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被認為是中共黨內開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共建政後,任仲夷在黑龍江省工作26年。此後,歷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1978-1980),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80-1985),中顧委委員(1985-1992)。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廣州病逝,享年91歲。
據《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回憶:2004年7月,任仲夷寫成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並打長途電話對我說:「這是專門給你們《炎黃春秋》寫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遺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動,全文發表。」此文在2004年第8期《炎黃春秋》上發表。
任仲夷的「政治遺言」是甚麼?
概括地說,就是希望中共能夠過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關。
他說:「政治與經濟如長期不相適應,我以為是最嚴重的失調……即使經濟一時上去了,它還是會掉下來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終還會出大問題。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民主的政體」。「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統治的社會絕不是民主的社會,也不會長治久安的。」
任仲夷為甚麼會留下這樣的「政治遺言」?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他親歷了毛發動的許多整人的政治運動。
任仲夷有過兩次挨整的經歷:第一次是1943年延安整風時挨整一年半。第二次是1966年文革爆發後挨整五年多。
上世紀40年代,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運動。
當時,任仲夷在中共冀南行署工作。他回憶說:1943年11月,我被調到中共北方局黨校參加整風學習。不久,就開始「搶救失足者」。每個人都要寫自己的歷史,交代自己的問題,要求「對黨一條心,不能半條心,更不能兩條心」。審查者對每個人歷史的各個關節都要進行審查和質問,被審查的人如果答覆得不滿意,就被懷疑甚至肯定為有問題,就對他們進行所謂「搶救」。結果,「搶救」出許多「特務」、「內奸」,都是屈打成招的。
「在我被『搶救』時,『積極分子』們對我搞『車輪戰』(輪班對我進行晝夜盤問、逼供),曾在一個月中,只讓我斷斷續續地睡了幾個小時的覺(每次只叫打幾分鐘的盹)。」
黨校負責人楊獻珍勸我徹底「坦白」。我建議:「希望黨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說:「黨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說:「我相信黨。」他說:「黨認為你有問題!」我說:「我相信毛主席。」他說:「毛主席認為你有問題!」他還問我:「你知道你呆的這是甚麼地方嗎?」我說:「是北方局黨校。」他說:「甚麼黨校,是『格別烏』(蘇聯的特務機關,後來音譯為『KGB』)!」我聽了這話,感到十分震驚,腦子像炸了一樣。
任仲夷被「搶救」、「軟禁」一年半後,沒有發現他當「特務」、「內奸」的證據,最後,總算解脫了。
1966年文革爆發時,任仲夷任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他被當成哈爾濱市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
任仲夷曾跟他的秘書潘東生談到,在文革的大小批鬥會上,他挨批2300多次,集中在前三年,小規模的批鬥會幾百人,大規模的批鬥會超過10萬人。潘東生很驚訝他能記得那麼清楚。他透露說,每挨批一次,就用筆在筆記本點一個圓點。有一次,造反派發現他的這個「秘密」,厲聲質問:「你想記翻天帳啊?」他回答說:「我是記錄接受教育的次數」,這才矇混過關。
在一次批鬥大會上,在造反派此起彼伏的聲討聲中,任仲夷被勒令站在一張木椅上,戴著三尺長的高帽子,上書「打倒黑幫分子任仲夷」幾個毛筆大字。他雙手被反捆,低頭彎腰,紅衛兵將一盆漆黑的墨汁從他的後脖頸灌入,一路流淌,從頭到腳。
時任《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李振盛,用鏡頭記錄下這瘋狂的一幕。美國《時代周刊》2000年總結上世紀發生的80件大事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任仲夷的這張照片作為代表。1998年,李振盛見到任仲夷時,將這幅照片送給他,他提筆在照片後面寫下:「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不能重演」。
潘東生回憶,任仲夷不止一次提到文革造成中國經濟社會的極大倒退,給千萬家庭帶來災難,給傳統文化造成致命傷害,甚至造成某些文化斷層。他曾講:「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文革不能淡忘,記住這段歷史,總結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決不能讓文革歷史重演。」
第二,他親歷了鄧發起的改革開放的風風雨雨。
毛發動的十年文革把中共折騰到幾乎亡黨的地步。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為了挽救中共於危亡,開始「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
1978年,任仲夷調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在遼寧,他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平反張志新冤案;二是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三是為經濟鬆綁。
張志新在文革中,因反對毛的極左政策,被扣上「反毛澤東、反江青、為劉少奇翻案」的罪名,被拘捕,被判刑,被酷刑,被割喉,被槍斃。當時毛的姪子毛遠新主政遼寧,華國鋒兼任公安部長。張志新的死與毛遠新、華國鋒有直接關係。
文革結束後,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要平反張志新冤案,阻力是相當大的。但是,任仲夷頂著巨大壓力,為張志新平了反。
文革結束後,華國鋒搞「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嚴重禁錮了人們的思想。
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矛頭直指「兩個凡是」,即毛的決策,毛的指示,如果被實踐證明是錯的,就要糾正。
此文一出,從中央各部委,到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許多領導人都在觀望,不敢表態。但是,任仲夷很快就表態,支持開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1978年秋,鄧小平視察遼寧時說:「要讓一部份人生活先好起來」。任仲夷理解,就是要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當時很多人受極左思想影響,談「富」色變。於是,他在全省開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讓不讓富、會不會富」的致富大討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主政遼寧期間,在農村和城市恢復了長期被視之為「資本主義尾巴」的自由市場,允許搞個體經營,為國企鬆綁,甚至提出在大連辦經濟特區。
1980年,任仲夷調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當時,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高層給了廣東特殊政策。鄧希望他在廣東辦好深圳特區,闖出一條改革開放的路來。
任仲夷到廣東後,充份利用中央給的政策,敢為全國先,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大膽實驗。
但是,他的一些舉措受到中共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有人甚至說:「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幸得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的支持,他才能闖過一些關、難。
在廣東,他雖然經歷了一些曲折,但總算「平安著陸」,沒有再次被打倒。從親身經歷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重阻力中,他深刻認識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沒法深入,改革的成果也難保。
第三,他對階級鬥爭理論的反思。
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大搞階級鬥爭的結果。毛製造的所有重大冤假錯案,都被說成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毛的許多「敵人」,都是他幻想出來的。
任仲夷後來反思說:「過去我們把政治等同於階級鬥爭,老是強調其階級性,講政治就是講階級鬥爭。這是不對的。其實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生活富裕,是他們總結了許多成敗教訓,才在管理國家方面取得了這些成就的。這是人類的文明,肯定有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學習。」
任仲夷的「政治遺言」為何成泡影?
時至今日,任仲夷的「政治遺言」不僅沒能變成現實,相反已成泡影。中共政治沒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走向獨裁極權。為甚麼?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鄧小平親手扼殺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鄧小平一度認識到,「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於是,他請當時的中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但是,1989年春夏之交爆發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敗」的學生民主運動,使鄧感到中共統治受到威脅,鄧下令20多萬軍隊進北京,製造了「六四」天安門屠殺。從此,鄧再也沒有提政治體制改革了。
1989年至今,中共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相反,出現了向文革的大倒退。鄧當年提出的、任仲夷在廣東實施的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國企鬆綁等,現在已被黨領導一切,權力不斷集中、國進民退等取代。
二是「共產主義幽靈」對中共領導人的操控。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習近平,都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
馬列主義是甚麼?就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中的第一句話中所說的「共產主義的幽靈」。「幽靈」也被翻譯成「邪靈」。只要中共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就必然被「共產主義的幽靈」或「邪靈」操控。這是不以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比如習近平,他的父親在文革中挨整,他的母親,他本人,他的全家,都在文革中挨整。按照正常人的思維,他應該對文革深惡痛絕,他決不應該回歸文革。但是,今天,眾目睽睽下,習一步一步向文革回歸,向獨裁、專制、極權回歸。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的思想實際上是被「共產主義幽靈」操控著。
《共產黨宣言》崇尚暴力,今日中共仍然靠「槍桿子」(軍隊)、「刀把子」(專政機器)強力維持著,與民主政治相去十萬八千里。
結語
任仲夷是2005年去世的,至今已有19年。他生前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中共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他之所以留下上述「政治遺言」,是因為他沒有從根本上認識中共的本質是甚麼。
其實,在任仲夷去世前一年,2004年11月,大紀元發表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將共產黨的老底揭穿了。共產黨無論它表面上說得多麼天花亂墜,它都是一個以「假、惡、鬥」為本質特徵的邪教。
認清共產黨的本質,就不難理解任仲夷的「政治遺言」為何成泡影了。
大紀元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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