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華盛頓的政治辯論將盟國對華政策視為忠誠度測試——你是「和我們站在一起」還是「對中共軟弱」？事實上，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在印太地區乃至更廣闊的全球區域，美國的親密夥伴們正朝著務實的方向邁進：儘可能保持市場開放，在必要時加強國家安全，並在供應鏈中建立富餘機制（Redundancy），確保任何單一的咽喉要道——無論是北京的還是其它任何國家的——都無法挾持整個經濟。這個邏輯與列根-特朗普時期的政策不謀而合：通過切實有效的渠道進行威懾，在供應鏈中建立「管道」（Plumbing），以及優先依靠海岸警衛隊進行危機管理等。
加拿大：溫暖的觀感，堅硬的護欄
北京在10月下旬向全球傳遞訊息，將中共黨魁習近平與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的會晤描述為一次「轉折點」（Turnaround），並提及「中加戰略夥伴關係建立20周年」，表示雙方將「共同推進」（Jointly Advance）這個夥伴關係。
相比之下，渥太華方面的態度明顯則更為冷靜，稱將採取務實的重啟（Reset）策略，以腳踏實地的方式，努力消除貿易「摩擦」（Irritant），避免使用「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一詞。其實，「戰略夥伴關係」這個標籤並不新鮮：早在2005年時任加拿大總理保羅‧馬丁（Paul Martin）和時任中共黨魁胡錦濤提出強化兩國關係時，北京就已開始使用這個說法。今年秋季，儘管渥太華方面避而不談，但是中方的聲明仍然沿用了這個措辭。這種細微差別至關重要，因為市場和盟友都會仔細解讀這些訊號。
拋開這些花言巧語，政策架構指向同一個方向：加強國家安保，並有選擇地重啟經濟往來。加拿大2022年5月發出決定禁止中共企業華為（Huawei）和中興（ZTE）參與5G網絡建設，並設定了移除期限——5G設備移除截止日期為2024年6月28日，傳統4G設備移除截止日期為2027年底——同時敦促營運商從2022年9月起停止採購。此舉加強了對關鍵領域的管控，但是並未導致全面停擺。
2024年6月，加拿大議會還頒布了《反外國干預法》（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該法案建立了外國影響透明度和問責機制，並加強了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簡稱CSIS）和《刑法》（the Criminal Code）的權力。結合各部門的簡報，我們會發現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渥太華在試探貿易解凍的同時，也在擴大法律和行政手段。其結果就是，外交政策進行了調整，並輔以更嚴格的國內監管。
這種解讀也回應了近期一篇評論文章的說法，即渥太華在混合威脅下「宣布」（Declare）了兩國戰略關係。北京確實強調了「戰略關係」（Strategic Relationship）這個詞，而渥太華並沒有。當我們以原始記錄——政府文件和聲明，以及法規和電訊指令等——為依據時，我們發現加拿大的態度並非屈服，而是劃分界線：對市場和領事問題解決採取了更為友好的態度，同時在關鍵技術和干預方面劃清了界限。我們在日本、澳洲和菲律賓也看到了同樣的模式。
日本：謹慎重整軍備，嚴密保護核心技術
東京《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202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標誌著一次代際轉變：到2027財年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2%，並獲取反擊能力，包括「戰斧」（Tomahawk）陸攻導彈。2024年1月簽署的合同鎖定了數百枚「戰斧」導彈，以加速這個能力的提升，公開的理由與中共和朝鮮的導彈發展趨勢相關。政治因素十分敏感，但是發展軌跡卻很清晰。
在技術領域，日本於2023年收緊了23類先進晶片製造設備的出口許可——這是一項精準且符合全球標準的管控措施，旨在保護關鍵利益和技術，同時保持其它貿易通道暢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公告和後續白皮書明確指出，這些措施是基於《外匯及對外貿易法》（Foreign Exchange and Foreign Trade Act，簡稱FEFTA）的安全管制，旨在限制高風險技術轉移，而非完全停止貿易。盟友們正逐漸仿傚這種模式。日本與美國繼續保持夥伴計劃，保持宏觀經濟關係穩定，並對那些最有可能直接增強中共軍力的技術設置防火牆。
菲律賓：危機應對渠道，灰色地帶壓力的證據
馬尼拉根據《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簡稱EDCA）擴大了美國在菲律賓的軍事設施使用權限，將於2023年新增四個地點：卡加延省（Cagayan）的卡米洛‧奧西亞斯海軍基地（Naval Base Camilo Osias）和拉洛機場（Lal-lo Airport）；伊莎貝拉省（Isabela）的梅爾喬‧德拉克魯茲營地（Camp Melchor Dela Cruz）；以及巴拉望省（Palawan）的巴拉巴克島（Balabac Island）等。此舉使得菲律賓能夠在數小時內而非數周內獲得戰略性後勤、醫療救援和燃料補給等。菲律賓軍方領導人的聲明和實地考察強調，這些基礎設施合作旨在加強對外防禦和應對災害等。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南海的中共脅迫氛圍中。在仁愛礁（Second Thomas Shoal）附近，中共海警和民兵在2024年加大了行動力度，包括水炮攻擊、衝撞，甚至登船檢查，導致菲律賓水手受傷。英國路透社（Reuters）、美國海軍學會（U.S. Naval Institute）、獨立追蹤機構都記錄了這些事件，菲律賓政府的聲明也反映了這一點。
馬尼拉的應對之策本質上是依靠記錄進行威懾：與條約盟友保持密切聯繫，並將裝備提前部署，記錄並公布每宗事件以提高對方的聲譽成本，並與合作夥伴共同制定一套可預測的後果機制。這正是我們自身研究支持的行動準則。
澳洲：AUKUS助力能力建設，貿易解凍促進穩定
坎培拉正根據澳洲、英國和美國之間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奧庫斯」（AUKUS，全稱為AU/澳洲、UK/英國和US/美國）加倍加強硬實力。2023年3月簽署的AUKUS協議概述了澳洲獲取核動力潛艇的三階段路徑：第一階段，最早從2027年開始，美國和英國的潛艇將輪換部署到澳洲；第二階段，在2030年代向澳洲出售美國維珍尼亞級（Virginia-class）潛艇；第三階段，美國、英國與澳洲合作，在澳洲建造下一代SSN-AUKUS核潛艇，首批交付計劃於2040年代進行。
這種做法與美國的做法如出一轍：部署可信的水下威懾力量，其它地區外交就會變得冷淡。
與此同時，澳洲精心策劃了一場商業緩和行動。北京方面承諾在2024年降低葡萄酒進口壁壘，並在2024年底恢復對活岩龍蝦的例行檢查，同時取消對紅肉的進口禁令。
此舉恢復了澳洲數十億英鎊的出口，同時並未改變坎培拉在投資審查或科技領域降低風險的做法。這並非倒退回2019年；而是採取了分階段的策略：在可行的情況下重建貿易，同時維持安全合作，並對敏感資本進行嚴格審查。
這些方法之間有哪些共性？
這個聯盟並非漫不經心。它正在構建那些枯燥但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如通道、後勤、感應器、文件程序等，這些都使得更友好的外交氛圍更加安全。在西太平洋，可以想像成一道從日本延伸到菲律賓的弧形柵欄：第一島鏈限制了中共的軍事路線；盟友們正努力維護這道柵欄的穩固，同時又不激怒這個咄咄逼人的鄰國。
准入協議、預先部署的裝備、海上態勢感知，以及「海岸警衛隊優先，海軍超視距」的策略，都是日常使用的工具。當這些要素都切實到位——資金到位、裝備和資源充足、規章制度落實到紙面上——國內民眾就能容忍領導人較為友好的言辭，因為他們信任強硬的手段。這就是列根時代的策略；也是美中關係解凍能夠被民眾接受的唯一途徑。
經濟層面的轉變是，七國集團轉向「去風險化」（De-Risking）：繞過樽頸點重新規劃路線，而不是徹底關閉管道。這意味著在安全效益最高的地方實施出口管制和審查，同時實現礦產、零部件和路線的多元化，從而避免任何單一市場壟斷槓桿作用。這種做法不如脫鉤（Decoupling）那樣激進冒險，但更有可能持續下去。
華盛頓的政策考驗
如果美國希望這個聯盟保持凝聚力，就應該做到政策研究強調的三件事。
首先，即使在危機時期也要保持溝通渠道暢通，因為在擁擠的沿海地區，誤判才是真正加劇局勢的因素。
其次，要投資於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基礎建設，如彈藥儲備、造船廠、EDCA設施建設，以及海上態勢感知系統等，因為實際作戰能力比空洞的作秀更有說服力。
最後，要將言辭與合作夥伴能夠看到和感受到的、有資金支持且可核查的行動相結合，尤其是在那些決定壓力最終是會奏效還是會反彈的「核心」（Crown-Jewel）技術和灰色地帶事件應對方案方面。
衡量成功的標準不是大打口水戰的頭條新聞；而是補給是否安全順利完成，證據包裹（Evidence Package）是否在數小時內送達，以及屢犯騷擾者的經濟損失是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悄然增加。
一言以蔽之：加拿大、日本、菲律賓和澳洲並非在規避風險，而是在巧妙地加強針對中共政策。它們正在縮小中共政權在關鍵領域——技術、軍事准入和灰色地帶執法等——的脅迫空間，同時保持維繫各國經濟和政治聯盟的貿易命脈。這種平衡之道，既能削弱中共政權的影響力，又不至於引發經濟衝擊或軍事衝突。#
作者簡介：
查理斯‧戴維斯（Charles Davis）是一名美軍退伍軍人和具有情報背景的講師。他獲得的軍事獎項包括：兩枚銅星獎章（BSM）、國防部軍功獎章（Defense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兩枚榮譽獎章（MSM）、北約服役獎章（NATO Service Medal）、伊拉克參戰獎章（Iraq Campaign Medal, ICM）、阿富汗參戰獎章（Afghanistan Campaign Medal, ACM）、沙特阿拉伯解放勛章（Saudi Arabia Liberation Medal）和科威特解放勛章（Kuwait Liberation Medal）等。
原文：Allies in the Age of ‘De-Risking’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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