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28日深夜，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親自打電話給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鄒大鵬，追問他的歷史問題，他與「東北幫反革命叛徒集團」的關係問題，時間長達一個多小時。接聽完這個電話後，鄒大鵬夫妻雙雙自殺身亡。
1979年2月，中共中央為鄒大鵬平反，認定鄒大鵬不僅在歷史上沒有問題，而且是「解放東北」的情報功臣，康生所謂的「東北幫反革命叛徒集團」根本不存在。
十年文革中，中央調查部受到很大衝擊。部長孔原被打倒，其他副部長靠邊站，副部長鄒大鵬被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指定為部業務組負責人，結果夫妻雙雙被整死。鄒大鵬冤案被認為是中央調查部最悲慘的頭號大冤案。
那麼，鄒大鵬是怎麼撞到康生的槍口上成了冤大頭的呢？主要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康生恨中央調查部的人
中央調查部的前身，是中央社會部。中央社會部成立於1939年10月，主要負責中共的情報與反情報工作，康生是第一任部長。
康生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後做的最重要一件事，就在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中，負責審幹部、抓特務。
這是康生生平第一次在毛的支持下在黨內大規模整人。在此過程中，康生不斷發號施令，今天抓這個，明天抓那個，用「逼、供、信」的手段，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傷害了很多人，有的被逼自殺，有的被逼自殘，有的甚至被康生下令槍斃。當時，康生抓了15,000個特務，最後證明沒有一個是真的。
康生的極左做法令很多人反感。1945年中共七大後，康生開始失勢。1946年，康生被調離中央社會部。這並非他的本願，而且是很不甘心的。
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央社會部解散，其職能被分散到其它部門。後幾經變遷，到1955年，與中央社會部職能基本相同的中央調查部成立，第一任部長是李克農，第二任部長是孔原。鄒大鵬先後任副部長、常務副部長。
康生任中央社會部部長時，李克農、孔原都是副部長，對康生沒有好感。中央調查部成立後，康生很想插手，但李克農、孔原都不讓。
對此，康生曾抱怨道：「我同中央調查部的關係就是『書報簡訊』的關係。」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康生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成為毛澤東文革時期整人最重要的政治打手。
康生上任不久，便煽動造反派，將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打倒。之後，便把矛頭對準常務副部長鄒大鵬。
第二，鄒大鵬了解康生的底細
據擔任過毛澤東俄文翻譯的閻明復講：「康生心胸狹窄，生性多疑。他總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細的人有朝一日會向毛主席告他的狀，揭發他幹過的壞事。於是，他一朝大權在握，便對那些和他共過事的，或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知情人狠下毒手。」
鄒大鵬與孔原先後中央社會部、中央調查部共過事。李克農任中央社會部部長時，孔原任常務副部長、鄒大鵬任秘書長。他們三人合作得很好。孔原任中央調查部部長時，鄒大鵬任常務副部長。
曾經留學蘇聯的孔原對康生的底細很了解。
上世紀30年代，當王明得到共產國際支持，成為中共實際領導人時，康生極力吹捧王明，成為王明的副手兼打手。
1935年1月，中共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的領導權。
當時，王明、康生都在蘇聯，王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康生任副團長，王明仍是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人眼中的紅人。得知遵義會議的情況後，康生不是擁護，而是蔑視和反對，他利用職權，向在蘇聯的中共黨員封鎖遵義會議的消息。康生還串聯在列寧學院和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的一些中國留學生，聯名寫信給共產國際，要求批准王明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回到延安。不久，王明在與毛澤東的內鬥中失勢，康生立即站到毛一邊，率先批判王明，得到毛的信任。
1939年孔原回到延安後，向毛澤東匯報了康生在蘇聯追隨、吹捧王明的情況。這是毛澤東決定將康生調離中央社會部、調離延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從那時起，康生就跟孔原結下了冤。
康生與王明的關係，孔原肯定跟鄒大鵬講過。
另外，上世紀30年代，鄒大鵬在東北做地下工作時，也知道王明和康生聯名從莫斯科向東北地下黨發去「王康指示」的事。
當時，正值東北抗日聯軍抗日的高潮時期，「王康指示」卻要東北抗聯「抗日反滿不並提，等待大事變」。這個指示被認為是東北抗聯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建政後，「王康指示」成了康生的一個心病，他總擔心有人利用此事給他製造麻煩，影響他的政治前途。因此，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況的人，他都視為心腹之患。
在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被打倒後，鑒於鄒大鵬與孔原的密切關係，加上鄒大鵬也知道「王康指示」的事，康生立即將鬥爭矛頭對準鄒大鵬。
第三，鄒大鵬曾是中共在東北秘密情報工作的負責人
1944年10月，中央社會部決定派晉綏中央分局社會部副部長鄒大鵬，赴膠東任區黨委聯絡部長，指定他的任務是發展東北的情報工作。
1945年8月26日，以鄒大鵬為書記的「臨時東北工作委員會」，帶領100多名情報人員、城工幹部和武裝人員，攜帶電台，跨海到達遼東省莊河縣，與蘇聯紅軍取得聯繫，並將蒐集到的情報報告延安。
根據鄒大鵬及其他各方面反映的東北情況和全國的形勢，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成立。鄒大鵬任第二部部長，分管情報工作。
1947年底，國共內戰進入決戰階段。鄒大鵬領導的東北局社會部派人打入國民黨的各級黨政軍機關，到1948年，已基本形成能覆蓋東北全境的秘密情報網。鄒大鵬手下人馬，就國軍在東北的情況和動向，蒐集了大量情報，對中共軍隊取得戰場主動權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錦州戰役後，東北戰局急轉直下。中共決定「和平佔領」瀋陽，並把這個任務主要交給了鄒大鵬領導的東北局社會部。
鄒大鵬利用他在東北的各種舊關係，爭取瀋陽的國軍站在中共一邊。最後，這些國軍將領準備趁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召開軍政首腦緊急會議時，採取「武裝逼宮」 的辦法，迫令衛立煌宣布守軍全部起義。
瀋陽市長董文琦得知這個消息後，悄悄報告了衛立煌。衛見大勢已去，和董立即跑到機場，坐最後一架飛機溜之大吉。1948年10月31日，中共軍隊兵不血刃佔領瀋陽。
東北大決戰勝利後，中共東北局黨政軍一把手林彪，特別緻電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對鄒大鵬領導的東北社會部及時、有效的情報和策反工作，表示衷心感謝。
中共奪取政權前，對於潛伏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地下黨，有一個著名的16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但在中共佔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後，對地下黨又出台一個新的16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當年那些為中共奪取政權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的地下黨員，在中共建政後等來的卻是降級、控制、淘汰，沒完沒了的審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鄒大鵬和其他一些為中共佔領東北作出重要貢獻的地下黨員，在文革中，就成了被「淘汰」的對象。執行這一「淘汰」任務的，就是毛澤東的政治打手康生。
康生是怎麼打倒鄒大鵬的呢？
康生文革中整人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抓叛徒。為了將東北地下黨一網打盡，康生製造了一個所謂的「東北幫反革命叛徒集團」。
1967年，康生指使中央專案辦人員調查大連文史館館員、原國民黨少將秦誠至。1946年，他以國民黨東北行轅代表身份，前往哈爾濱與共軍談判交換戰俘。共軍在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的安排下，派呂正操、張學思、解方、閻寶航等5人與其談判。
文革中，辦案人逼迫秦誠至承認他到哈爾濱是策反呂正操等5人，還誣陷呂正操等5人接受了策反，這就是所謂「東北幫反革命叛徒集團」的來由。之後名單還加上了劉瀾波、賈陶、萬毅等8人。為此，中共中央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由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負責的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
但專案組查不出任何證據，便將1946年2月呂正操等42人聯名寫給蔣介石，要求恢復張學良自由的電報，作為42人投敵叛黨、成為「反革命集團」的罪證。
鄒大鵬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第二部長期間，與上述所謂「東北幫反革命叛黨集團」中的許多人有過直接間接的接觸。康生一口咬定鄒大鵬是這個「反革命叛徒集團」的重要成員。
結語
從表面看，鄒大鵬是被康生迫害死的。但是，康生為甚麼能夠迫害死鄒大鵬呢？關鍵在於中共的鬥爭哲學。中共在1949年前叫「搞革命」，1949年後，特別是文革時期，叫「搞繼續革命」。
「革命」也好，「繼續革命」也好，就是要不斷地整人；既整黨外的人，也整黨內的人；整黨內的人更凶，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縱觀康生一生，他似乎就是為中共整人而生，一生恰逢中共兩次大規模整人：一次是延安整風；一次是十年文革。他把整人的本事發揮到了極致，以致於中共元老陳雲稱康生「是鬼不是人」。
如上所述，整地下黨，是中共的既定政策。加上鄒大鵬與康生的死對頭孔原是一條線上的，於是，在劫難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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