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中共五中全會「從嚴治黨」的虛偽性

以「從嚴治黨」為主題的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終於落幕了。怎麼「從嚴治黨」呢？會議決議迴避了導致中共腐敗最根本的制度問題，開出的藥方，除了以整人恐嚇全黨，進而為習近平在明年召開的二十一大上「四連任」掃清障礙外，全都是假話、大話、空話。

其虛偽性突出表現有四：

第一，五中全會沒有回答「如何監督中共最高領導人」這個重大問題。

十年文革結束後，在秦城監獄被關押七年多、在安徽「流放」三年零七個月的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從他的流放地回到北京後，見到曾任中組部研究室副主任的鮑彤後發出的第一問是：「誰來監督毛澤東？」

安子文為甚麼會發出這一問？

因為毛澤東，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權力實在太大了，大到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程度，走到了獨裁、專制、極權的頂峰；毛「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黨內高官，人人自危，把中國搞到了崩潰的邊緣。

對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問題，涉及如何限制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如何追究中共最高領導人決策錯誤的責任，如何糾正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決策錯誤，如何依法、有序、平穩地更替中共最高領導人等，這是帶根本性的制度問題。

這些帶根本性的制度問題不解決，就可能出現「毛澤東第二」，就可能重蹈毛把中國搞到崩潰邊緣的覆轍。

習近平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至今，通過所謂的「反腐打虎」，不斷清洗異己，且廢除了中共國家主席任期制，也走到了獨裁、專制、極權的頂峰。

限制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其中一個具體措施，就是限制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任期。

十年文革結束後，鄧小平鑒於毛澤東搞終身制的問題，在1982年修訂憲法時，對國家主席的任期作出了限制。這算是對毛搞的終身製作出了一點限制。

但是，鄧小平對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的任期沒有作出限制。尤其是，中共信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誰掌握軍權，誰就是中共真正的老大。鄧不當總書記，不當國家主席，卻堅持當中央軍委主席。

鄧當軍委主席後，接連以非正常手段廢掉了兩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1989年鄧辭去中央軍委主席後，通過他安插在中央軍委的代理人繼續掌控軍權，差點廢掉了第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鄧晚年雖然名義上退休了，實際上是退而不休，搞的仍是終身制。

鄧的「終身制」導致兩大災難性後果：一是鄧製造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二是鄧親手終結了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這成為今天習近平向文革回歸，向獨裁、專制、極權回歸的重要前因。

習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二連任」之後，立即著手修改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到2018年3月，習通過其掌控的全國人大，正式廢除了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為其終身任職做準備。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的任期沒有限制，這本身是與民主制度背道而馳的；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則是與共和政體背道而馳的。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這三個黨政軍最高職務全部沒有任期限制，其結果必然導向獨裁、專制、極權。

而獨裁、專制、極權，正是當今中共一切問題的總根源。

絕對的權力，必然導向絕對的腐敗，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

上樑不正下樑歪。

中共最高領導人要擁有絕對的權力，「定於一尊」，必然帶動他以下的各級一把手也追求絕對的權力。

近年來，中共查處的許多一把手，患的一個共同的病，就是「一把手說了算」。

在現代民主政治、共和政體中，任期限制，是對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作出諸多限制中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五中全會決議對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任期做出限制了嗎？沒有。

五中全會連這個限制最高領導人權力的最基本的要求都做不到，何談「從嚴治黨」？

第二，五中全會沒有回答「如何追究中共軍隊吏治腐敗第一責任人的責任」這個重大問題。

1992年，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與原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交談時說：「我們黨已經開始腐化了。反腐機構都是黨領導的，要聽黨的指揮，如果黨的一把手本身就腐敗了，該由誰來管？」

習近平也講：「吏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

中共副省部級及以上官員的選拔任用，都必須經過中共政治局討論通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於中共副省部級及以上官員的選拔任用負第一責任。

2022年中共二十大以來，中共副省部級及以上高官的腐敗怵目驚心，堪稱世界第一。其中，中共軍隊高級將領的腐敗最嚴重。

習第一、第二任期的10年，查辦中共上將，僅7人。

習第三任期至今的4年，查辦的中共上將高達34人，分別是：（1）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2）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3）中央軍委委員、國務委員、國防部長李尚福；（4）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5）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6）軍委政治工作部常務副主任何宏軍；（7）軍委政法委書記王仁華；（8）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常務副主任王秀斌；（9）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許學強；（10）原軍委後勤保障部部長高津；（11）原陸軍司令員韓衛國；（12）陸軍司令員李橋銘；（13）原陸軍政委劉雷；（14）陸軍政委秦樹桐；（15）原海軍司令員沈金龍；（16）原海軍政委秦生祥；（17）海軍政委袁華智；（18）原空軍司令員丁來杭；（19）原空軍政委于忠福；（20）空軍政委郭普校；（21）火箭軍第一任司令員魏鳳和；（22）火箭軍第二任司令員周亞寧；（23）火箭軍第三任司令員李玉超；（24）火箭軍第四任司令員王厚斌；（25）武警部隊司令員王春寧；（26）武警部隊政委張紅兵；（27）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巨乾生；（28）訊息支援部隊政委李偉；（29）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30）東部戰區政委劉青松；（31）西部戰區司令員汪海江；（32）西部戰區政委李鳳彪；（33）原西部戰區司令員趙宗岐；（34）北部戰區司令員黃銘。

上述34名中共上將擔任的職務，都是中共軍隊最重要的關鍵職務。

選拔任用上述34名上將的第一責任人是誰？就是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就是說，中共軍隊吏治腐敗的第一責任人，不是別人，正是習近平。

五中全會有追究習作為中共軍隊吏治腐敗第一責任人的責任嗎？沒有。

至今為止，習對自己在選拔任用上述34名軍隊高級將領上的嚴重錯誤，有一句自我批評嗎？沒有。

習說「吏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而習作為中共軍隊「最大的腐敗」的第一責任人，連一句自我批評都沒有，更不要說主動承擔黨紀、政紀和法律責任了。

習帶頭不承認錯誤，帶頭不承擔中共軍隊吏治腐敗第一責任人的責任，錯的都是別人，對的都是自己，何談「從嚴治黨」？

第三，五中全會沒有回答「如何追究江澤民作為江當政和當『太上皇』時期中共最高層最嚴重腐敗分子的總後台的責任」這個重大問題。

江當政和當「太上皇」時期，做的最壞的一件事，就是1999年7月20日發動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群體的鎮壓。

但是，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無論他使出甚麼邪招，都打不倒法輪功。

騎虎難下之際，江憋出了又一個壞招：只要官員追隨他迫害法輪功，無論多麼腐敗，他都提拔重用，甚至越腐敗，越提拔重用。

為此，江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嚴重腐敗分子。

習第一任期查辦了440名副省部級及以上高官，以及其他中管幹部。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江提拔重用的。
江還放縱他的兒子江綿恆一邊陞官，一邊經商。

在江澤民、江綿恆父子的帶頭作用下，自上世紀90年代末起，中共的腐敗像決堤的洪水，一瀉萬里。以致連中共最高級別的大和尚——中國佛教協會會長釋學誠，二和尚——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釋永信，都成了貪財好色的花和尚、撈錢和尚。

江澤民被稱為江當政和當「太上皇」時期中共最高層最嚴重腐敗分子的總後台，江澤民家族被稱為中共第一貪家族。

但是，習當局不僅沒有追究江作為那時中共最高層最嚴重腐敗分子的總後台的責任，沒有追究江家族的腐敗責任，相反，還在江死後，用最肉麻的語言，對江歌功頌德。

五中全會對江及其家族的嚴重腐敗問題有一絲一毫追責的表示嗎？沒有。

既然五中全會對當年中共最高層最嚴重腐敗分子的總後台江澤民及其家族的嚴重腐敗問題沒有絲毫追責的表示，何談「從嚴治黨」？

第四，五中全會沒有回答「如何向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學習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這個重大問題。

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是從源頭上根治腐敗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制度，包括官員申報財產，官方公示官員財產，民眾、媒體、政黨、團體、獨立機關等依法監督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等。

2019年12月22日，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發表文章《財產公示，請自常委始》，其中談到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公正、平和、低耗、無涉意識形態，非西方傳統的國家也紛紛採納」。

鄭也夫建議：「請七位常委帶頭公示財產。筆者已聆聽多次：打鐵先要自身硬。帶頭公示財產是自證清白和垂範官場的好方式。如是，則不怕申報公示推行不下去。」

鄭也夫教授的建議提出至今已過去6年多，習近平等七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都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習近平等七常委堅決不帶頭公布財產，何談「從嚴治黨」？

結語

習為甚麼上台了就不想下台？「三連任」之後還要「四連任」？說白了，就是習以「反腐打虎」的名義清洗政敵，樹敵太多，擔心下台後習及其一家老小性命難保。

五中全會所謂的「從嚴治黨」，實際上，是習陷入「清洗-不安全-再清洗-更不安全」的惡性循環中不能自拔的表現。

可以預見，在五中全會之後，明年二十一大召開之前，肯定還有一批黨政軍高官被清洗。

而習清洗的黨政軍高官越多，習的處境將越危險。最後，習可能自食苦果。

《大紀元》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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