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大預計將在今年最後一個季度舉行,屆時該會議不但將成為中國人關注的一大議題,對全世界,尤其是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將產生極大影響。
19大的主要關注點大約有三個。第一點,是這次會議是否會依照過去二十年的慣例,推出一個新的最高權力接班人。如果沒有,是否意味著習近平將在五年後的中共20大繼續執掌中共最高權力,因而改變中共的政治生態。第二點,是政治局常委人選,這將決定未來五年甚至十年中共的基本政治走向。第三點,則是王岐山是去還是留。鑒於中共聲稱反腐將「永遠在路上」,如果王岐山退休離開中共權力核心,則中共18大以來中紀委權力大幅度提升,和所謂國家監察委員會的成立,是否能延續對中共黨和中國政府機構和官員的強力監督,就有了巨大的疑問。
當今世界上的政治體制,大體分為專制和民主兩個類型。中國屬於專制體制當無疑議。拋開價值觀的區分,專制體制的有效運作,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袖」人物,擁有無上的權威,才能指揮體制高效運作。
鄧小平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政治走向,基本趨勢是去權威化的過程。至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已經日益喪失,因此體制崩壞運作失靈便無可避免。18大之後,北京尋求恢復體制效率,除了反腐之外,更重要的是恢復領袖的無上權威,因為除此之外別無它途。
然而,以中國兩千年的歷史看,中國的專制體制,朝代初始往往是皇帝或者政體的最高權威控制體制,然後逐漸變成皇權和體制下的官員對峙,最後則變成體制控制皇帝。在朝代中期的時候,往往會出現「改革」局面,皇權採取措施,力圖恢復體制運作的有效性。短期的效果,就是所謂「中興」,但通常的情況是改革失敗,繼而各種社會問題更加嚴重,最後在一連串的「內憂」困擾下引來外患,導致最終滅亡。
從經濟學角度看,各個朝代也同樣經歷了貧富相對均衡到貧富懸殊巨大的過程。每一朝代在經歷戰亂之後,百廢待興,國家採取鼓勵生產減少干預的「黃老之治」,然後社會分化加劇,官吏和豪族關係日趨緊密,貧富懸殊逐漸擴大,導致社會動盪越來越嚴重。
所謂中興的改革,是最高掌權者意識到社會問題之後,試圖限制官員和豪族利益擴張的舉措。但因為這些措施往往需要通過專制官僚體制執行,結果,各種改革措施反而加劇了問題。
社會效率最大化和社會公平有如社會基礎的兩隻腳,兩隻腳需要分別邁進,整個社會才能逐步前進。社會公平,是以恐懼為核心的慾望,而效率是以慾望為核心的恐懼,這是一個陰陽太極圖的畫面。一旦陰陽失衡,社會崩潰便可能隨時發生。
中共18大之後,北京最高當局的政策是限制官員和豪族的利益,希望能夠緩解陰陽失衡的局面。然而,正如過去兩千年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這樣的政策需要借由體制和官員來執行。當下的情況很明顯,中南海正在面臨體制性的全面「軟抵抗」。中國的官員和社會豪族,對這種政策並不支持,甚至是極其反感,所以才有北京要求「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聲嘶力竭。這實際上是一場最高權力和整個體制的較量。
因此,中共19大是一個巨大的關卡。這其實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克服的障礙,北京既不願意繼續放縱官員和豪族的巧取豪奪,也不願意把權力部份交還給社會民眾。 如果北京不能在體制之外尋找另外的支點,其在中國現有的這個動量系統之內,已經無法改變中國的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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