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流出版公司的《自由主義名著譯叢》，這本是喬治‧史蒂格勒教授的第三本中譯，前兩本分別是《人民與國家》和《史蒂格勒論文集》。由於在前兩本書裏已將史蒂格勒的人與事作了概括介紹，這裏就不再重複。
史蒂格勒的學識淵博是毋庸置疑的，而一九八二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最好的肯定。不過，學問好的經濟學家雖不少，但能夠「入世」且成功者卻不多。所謂入世是能將艱澀的學術裏的東西深入淺出地引介給大家，甚且化約成政策建言來影響政府決策。史蒂格勒是少數能夠兩者兼顧的經濟學家，他啟蒙於經濟思想史，但卻在公共政策的研究上佔了極重要的地位。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是，史蒂格勒從不否定公共政策的必然存在，他先承認它們的存在，再將重點放在以實際資料的實證結果，用來拆穿公共政策的假面具，指出政策的手段與目的之間往往扞格、矛盾之迷思，這種以「拿出證據來」讓人心服口服的方式，史蒂格勒用得最為爐火純青。
要以實證資料拆穿公共政策的真相，也並非純就資料、數據硬湊而成，最根本的原則必須有堅強的「理論」作基礎，亦即必須本身擁有正確的觀念，當然也必須具純熟的邏輯推理。這又與時下流行的「務實」歪理大異其趣，而沒有理論作基礎的政策有如無根的樹。理論也者，實際現象的簡化，旨在使問題易於分析。因此，理論是用來解釋現象的，我們不太可能得到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理論都隨時準備要被某一現象所否定、推翻的，如此也才不斷會有新理論的出現，這也就是科學進步的表現。所以，理論沒有對錯，只有「有用」或「無用」的區別，能解釋現象的理論是有用的，否則就是無用的理論，但我們卻不能說它是錯的。沒有用的理論或可加以修正變成有用，或因修正成本太高而被新理論取代。
雖然理論很重要，但要將某一理論通俗化的引介，若不是功力夠，以及具有熱誠，否則根本不可能。史蒂格勒兼具兩種特質，這一本《經濟學佈道家》就是這項工作的一些成果之結集。傳布經濟學理的工作是否類似佈道家的行為？史蒂格勒對此有嚴格的定義，而且強調該行為涉及「道德」層面，或者是與「價值判斷」關係密切。就這一點言，與基本「實是性」（positive）經濟學似乎扞格，但金卻是公共政策所必須的。不過，史蒂格勒認為，經濟學家並不抱持某一套具有說服力的道德體系，但卻也能廣泛地、容易地扮演政策批評家角色。原因在於批評錯誤時並不需要道德體系，只要是受過良好訓練的政治算術家就可以了，畢竟我們是活在一個老是犯社會性錯誤的世界裏。問題是，決策者真的那麼愚蠢竟然一而再地犯錯？當然不是，因為對那些制定和支持「錯誤」政策者而言，那些錯誤政策並沒有錯，這也就是以「自利」原則所可以良好解釋的現象。
由於史蒂格勒重視理念的傳布，因而特別將《經濟學佈道家》這篇文章排在第一篇，並將其篇名作為本書的書名。本書原有十八章，中譯本略去《經濟學家和國家》這一章，因其錄於《人民與國家》。
史蒂格勒已於一九九一年底跟隨「我的朋友亞當·史密斯」（史蒂格勒的口頭禪）赴天國去了，我們感謝他為人間留下了這些珍貴的禮物。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三日於台北市#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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