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共公開的黨史稱：延安整風是「一個偉大創舉」，「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通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最後確定了他擁有黨和軍隊的「最後決定權」，也是通過延安整風，劉少奇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陳毅在二月逆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說：「整風其實就是整人」。確實如此，延安整風運動其實就是整人運動，洗腦誅心，使黨內達到恐怖的統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全面侵華，抗日戰爭爆發。蔣介石帶領國民軍一心浴血抵抗。毛澤東則在延安發動了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從1942年春開始，歷時三年之久（1942～1945）。包括高層整風和普遍整風兩大層面；經歷了整風、審干肅反、搶救運動、甄別幾個階段。

高層整風，對張聞天展開批判

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中央成立了幹部教育部，張聞天任部長。此時延安先後出版了《馬恩叢書》12種，《列寧選集》20卷，《斯大林選集》10餘卷，還有不少中外哲學、社會科學著作。高層領導大都投入到讀書當中，毛澤東頭兩年還參加了「延安哲學會」。

在延安的高層領導幹部中，張聞天口碑好，很有威信，而且他的理論水平最高，有的幹部寫文章、講話不引用毛澤東的話，喜歡引用張聞天的話。人們普遍認為毛的理論水平不如張聞天。

劉少奇在1941年《答宋亮同志》信中說：中共黨內「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1]同年5月，鄧小平在一二零師一次會上講文化方針，沒有提毛的《新民主義論》，反而大段引證張聞天講話。[2]同年8月27日，在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當著毛澤東的面說：「現在中國同志還沒有人能寫一本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書。」[3]1940年後，毛逐漸感到，領導人只學馬列，而對他毛澤東聯繫中國實際的書並未看重。毛對主持這項工作的張聞天不斷責備和批評。[4]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必須對我們的學習來一個根本改造」。毛認為，照以前那樣學下去，只能繼續立「洋教條」（整風中普遍把馬恩列斯的言論稱為教條），被他稱為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相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不但立不起來，還會被沖淡和貶低。要進行全黨整風，首先應衝擊教條主義。

之後，由張聞天主管的馬列學院改組，基本停止了馬列著作的翻譯和編輯工作。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討論清算「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謂的「左」傾路線，特別是五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教條宗派集團所犯的路線錯誤」。

9月10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言，稱：「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蘇維埃運動的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加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些主觀主義者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5]

這個發言是「請君入甕」，果然就有人對號入座。博古兩次發言作檢討。張聞天也發言兩次，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批評，承認犯了路線錯誤，自己是負責人之一，應當承擔責任。到會者的發言幾乎一邊倒，同意毛澤東的分析，批判「左」傾路線錯誤。會議決定在全黨發動思想革命，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0日以後的幾天會議，主要是對張聞天展開批判。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2月8日又在幹部會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對黨內競爭對手列了八大罪狀。他在演講中諷刺留蘇派：「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甚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 [6]

接著各學習組聚焦教條主義開展批判，都要表態與教條主義劃清界限。「教條主義」成了萬惡之源，張聞天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書店關門，有人把家裏馬列的書燒了或者丟進垃圾堆。其他作者的書都沒人看了，毛澤東成了聖人，各級幹部都匍匐在毛的腳下頂禮膜拜。張聞天被排擠出權力中心，他申請離開中央，到鄉下搞調查研究去了。

洗腦、誅心模式初具雛形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這宣告整風運動正式開始。

4月20日，毛澤東要求所有參加高級學習組的幹部，必須寫出整風筆記。他說：「中宣部那個決定上說要寫筆記，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寫筆記。你說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

5月下旬，毛澤東認為，整風文件學習階段轉入思想反省階段的時機已經成熟。6月，《解放日報》陸續推出一批有代表性的反省標本做示範：

——犯有「經驗主義」的高級幹部的政治表態性反省。「經驗主義者」因在政治上曾經支持留蘇派，或曾一度與毛澤東意見相左，因而也與「教條主義」同列，成為整肅對象。王若飛被扣上「經驗主義」的帽子，提供了自我反省的範例。

——犯有「教條主義」的高級官員的反省。是指一批留蘇、留日、留歐美背景的學者、專家，檢討自己「罪孽深重」的過去，表示對毛澤東的「雄才大略」心悅誠服。例如，留學德國的經濟學家王思華寫反省文章否定了他以往二十餘年的研究成就。

——具有「經驗主義」傾向的高級軍事幹部的反省。

——為中共立過功的元老派的反省。

這幾種類型的反省樣本在報紙上一經發表，空氣驟然緊張，人人自危。毛澤東設計的思想改造的關鍵一步——清算過去「過失」的大門已打開，各層幹部紛紛挑選適合自己的政治標籤，對號入座，依照樣本寫出自己的反省材料。材料中必須交代家庭成份與社會關係、個人自傳、思想變化和黨性檢討等內容。

1942年6月2日，中共成立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6月至8月，文件學習進入考試階段。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後出了四道考題，讓每個人總結自己過去犯過哪些「錯誤」，制定出今後的改造計劃。中央黨校集中了一大批高級幹部，是整風的重點單位。在考試期間，黨校規定學校關門，除星期天外，停止接待來訪。

緊接著，每個人被要求反覆填表，交代個人歷史。在不斷挖、不斷寫、不斷填表的過程中，為了自保，無論同行親朋戰友，人們開始相互出賣。

（未完待續）

（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佈信息來源。）

注釋

[1]原刊登在《真理》第二期，60年代劉少奇修改此文時刪去了這句。
[2]中共中央文獻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卷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4。
[3]張培霖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頁657。
[4]何方，《黨史日記》，頁115。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326。
[6]毛澤東作《反對黨八股》報告記錄稿，1942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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