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初，台灣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致函立法院表示，「消費者保護法」（消保法）與「公平交易法」（公平法）二者應相輔相成，而「公平法」已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四日正式實施，希望延宕多年的「消保法」趕緊排入議程，早日通過。另外，行政院經建會當時亦表示，綜合服務業發展趨勢與市場情況，金融業的外匯操作人員、證券業中的市場分析人員、一九九二管理服務業中的企管顧問人員與房地產業中的估價人員等四類職業，應列為未來優先實施服務業專業執業證照在當時制度的實施對象。這意味著職業證照將開始全面推廣。
這些事件明顯告訴我們，台灣社會早已步入「管制」的時代，表面看是「公平」、「道德」社會將藉由各種法規的強迫而形成，有人自詡為「步入先進國家」的必備要件；但進一步觀察所謂先進國家走過的軌跡，卻會發現理想與現實不僅有差距，或許是事與願違而嘗受反向的苦果。想到這裏，我們不禁特別懷念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去世的史蒂格勒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對於美國實施類似「公平法」、「消保法」，以及證照制度的得失，有著兼具學理和實證之雙重深刻探討，正是台灣社會、其實是全球社會可作借鏡，而且更是世人此時此刻加以研讀、並進而藉機認識史蒂格勒教授。
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於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七日在美國的華盛頓州出生，是中歐移民的後裔，從小就在一個相當開放的環境裏長大。大學時缺乏適當引導，最初唸商學，在西北大學拿到企管碩士後，受到Coleman Woodbury 這位經濟學家的激發，才對經濟學產生濃厚興趣，乃於一九三三年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
芝加哥學派代表性人物
當時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正是人才鼎盛的時期，老師們是所謂芝加哥學派的先驅者，都屬於古典的自由主義偉大學者，如奈特（F. Knight），賽蒙斯（H. Simons），以及范納（J. Viner）。教授陣營固然極強，研究生們也並不差，鮑丁（K. Boulding），卡爾遜（S. Carlson），弗利曼（M. Friedman），瓦列斯（W. A. Wallis）等人都非泛泛之輩。在此種智慧、腦力充份激盪的環境下，乃造就出史蒂格勒的非凡成就。史蒂格勒在奈特的指導下，撰寫經濟思想史的博士論文，於一九三八年得到學位，而該論文也在一九四０年順利出版。
尚在攻讀博士學位時，史蒂格勒就於一九三六年被舒茲（T. w. Schultz，1979年諾貝爾爾經濟學獎得主）網羅到愛阿華州立大學任教，一九三七年，發表第一篇重要的文章於最富學術盛名的《政治經濟期刊》（JPE）上，談的是奧國學派先驅孟格（C. Menger）的經濟學，這也是他的研究本行——經濟思想史。畢業之後，史蒂格勒轉到明裏蘇達大學，其間曾於一九四二年赴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工作，在那裏，奠定了他重視人民與國家實證、從事實證的基礎。
亟力反對經濟管制
幾近戰爭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史蒂格勒再回到明裏蘇達大學，並與弗利曼同事，當年發表了一篇直線規劃的著作；一九四六出版了充滿實證的《價格理論》這本書（當時極難得有實證），該年也與弗利曼合寫了一本批評「房租管制」的小書，痛斥管制將難免產生扭曲房租市場的結果，使空間誤置。這本小書激怒了美國所謂的自由份子，但史蒂格勒仍然勤於出招，又在該年寫了一篇批判「最低工資率」的文章，指出最低工資將會帶來資源誤置，且對總合需求、家庭所得，以及貧窮都將有害的結果。
一九四六年，史蒂格勒與弗利曼拆夥，受聘至布朗大學，弗利曼則赴芝加哥加入芝加哥學派陣營。一年之後，史蒂格勒再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在那裏一待就是十一年，講授產業組織和經濟思想史。一九四七年時，史蒂格勒已經從事了在目前頗受重視的總因素生產力測量的先驅性工作，而就在該年，他應海耶克的邀請，遠赴瑞士參加「蒙貝勒蘭學會」（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的創始會，成為開創者之一。那次會議中，諸多崇尚自由的俊彥齊集一堂，其中，對史蒂格勒最有深遠影響的是結識達瑞克特（A. Director）這位益友，由之得到產業組織和政府管制的許多觀念。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史蒂格勒還曾擔任蒙貝勒蘭學會的會長。
一九五八年是個重要的一年，在外浪跡二十年的史蒂格勒，終於再回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榮任Walgreen 講座教授，正式加入正是日正當中的新芝加哥學派陣營。當時的芝加哥學派就已強調重貨幣理論、小政府，以及自由市場的理念，這個學派深深影響了經濟學和政治學，並吸引住史蒂格勒的後半輩子，在芝加哥終其一生。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開始，史蒂格勒就對政府管制的研究產生濃厚興趣，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致力於管制的經濟效果之精心研究，一九六〇年與佛里德蘭（C. Friedland）合作的<管制者能管制甚麼？>是他在這方面的初試啼聲之作，該文針對電力公司的費率管制作了實證分析，發現管制對價格沒有效果，其後又連續發表了對政府管制政策的實證評估之作，將管制政策無效而且甚至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負作用等等訊息，源源的輸給大眾。由於他的這種努力，一個經濟研究新領域就逐漸萌芽、茁壯，這個新領域就是後來極重要，且使布坎南（J. Buchanan）獲取諾貝爾獎的「公共選擇學派」。史蒂格勒的公共選擇理論是在分析：政府官僚的行為是由「自利」引發出來，管制者通常不是從事「公共利益」，而是保障受管制對象的利益。就在密集研究管制行為的這段期間，史蒂格勒涉足了許多公共事務，並擔任數個公共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且曾擔任設於芝加哥大學的「經濟體系與政府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有關管制論文集，在一九七五年以「人民與國家」（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之名結集成書出版。
一九六四年，史蒂格勒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AEA）會長，發表了〈經濟學家和國家〉這一篇重要的文章（收在《人民與國家》這本書中），對國家保護個人這件事詳論其哲學和理論的觀點。他的自由觀及對國家保護個人的看法，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論文集《經濟學家像傳道者》可以見其梗概。
遲來的諾貝爾獎
一九八二年對史蒂格勒是重要的一年，那年秋天，諾貝爾獎桂冠終於落到他的頭上，表彰他「對產業結構、市場功能，以及政府管制的因果之研究」的貢獻。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主任坎貝爾（W. G.Campbell）認為，他的得獎不但「理所當然」，而且是「遲來的」。史蒂格勒的受獎詞〈經濟學的歷程和進步〉，是一篇重要的方法論，文中，他將其資訊理論應用到市場上，開創了經濟科學的新觀念。資訊理論是史蒂格勒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強調資訊是種昂貴的物品，也是造成價格差異的主因，在蒐集資訊過程中，蒐尋（search）行為非常重要。資訊的廣泛散布是降低蒐尋成本的不二法門，而政府的干預卻往往適得其反。
史蒂格勒無疑是20世紀全球傑出的經濟學家之一，不但長於理論，更擅長以實證得出證據來作論證的有力基礎。他不但開創了經濟學的新領域，也因為具有幽默、機智，以及優美的文筆，將枯燥的學理通俗化的傳達給大眾，對社會各階層亦有深遠的影響。坎貝爾開玩笑的說，如果每位經濟學家都能具有史蒂格勒的表達方式，經濟學也不至於被冠上「憂鬱科學」的稱號了。據說史蒂格勒將其小船命名為「論文（Treatise）」，如此，有人問他空閒所為何事時，他即答曰：「從事論文的工作」，由此更可見其幽默。
在20世紀末的芝加哥學派，弗利曼、史蒂格勒、以及瓦列斯三人，曾被學者稱為「三劍客」，但這三人中，以弗利曼的名氣最響。其實，不論文采、演說口才，以及學術理論，或通俗作品等方面，史蒂格勒都不遜於弗利曼，而在公共政策的影響力這麼重要的課題上，史蒂格勒的貢獻還更有過之呢！
1998年史蒂格勒出版了一本親筆自傳，個人主要參酌該本自傳，再配以《人民與國家》等文集，並夾雜個人的一些觀察，寫成這本小評傳。全書分成九章，第一章簡述史蒂格勒的生平；第二章記述史蒂格勒的教師生涯；第三章簡介史蒂格勒眼中的芝加哥學派；第四章描述寇斯定理的出現；第五章簡介史蒂格勒的學術貢獻和經濟學佈道；第六章寫出史蒂格勒認為的「大恐慌和戰爭時期的經濟學」；第七章介紹史蒂格勒如何看待「獨佔」；第八章寫史蒂格勒談「經濟學家」；第九章最終章則蓋棺論定史蒂格勒這位「經濟學佈道家—反管制大師」。
與《海耶克》、《弗利曼》、《亞當·史密斯》、《寇斯》、《洛克斐勒》五本書一樣，本書也以通俗方式呈現，沒有註解和參考文獻，希望普羅大眾一目瞭然，輕鬆愉快地認識史蒂格勒這位反管制大師，尤其在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並大力推行「反管制」、「鬆綁」政策的此時，更有必要從史蒂格勒身上及其著作來了解個中迷津。
本書之成，除感謝史蒂格勒及被引述的先進學者外，對於李秀卿、林珮如二位好友的幫忙，以及《大紀元》的刊登也表達感謝。當然，更衷心期盼讀者賜正。#
吳惠林 謹識於台灣台北市 2024年11月27日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 專題：中共海外升級攻擊法輪功
https://hk.epochtimes.com/category/專題/中共海外升級攻擊法輪功
----------------------
【不忘初衷 延續真相】
📰周末版復印 支持購買👇🏻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