官笏,摘下官帽,不住地叩頭拜泣,以致血染殿階。

就在君臣僵持不下之際,許敬宗適時出現,他揣摩著皇帝的心思,在大殿之上放言:「莊稼漢多收了十斛麥,尚且想著停妻再娶,何況是富有四海的天子想要冊立皇后呢?這和其他人有何關係,為甚麼要妄加議論呢!」高宗遂堅定廢立之念,瞬息間中宮易主。許敬宗一番話切中君上所欲,更因擁護武后「有功」,加官進爵的封賞從此不斷。

而野心勃勃的武后將他引為心腹,作為剷除異己的棋子。許敬宗甘做打手,極盡造謠、污衊之手段,已經淪為奸臣。他聯合李義府,誣奏褚遂良、韓瑗、來濟等意圖謀反,慫恿高宗將三人全部外調,終身不得還朝。

其中,褚遂良被一貶再貶,被貶到中國以外的越南河內一帶。年邁的他曾在萬般絕望中致書高宗,訴說自己一生輔佐三代帝王的勞苦,希求換來君王一絲憐憫,卻没有得到理會。最後,六十三歲的褚遂良在流放中孤獨淒涼地離世。

而許敬宗構陷長孫無忌的手段,更為隱蔽而殘忍。《資治通鑑》載,高宗為在廢立之事取得舅父長孫無忌的支持,同武昭儀赴其府邸,賜他十車財帛,大封其寵姬的三個兒子。說到廢后一事,長孫無忌卻不肯順從聖意,致使君臣不歡而散。武昭儀之母和許敬宗也多次勸說長孫無忌,均遭到拒絕。

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太子洗馬韋季方等人的朋黨案發,許敬宗在武后授意下,編造韋季方與長孫無忌構陷忠臣,伺機謀反的讒言。高宗驚疑不定,許敬宗舉權臣宇文化及弒君滅隋一事,勸說皇帝「猶以為疑,恐非社稷之福」。

次日,許敬宗添枝加葉,誣奏兩人密謀的細節。高宗徹底中計,卻心有不忍:「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果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許敬宗又舉漢文帝殺舅父薄昭的先例寬慰高宗,借古訓「當斷不斷,必受其亂」催促他堅定決心。最後,高宗在沒有審問長孫無忌的前提下,突然下詔削去他的官職及封邑,流徙黔州。三個月後,高宗命許敬宗等人複查長孫無忌謀反一案,許敬宗卻派官員趕赴黔州,歷數其「反狀」。最終,長孫無忌被迫自縊而死,大唐一代功臣就這樣含恨九泉。

曲筆篡國史 名與實爽

高宗中計,武后寵信,許敬宗得以弄權一生,官至宰相,史書稱他「任遇之重,當朝莫比」,晚年時更是頗受優待。因步行困難,高宗特准他每日乘小馬入朝覲見;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許敬宗上表乞骸骨,獲准後仍擔任「特進」,俸祿照舊;三年後,他以八十一歲高齡去世,高宗甚至為他舉哀,廢朝三日,特准他陪葬昭陵。

儘管許敬宗生前身後風光無限,但在蓋棺定論時,正直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揭開他的真面目。太常官員為他議定諡號時,博士袁思古提出諡為「繆」,因為「名與實爽曰繆」,許敬宗憑文才而位極人臣,卻因貪財將女兒遠嫁至蠻荒之地,因私恨將兒子放逐外地。博士王福畤亦云:「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諡『繆醜』。」認為許敬宗諡為「繆醜」恰如其分。最後,在許氏後人的阻撓下,禮部尚書袁思敬提議:「既過能改曰『恭』,請諡『恭』。」

雖然許敬宗最終得到了一個模棱兩可的「恭」字,但他的醜行卻無法矇騙天道與人心。那些罪狀,早已著於史冊,永遠無法抹去。除了對忠臣極盡讒害之能,對子女刻薄寡恩外,許敬宗又一宗大罪便是利用職務之便,曲筆篡改史書。

在為外人作傳時,許敬宗往往憑藉一己好惡,擅自評述其功過。封德彝知曉「舞蹈求生」的舊事,他便懷恨在心,作傳時故意誇大其罪過。才能平庸的邊塞將軍龐孝泰,率兵征討高麗時大敗,許敬宗卻暗收賄賂,在史書中大讚其屢破敵軍,斬獲數萬。

在為親眷作傳時,許敬宗更是表現出貪財無度的一面。為多納彩禮,他與曾為隋帝奴隸的將軍錢九隴結親,在為其作傳時肆意添加功績,把他提升至與劉文靜、長孫順德等開國功臣同卷的地位。

枉顧歷史真相,顛倒是非黑白,許敬宗刪改的史書,自晉至隋唐多達十餘種,所得財帛更是不可勝計,無怪《舊唐書》激憤地抨擊:「虛美隱惡如此!」

許敬宗晚年權傾一時,自以為隻手遮天,卻逃不過歷史的見證與後人的評說。儘管歷經隋末戰火、貞觀治世、武后臨朝而榮顯一生,他最終以一種恥辱的方式做了那《新唐書》奸臣傳中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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