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報復以色列轟炸伊朗駐敘利亞的大使館。四月十三號晚上，伊朗對以色列發起了一系列的襲擊，包括發射了數百導彈和自殺無人機。一時間伊朗和以色列兩國的關係可以說是劍拔弩張，隨時可能大打出手。其實很少有人知道伊朗曾經是以色列在伊斯蘭教國家中少有的盟友，兩國關係相當的密切，而伊朗自從上世紀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之後就徹底走向了另一條道路，這種變化顯示了歷史發展的另一趨勢，即文明完全可能出現大倒退。伊朗的這種倒退對當代中國人會有甚麼啟示呢？
以伊友好兩千年 近50年為何反目成仇
獨立電視製片人李軍在新唐人《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伊朗和以色列的真正交惡是從1979年開始，因為當年伊朗發生了伊斯蘭革命，原來的巴列維政權被伊斯蘭共和國取代了。
霍梅尼上來後，當時在伊朗他是領袖級的人物，有宗教權、政治權，甚至還有權罷免總統。霍梅尼對猶太人的態度是非常激烈和偏激的，他認為以色列在中東是插在伊斯蘭心臟的一個毒瘤，就是要消滅。他這種思想到最後就慢慢演變成了伊朗的一個國家策略了。伊朗變了之後，以色列的政策也隨之改變，雙方立場就越走越強、越走越僵，慢慢轉向了敵對關係。
李軍說，以色列和伊朗這兩個國家，或者說猶太人和波斯這兩個民族在兩三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它們的關係其實非常密切的，曾經有兩千四百年的友好歷史。猶太民族最早在公元前11世紀在耶路撒冷地區建立自己的國家，但是很快國家就分裂了，猶太民族隨後碰到了第一次災難，被巴比倫王國滅國，所羅門的聖殿也毀了，巴比倫王國將猶太的王公大臣和一些普通民眾全部抓走，猶太人成為巴比倫囚徒。
後來大概到公元前550年，居魯士大帝建立了第一個波斯王朝，最後攻陷了巴比倫王國，釋放了猶太人，還把巴比倫沒收了猶太人的一些物品也全部歸還他們。猶太人對居魯士大帝非常感激，後來居魯士大帝還同意幫助猶太人重建所羅門神殿。所以猶太人對波斯帝國是非常忠誠的，猶太人在波斯帝國統治下很多商人賺了很多錢，發展的越來越大。這段時期我把它稱之為報恩蜜月期，兩個民族相處的非常好。
第二個時期是波斯帝國被希臘的馬其頓帝國滅了，後來耶路撒冷地區又被羅馬佔領了，再後來又被阿拉伯帝國所佔領，這個時期我稱其為二等公民時期。這裏面一個轉折點發生在公元651年，當時阿拉伯帝國征服了波斯的薩珊王朝，開始對波斯進行伊斯蘭化，以前波斯帝國是沒有伊斯蘭文化的，在這個時期如果你不信伊斯蘭就是二等國民，地位比較低，所以猶太人在這個時候處於二等公民的地位，這種狀態維持了將近一千年。
一直到1661年薩法維王朝的一個國王宣布，尊重猶太教的信仰自由，猶太人又恢復了自己的信仰，從那以後一直到20世紀，應該說猶太人跟伊朗人又屬於一種非常好的關係。20世紀巴列維王朝的憲法中也規定，信仰自由，一些猶太人還可以到巴列維王朝來做官。這段時間，我把它稱之為相互尊重的合作期。
到了1948年以色列建國時，伊斯蘭世界主要是阿拉伯國家就和以色列開戰了，包括伊拉克、約旦等，而伊朗因為一些教派的衝突，其實跟阿拉伯國家關係不太好，所以伊朗和以色列這兩個國家相互依靠，這時他們之間的關係也不錯，當時以色列大部份的石油都是從伊朗進口，而以色列則幫助伊朗培訓飛行員，包括伊朗的情報機構都是以色列幫它建立起來的。
而且此時，無論是以色列還是伊朗都確定了一個很重要的關係，就是跟美國交好。所以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都是親美的，那時候伊朗的發展其實已經開始走向現代化，比較自由的一種社會狀態，一直維持到1979年這個轉變之後，兩國之間的兩千四百年的友好歷史從此結束了。
意識形態控制伊朗 中國人不陌生
時政評論人士鄭旭光在《菁英論壇》表示，伊朗是以波斯的繼承人自居，從波斯的歷史上看，因為它是帝國傳統，一般不搞宗教迫害，它會對宗教比較寬容，只要你不挑戰我帝國的地位就行。所以歷史上波斯是對以色列對猶太人比較寬容的地區。其實帝國都是如此，包括阿拉伯世界曾經也是這樣，中國也是如此。
但是到巴列維國王流亡之後，新興的所謂伊斯蘭革命政權，它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權，既不是所謂的自由民主，也不是蘇聯這樣的所謂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說，在二戰以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極權世界，這兩種勢力霍梅尼基本上都是反對的。他們認為西方是很墮落的，而東方世界的共產主義也是很偏激的、反傳統的，他們要以伊斯蘭法來治理這個伊斯蘭共和國，所以它是一種新生的意識形態，在波斯歷史上從來未有過。
鄭旭光表示，實際上這樣的事情，我們中國人一點也不陌生。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這樣，這種政體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而且它一度也是叫左打美帝、右打蘇修，就是它的這種意識形態是不寬容的。伊朗排斥以色列，純粹是一個新興的意識的革命運動，就像共產主義理想一樣，它們是相似的，赤旗要插遍全球，伊斯蘭主義也是要覆蓋全球，而且它也是要號召聖戰，要把耶路撒冷拿回來。
就像中共要輸出意識形態時，周邊關係就不會好，因為意識形態控制了國家政權，所以周邊的國家對它都是牴觸恐懼的。所以，伊朗在阿拉伯世界並不能得到世俗政權的真正的支持，只有哈馬斯、真主黨這類組織支持它，至於哈馬斯是不是有這個信仰，我們不得而知，但起碼可以從伊朗那裏獲得資金等方面的援助，就像蘇聯輸出共產主義政權時所做的，像中共在東南亞輸出革命時，整個行為都現在的伊朗是差不多的。
鄭旭光說，伊朗走向現代化的時候，我覺得巴列維王朝很像中國發生的事情，比如說，中華民國從孫中山、袁世凱到蔣介石時期，實際上中華民國的西化程度是相當高，我們可以從上海來看，當時上海是整個遠東最發達的國際化城市。而伊朗巴列維的規模，比中華民國在四九年以前的景象、規模，我覺得差得太遠了。但是一場革命，從蘇聯輸入共產主義革命，把中華民國的這一切都帶走了。
文明倒退現代化逆轉 伊朗歷史示警中共未來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過去一百多年，很多國家在現代化路上出現逆轉，伊朗其實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比如德國，是十九世紀全球經濟崛起中最顯著的國家，德國統一之後，到了1890年，它的工業製造能力已經超過英國了，而且很多發明、發現、藝術家和科學家都是德國人。但到了1933年希特拉上台短短一年的時間就退回去了，整個德國在社會發展上，在文明程度上出現了很大的倒退，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現代化的逆轉。
伊朗的情況看起來比德國更複雜，因為還有宗教的因素，但從本質上來說，還是經濟問題導致的。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經濟陷入低潮，1930年代，大蕭條再受重創，伊朗情況也差不多，1960年代到1970年代，伊朗經濟發展很快，但伊朗缺乏這種現代社會制度的支撐，原來那種君主和精英體制下，經濟發展速度太快了，導致一些不平衡。這就是我們說有時候發展速度太快的一個壞處，會導致社會大的變化、社會混亂，而調整它其實是需要時間的，很多時候就無法完成這個社會調整。我們看到那個時候的現代化的伊朗的那些圖片，所表達的其實是德黑蘭的南城區，就是中產階級和富人區，到北城去看到是大量的貧困人口，大量的冗餘農村人口非常貧困，而且非常落後，都是沒有受教育的人口。這種社會不平衡到了70年代末期，經濟危機的時候就變得非常致命了。
郭君表示，我們經常說國家發展和個人發展，其實二者是很類似的，大家知道順境的時候有一句俗語，就是風起的時候豬都能飛，就是說我們看的不是你在順境的時候。但是最關鍵的是在逆境的時候，誰平安度過逆境，誰就能夠繼續發展。
過去一百年很多國家興起後又衰落下去，關鍵問題就是它在逆境期過不去。比如說我們看到古巴、阿根廷、巴西、埃及甚至是蘇聯，亞洲有菲律賓，曾經都是非常富有的，這些國家都是出現這種情況。當然伊斯蘭教團在奪權運動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其實在1970年代後期，伊朗的革命有很多組織參加，也有左派的，比如共產主義組織也加入了，但最後得到政權的是伊斯蘭教團，他們在民間的勢力非常大。
郭君說，伊朗最近幾十年的歷史可以和中國大陸有一個比較，這種模式都是在經濟崛起之後，社會不平衡、體制僵化、缺乏調整的機制，最後導致大崩潰，然後就出現復辟，結果是現代化的成果大部份就丟失了。現在看來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很可能走同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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