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北京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會上提出的2017年幾大工作重點,去產能、防控金融風險、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都是承接去年之勢,只有振興製造業是新提法。無巧不成書,美國特朗普總統的經濟發展藍圖中,振興製造業也是主要方略之一。

世界各國當中,GDP超10萬億美元的只有美中兩國。美國是老大,中國是老二,如今兩國都要力拚「振興製造業」,兩國都歡迎的國際資本環顧東西兩半球,最後鍾情於哪一國?決定資本流向的當然只能是誰更具有「比較優勢」。

中國的核心競爭力: 人力成本低廉不復存在

中國從2001年入世開始,作為「世界工廠」曾經輝煌了不到10年。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就是低廉的土地與人力成本。土地成本低廉優勢早在2005年開始就逐漸喪失,如今更是連人力成本低廉這一優勢都不復擁有。

2月27日,英國《金融時報》在《中國製造業平均工資超過拉美》這篇報道中,援引歐睿國際(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研究數據,詳細地論述了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歐睿將國際勞工組織(ILO)、歐盟統計局(Eurostat)和各國統計機構提供的相關數據彙編整理,然後將其轉換為美元,並進行通脹調整。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整體的收入水平在上升,涵蓋所有經濟部門的中國平均工資(小時)從2005年的1.50美元漲至2016年的3.30美元,高於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泰國和菲律賓水平。

就中國的勞動力隊伍整體而言,每小時收入現在已高於除智利以外的任何拉美大國,且已達到較弱的歐元區成員國水平的70%左右。在工資分配越來越不平等的中國,製造業工人屬於收入較高的人群,平均小時工資在2005至2016年間翻了3倍,達到3.60美元,而同期巴西製造業的時薪從2.90美元降至2.70美元,墨西哥從2.20美元降至2.10美元,南非從4.30美元降至3.60美元。葡萄牙的製造業工資已從每小時6.30美元大幅降至去年的4.50美元,使該國工資水平低於東歐部份地區,而且只比中國高出25%。

各種成本的綜合比較

國內網上流傳一篇〈一位浙江老闆對比了中美製造業的真實成本〉,文章指出,2015年浙江慈谿市江南化纖有限公司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投資辦廠,第一期計劃投資2,500萬美元,二期計劃投資2,000萬美元。根據「江南化纖」反映,去美國投資辦廠,主要原因是國內綜合成本連年攀升,頗感吃力。「江南化纖」測算比較了創辦相同規模企業的中美成本,並提供了部份成本構成對比表,中國成本高於美國的共計8項:土地成本:中國是美國的9倍;物流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銀行借款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4倍;電力/天然氣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國是美國的1.1倍;配件成本:中國是美國的3.2倍;稅收成本:美國稅收優惠力度大;清關成本:美國無需支付進出口清關成本。

美國高於中國的成本有兩項:折舊成本:美國是中國的1.7倍;廠房建設成本:美國是中國的4倍;人工成本的比較上,該廠認為,儘管美國勞動力成本是國內勞動力成本的2.57倍,但美國自動化程度高,用工少。國內兩條月總產量為4,500噸的生產線用工250人,美國設備改進,同產能兩條生產線才用工180人。按照目前國內工人工資上漲趨勢,如考慮國內5年工資再翻倍、10年工資翻兩番計算,那麼中國在人工成本上也不具備任何優勢了。

稅收方面: 美國的比較優勢

「江南化纖」的老闆只籠統說了美國稅收優惠力度大,沒給出具體數據,但另一位投資美國的中國企業家給出了具體數據。2016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官方微博號俠客島發表《曹德旺「跑路」背後的真問題:企業稅收負擔太高》,其中有兩段話涉及中國稅賦之重:一是福耀玻璃的老闆曹德旺稱「中國製造業的綜合稅賦比美國高35%」,二是介紹了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測算的數據與結論:中國企業綜合稅賦達到50%以上,在21個亞太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第四。中國的稅率讓企業老老實實交稅,基本上處於死亡的邊緣,這就是「死亡稅率」。

「死亡稅率」的說法引發了一番極大的爭論,官方當然堅決不承認「死亡稅率」的存在。12月23日,中國國稅總局網站上發表了李萬甫〈關於「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公眾〉一文,網易號自媒體《知道》藉這個縫隙發表對李煒光的採訪。在這篇《死亡稅率提出者李煒光:我捅了馬蜂窩以後啥也不說了》的採訪中,李煒光再次強調,根據他的調研結果,2013年—2016年,中國企業總稅率分別為68.7%;68.5%;67.8%;68%,這一稅率遠遠高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他特別強調勞務稅即五險一金在稅收中佔比太大:2016年中國總稅率68%,其中48.8%是勞務稅,而世界平均水平僅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以上還只是2016年以前的比較。如果特朗普降低美國企業稅收的承諾最後落實,美國在稅收方面的比較優勢更大,僅僅少繳的稅就能夠為企業提供極大的盈利空間。

制度環境:中國只有劣勢

令外商最頭痛還有中國的制度環境。政府行為導致的監管成本過高,幾乎是外商進入中國以後就一直抱怨的老問題。

中國政府的政策在外資眼裏具有不確定性,一些業務的獲准往往需要不斷游說政府,這種游說所需要的耗費加大了商務成本,更兼稅收與其它許多雜費的徵收永遠處於不透明狀態,讓企業無所適從。而所謂「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識產權一項來作代表,美國是近年來在知識產權方面與中國發生糾紛最多,也花費最大力氣打官司的國家,但即使如此,也無法解決中國企業不斷的侵權問題。

然而,在美國投資則沒有中國的類似問題,政府辦事按照規則。在美國建廠,除了原材料之外,成本主要包括:勞動力、稅收、物流、銀行貸款、能源等,但這些資料,都可以在相關部門的網站上查詢。

據波士頓諮詢公司歷年研究報告,2013年,在美國製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國高5%。2015年,在美國低成本地區生產已經變得和在中國生產一樣經濟划算。榮鼎集團經濟學家韓其洛(Thilo Hanemann)稱,過去5年裏,中國公司在美國新生產設施方面的直接投資出現了快速增長,一些企業正轉向製造業等資本密集型業務。如果特朗普政府大幅上調對中國產品的關稅,可能會使得目前已經出現的中國公司在美建廠及擴張的趨勢加快。2月27日,《華爾街日報》那篇《中國公司在美建廠趨勢或加快》正好證明這一點。

從以上分析可見,中美兩國在「振興製造業」這一產業政策上相遇,美方勝算鐵定,中國能夠在不用行政手段強制的前提下保住本國資本不大量外遷,就已經算是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