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載香港】文革「造反派」領袖為何變成逃港者？

紅衛兵，當年不是蒙「最高統帥」天安門官員八次接見，叱吒風雲的天之驕子嗎？為什麼紅衛兵中的領軍人物會被迫害入獄，後來又是怎樣經歷九死一生逃到香港的呢？今年5月4日，罹癌11年的逃港知青劉憲平（本名劉國旋）在美國紐約與世長辭，77載崢嶸歲月畫上句點。回首滄桑往事，這位「生命鬥士」是大時代下的弄潮兒，他的經歷，猶如一個年代的縮影，往事不會如煙。

2023年10月29日，劉憲平親友為罹患肝癌晚期的他舉辦「生前告別會」。（林丹／大紀元）

一年前，筆者拜訪肝癌纏身的劉憲平，聆聽他述說生命故事，這位目光炯炯的長者，憑著堅強的意志抗癌逾10年，並為美東樹立「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出錢出力。他相信，為逃港死難者豎立紀念碑，是對一個時代的見證。他自己就是親歷者，經過三次驚險偷渡，才與太太陳華美一同來到彼岸的香港，從而有機會記錄下自己和身邊人經歷的一切。

訪問中，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過往：「我以前是紅衛兵，那時候廣州最大的中學生紅衛兵組織——廣州兵團，我就是兵團司令。」文革時期轟動一時的學生組織在高峰期達14,000人，看起來是萬人之上的「劉司令」，並沒有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卻淪為階下囚。

講起中共對他和身邊人的迫害，他有著切身體會：「因為我們是在那種浪潮下走出來的，其實知青偷渡這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繼續。那時候沒有書讀，很亂。」回顧歷史，當時的「造反派」紅衛兵向毛澤東效忠，支持毛搞「文革」，在被中共利用完畢後一樣被拋棄，被開槍鎮壓。劉憲平續言：「我們那時候根本不相信會發生這些事，但就是發生了。所以『六四』開槍對我們來說是耳熟能詳，就像法輪功對他們被活摘器官的事情，一講我就能明白，很好的人體可以賣錢，它一定會這樣幹，中共就是禽獸。」

2023年3月25日，劉憲平接受本報專訪，分享《廣州文革史手稿》背後故事。（曾蓮／大紀元）

文革史手稿失落40年

去年訪問期間，劉先生拿出一疊厚厚的文稿遞到筆者面前：「我覺得我的事已經做完了，對這個世界我已經無憾。你要了解我文革的經歷，我給你看這份材料。」

《廣州文革史手稿——從廿一中文革談起》（下稱《文革史手稿》）是手寫稿，用化名「子川」撰稿，在1977年在香港完稿。這位當年高中三年級學生，一手組建了廣州21中最大的紅衛兵學生組織「東方紅公社」，同時又發起組建了廣州中學造反派最大的紅衛兵聯合組織「廣州兵團」，並被推選為司令。

這份手稿曾經在箱底塵封了近40年，直到2018年因做文革研究的譚加洛（阿陀）找到劉做訪問才重見天日，變成如今的打印版。如今，這份文稿的手抄原件，阿陀正在進行二次整理，將安排捐獻給美國的一間知名大學研究機構，作為文革史的見證。

談起寫稿的契機，劉憲平提到逃到香港後做的第一份工作，在一間大學的研究中心做助理。當時一位猶太人教授對中國的文革史很有興趣，了解到他在大陸時曾經擔任紅衛兵領袖，就請他整理自己的經歷，作為這位教授研究的一個案例。「教授提議我分析當年我所在的紅衛兵組織怎樣發展起來，這本材料就是我給教授的手稿。」

當阿陀2013年收到這份手稿時，感動不已，有一種被托孤的沉重。當時劉憲平剛剛被查出肝癌，腫瘤比拳頭還大，劉擔心自己命已不久，就將自己人生中最寶貴的一份文件託付給老友。阿陀主動負責手稿校對勘正，他認為，這份手稿是1966至1968年期間廣州中學（及廣州市）文革舞台權力博弈和權力交替轉移過程的原生態回放。作者以親歷者視角，記載了一群廣州中學生，在1966年的夏天，當以革命幹部子女為首的「紅五類」紅衛兵「破四舊」打砸搶，宣揚「老子英雄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製造「紅色恐怖」的狂潮中，平民子弟如何利用文革中一度開放自由結社的機會「揭竿造反」，打出紅衛兵旗號，組建一支與血統、貴族保守派紅衛兵對立的反血統論、造反派紅衛兵的全過程。

由廣州投奔自由逃至香港，後抵達台北的「紅衛兵」王朝天（又名季水生）所佩帶的東方造反團紅衛兵臂章和證章。（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造反派」也被中共欺騙

阿陀分析，當毛認為國、省乃至各級官員被劉、鄧控制，自己已大權旁落而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資派」的時候，就鼓勵這些平民出身的紅衛兵去反對各級當權派；到文化大革命搞了兩三年以後，毛澤東在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自己重掌大權而想結束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造反派」就成為了被打擊的對象，甚至入獄，成了替罪羊。其中有的「頭頭」文革活躍分子，被批鬥、逮捕，受到打擊。

與此同時，1968年秋天把當年六屆中學生大部分趕至農村或農場，美其名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即「上山下鄉」，以懲罰的方式將這些過去的「功臣」趕走。劉憲平就是在這個浪潮下入獄，感受到「兔死狗烹」被欺騙的滋味，也讓他深深明白文革過程中毛澤東、江青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手段，坐監、下鄉的過程讓他體會到對前途的絕望。廣東還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臨近香港，容易接收到短波資訊，收到海外電台。而且親友之間消息流通，也讓他更加了解對岸香港的情況，從而萌生了逃港的想法。

劉憲平提出，在「大逃港」浪潮下，奮力出逃的人不乏有大量當過「紅衛兵」受騙上當的年輕人。「我是壞頭頭，一定要受一些苦，我坐監的時候，是沒有人跟我同倉的，我就一個人在裏面坐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當時我擔心我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會說話了。」那不堪回憶的日子，他談起來還不寒而慄，在大時代下意氣風發的學生，原本對未來充滿著憧憬，此時感到迷茫和失落。

1966年紅衛兵砸掉亨得利牌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兩次偷渡失敗仍不放棄嘗試

從監獄出來後，劉憲平申請去中山坦洲插隊務農，因為他的未婚妻在那裡，但很快被人發現他的「黑歷史」，當地公社不收留他，安排他去廣州附近的九佛農場，文革期間對送來監管、勞動改造的人懲罰特別嚴厲，曾經打死過人，他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地方才能「鎮得住」他。

此時此刻，劉憲平已經看清了中共政權的真面目，歷經文革浩劫，無論是支持中共還是反對中共的人，都是落得被迫害、批鬥的下場，他不再相信中共會有任何仁慈的表現，哪怕表面「春風化雨」，實際上是布滿了天羅地網誘拐人上當。在九佛農場務農期間，他已經打定主意要逃港。

1972年第一次逃港時，他和未婚妻身穿綠色軍衣上了火車，計劃來到深圳邊境跟朋友會合逃港。「我們對坐，前面有個桌子，擺了兩杯茶，當時火車過東莞後，一陣搖晃，桌面上那兩杯茶就倒下了，弄濕一地，那時候我的心一沉，感覺到這次必敗，意頭不好。真的是這樣，我們下車時沒見到約定的朋友，他當時被生產隊一些事情困住了。我們沒有人來接應，就引起邊防人員懷疑，翻查我們的包，查到帶了乾糧和一些裝備，判斷我們是要偷渡，就把我們抓起來，坐了兩個月監倉。」

在九佛農場，劉憲平因為文筆好、有禮貌，常常幫在農場下鄉的人寫信，又送他們煙，跟身邊人的關係不錯。前期的鋪墊讓他第一次逃港失敗後果沒有那麼嚴重，被簡單訓了幾句就過關了。

劉並沒有對逃港死心，繼續策劃第二次逃跑，這次計劃是「三人行」，與未婚妻還有一位同伴盧適衡一起走水路，從坦洲出發，走澳門的水域。千辛萬苦穿越水域來到澳門邊境，上岸時卻被一片蠔田阻礙前行，「進入了澳門邊境，沒想到這裡有一大片蠔田，我們完全沒有準備，只是穿普通的波鞋（球鞋）。走蠔田要有特殊的裝備，用鋼板做鞋底，才不容易被割穿。」劉憲平和未婚妻被困在蠔田中，寸步難行。同伴盧生多次偷渡未果，若今次再不成功，被捕的後果非常嚴重，他當時奮力跋涉穿越蠔田，終獲自由。劉憲平和陳華美沒有過蠔田的經驗，被困在其中，後來被萄警發現。因為當時澳門並沒有收留非法移民的政策，被捉到就會被遣返，兩人被帶到澳門警局審問，坐了幾天「洋監」後被遣返大陸。

第三次偷渡「竹竿」神蹟絕處逢生

1975年，劉憲平決定再次逃港，這次的逃港計劃足足安排了兩年。期間，他與陳華美結了婚，儀式很簡單，兩家人一起吃了餐飯，兩人就結為連理。「當時準備『起錨』（偷渡），就覺得我們要結婚，到了外面省得麻煩，如果是女朋友沒有名份，大家也講不清楚，就先辦結婚。」

有了第一次經過水路的經驗，劉憲平一行人在第二次就對路線和天氣做了深入的研究。「我們當時每天都開收音機聽漁訊，每天都會播報漲潮落潮的資訊，這個信息很重要，可以幫到我們計劃哪天方便下水，怎樣可以藉著潮汐情況上岸。這個漁訊我們聽了兩年。」與此同時，劉憲平還與同伴悄悄準備自製橡皮艇，用醫用橡膠帆布等等製作出兩個可以吹氣的橡皮艇，可以承載五人，有他的太太和另外三個朋友。

這一次仍是從坦洲出發，計劃扒艇到澳門去。為了避開邊防軍，他們繞山路到偏僻的海邊。劉稱，他們準備了7天的乾糧，但是在山區迷路了，走了超過10天：「我們在山裡走的時候，到水塘取水，喝的水還有牛屎味，黑夜到農田刮番薯，也有泥味，但是因為肚子餓了，都照樣吃，沒問題。年輕的時候求生能力真好。」

就這樣，翻過一個又一個山頭，向著有光亮天空的方向行動，他們一行人終於走到了目的地。那時他們已經又累又餓，精疲力竭。到了地圖臨近下水的海邊，頓時傻了眼，原來這個地形是個懸崖！懸崖的下面，才是海路，可以前往澳門。

穩住怦怦跳的心，他們又意外發現在懸崖邊上一支竹，相信這是附近的蠔民上落用的，就這樣，他們順著竹子滑下去到了海邊。迎面而來的海風，讓劉一行人感到欣喜。當然，這才是冒險的開始。

根據他們了解到的漁訊知識，安排好了落水的時間，在海上航行最初算是順利，但不久後遇到大風浪，小艇被打翻了。眾人紛紛落水，在大家感到絕望之際，意外發現海中央插著一枝竹竿！陳華美感嘆：「第二枝竹竿出現，真的是神蹟！」他們借助這枝竹竿的力量，幫助將小艇反了上來，一路撐到附近的小島上，此時的橡皮艇在風浪中折騰穿破了，當時也夜深了，他們決定在小島上過夜，並補好小艇，準備第二天再出發。

第二日，他們吹漲隨身攜帶的備用艇上路，見到澳門的防波提後，眾人欣喜非常，就以為靠岸了，棄艇上了防波提。但他們高興得太早，到了防波提才知道，這裏離澳門當地還差很遠一段路。幸好身上還帶著之前補好的艇，吹氣後還能撐一段時間。當他們重新啟航奔向澳門時，在海中突然聽到傳來馬達聲，一個快艇停在了他們身邊。劉憲平說：「當時不知道是什麼人，但判斷感覺不想是捉我們的水警，談了幾句發現，這艇家是做『人蛇』生意的，他們收留了我們，帶我們去到澳門落腳。」

就這樣，劉憲平和太太安全到了澳門，聯絡到第二次逃難時成功逃脫的盧適衡，盧生幫了他們大忙。後來他們輾轉又去到香港，開始了新生活。1977年他和朋友一起創辦了《北斗》雜誌，是當時首個逃港紅衛兵海外創辦的雜誌，他和太太加入編輯出版行列，並將自己文革期間的經歷撰寫發表。

1975年，抵港卒友香港鹿頸旅遊合照。（劉憲平提供）

1978年，劉憲平以難民身份輾轉來到美國，隱姓埋名做起了生意，文革、逃港時所經歷的驚濤駭浪，就埋藏在心底的一角。

劉憲平太太執信女中卒友香港合照。（劉憲平提供）

劉憲平和太太赴美第一站——夏威夷。（劉憲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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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劉生談起如今香港人的「離港潮」與當年他們的「逃港潮」，他認為此時港人的心情和當年他們想離開大陸的心情是一樣的：「我覺得這兩批人是同質的，一樣是想遠離中共，我們當時的『遠離中共』，並沒有太多雄心壯志，不是像民運人士那樣的想法，就是像安靜的過一個平凡人的日子。我相信如今這批，帶著孩子離開香港的父母也一樣，他們的父母是我們的年紀，當時他們選擇留在香港，現在這張牌就變成了他們下一代接，他們下一代就要離開香港，我們當年一早選擇離開，只是提前做了這個決定。」

面對輪迴的歷史，劉憲平最後的心願，就是儘量收集名單，刻在「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上，用一個個真實的名字和故事代代相傳，讓歷史銘記他們這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