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對中共科技領域圍堵之際,美國國會眾議院委員會致函聯邦政府九個部門,要求這些行政單位調查中國共產黨(CCP)系統滲透美國的活動、並告知相應措施是否到位。
九封信的主要不同在於,將中共與中國分開,把美國與中共的競爭關係定義為一場政治戰爭(Political Warfare),並要求各部門採取全社會、全政府的方式,堵住中共對美國社會、經濟界、華人圈的系統滲透。
過去四十年來,美國聯邦政府的各個部門一直互相配合,支持中國的現代化,如今相反的做法,意味著對過去政策的徹底告別。
九封信都說了甚麼?
3月14日,美國國會眾議院監督與問責委員會(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向九個聯邦政府部門發送信件,包括司法部(DOJ),農業部(USDA)、環境保護署(EPA)、緝毒局(DEA)、全球媒體署(USAGM)、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局(FinCEN)、國家太空總署(NASA)、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FERC)和國家科學基金會(NSF)。
在每一封信中,委員會都強調,幾十年來,中共一直試圖滲透和影響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目標很明確,就是打敗「主要敵人」美國,按照中共自己的說法就是「戰場無處不在」,工具也多種多樣。
信中說,雖然也有來自其它國家的威脅,但「中共政府明顯與眾不同」,從經濟間諜到竊取商業機密、侵犯人權、技術競爭,中共對美國構成最大的戰略威脅,這種威脅已經等同於「爭奪地區和全球霸權的全面戰爭」。
信中提到,由於所有美國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中共)的戰爭目標,聯邦機構有責任:(1)向美國公民宣傳他們可能遇到來自中共的危險;(2)提供適當的措施,鼓勵美國人積極主動地保護他們的社區、學校、宗教場所、企業、財務、食品等等免受中共威脅。
委員會在給司法部(DOJ)的信中,主要提及司法部應當保護美國企業、華裔美國人、美國司法系統免受中共政治戰的影響。
信中說,美國商界是中共「精英俘獲」的主要目標,針對美國商界的經濟戰往往會使用美國代理人為中共出謀劃策,矽谷則是中共對商界發動經濟戰的首要目標。2021年底,中共越來越肆無忌憚,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致函美國高管、公司和商業團體,敦促他們充當中共的傳聲筒,公然試圖影響美國企業和領導人的政策立場。
中共的政治戰還特別針對美籍華人,通過代理人和威脅在中國的家人來恐嚇,越來越多地利用華人參與,通過合法和非法手段竊取美國技術。
中共還試圖利用美國等開放的民主社會,種族主義經常被用來轉移對中共的批評,干擾美國的司法體系。
委員會要求司法部在今年3月20日提供簡報,告知司法部自上而下是否確保所有員工都了解中共對美國的政治戰和影響力行動,是否對處理中國事務的員工進行培訓,使其來解中共多種形式的戰爭威脅,是否已經向美國商界、華人和其他被中共列為目標的美國社區宣傳中共的威脅;是否為美國人提供舉報中共在美國非法活動的線索或舉報熱線等等。
在給農業部(USDA)的信中,主要提及中共竊取種子技術,購買美國農地影響國安等等。
在給環保局(EPA)的信中,主要提及中共試圖影響美國的能源政策,以使共產中國受益;以環保組織為目標,統戰團體以此向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施壓;美國制定依賴中國的能源政策。
在給緝毒局(DEA)的信中,主要提及中共試圖利用芬太尼來削弱美國。
在給全球媒體部(USAGM)的信中,主要提及在美國有700名或更多可能的宣傳員在美國媒體內工作;中共已經滲透到全球和當地媒體以及娛樂業,並積極尋求通過社交媒體和網絡操作操縱公眾。
在給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局(FinCEN)的信中,主要提及中共利用美國房地產和賭場清洗非法資金,支持販毒活動、三合會等等;購買土地對國安造成威脅。
在給國家太空總署(NASA)的信中,主要提及中共利用太空來削弱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實施其軍事和太空計劃;中共將太空視為競爭場所。
在給能源監管委員會(FERC)的信中,主要提及中共投資破壞西方能源安全,控制關鍵礦物,並點名華為和寧德時代。
在給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信中,主要提及通過和美國合作,美國的生物技術不僅會被用來鎮壓維吾爾人,還會被用於軍事用途。
在這些信中都提及這些部門內部全體人員是否對中共威脅有足夠的認識、是否告知美國民眾、是否採取防範措施等等。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誠對大紀元表示,美國對中共對美國進行的滲透統戰,顯然比過去有更為清晰的認識。
他說,比如說給緝毒局國會提到,中共不斷利用的芬太尼,每年至少造成美國十萬人以上的死亡,還不包括因使用芬太尼所造成器官損害、致傷致殘的情況,這個數字是遠遠超過了致死的數量。
宋國誠說,美國國會以全面性的、無縫圍堵的方式,發信給美國政府的部門如何去防範,接下來如果有具體的事實和證據,相信美國政府一定會根據調查結果對中共進行更進一步的制裁。
時事評論員藍述對大紀元表示,美國國會直接給聯邦政府寫信,影響是相當大的,因為美國國會代表民意,這封信實際上起到了一種敲打作用,直接告訴聯邦政府各個部門,要把中共當成一個敵人而不是簡單的一個競爭者來對待。
「它能起到這個提醒,告訴美國聯邦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員,無論哪一個部門,凡是在處理對華政策的時候,一定要明白中共是美國的敵人,中共正在對美國進行一場超限戰。」
對於為何這九封信的對象不包括商務部、國土安全部、中情局和國家情報中心?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Wong)對大紀元表示,這些部門本身處於對外關係和對內安全的第一線,中情局和國家情報中心對北京和中共的影響力有較多的觀測,會提供情報給國會對中共競爭委員會;商務部從2018年貿易戰以來,已經跟北京有非常明確競爭關係;這九個部門都跟經濟、民生、社會運作有關係,主要是對國內社會管理部門的提醒。
宋國誠認為,商務部、國土安全部、中情局,還有國家情報中心也好,不僅居於美中對抗的最前線,實際上也是負責調查研究中共如何滲透美國的核心機關,所以應該是要通知里長、連長怎麼樣去維護社區的安全,不需要通知警察局了。
與過去四十年對華政策徹底告別
美國國會九封信,意味著與過去幾十年的對華政策的徹底告別。
過去幾40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和自由化,這種幫助甚至是以犧牲美國價值觀、西方民主、安全和良好共識為代價的。
2019年底時任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在一次演講中表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僅10年時間內,美國就接納了10萬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學習;1979年鄧小平訪美時,與美國簽署了科學合作的協議;美國還給予了中國最惠國貿易地位,即使北京不符合美國法律規定所要求的政治和公民權利標準。
著有《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一書的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部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明確表示,⾥根總統時期,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與中國的對應機構科技部之間一度擁有60多項協議,以便於國家科學基金會迅速分享任何新的科學發現,同時資助中國各地的科學家和大學。美國還向中共提供情報、武器、先進技術、貿易,幫助創建環境保護局、疾控中心,幫助中共加入所有的聯合國專門機構等。
藍述說,克林頓2000年講得非常清楚,要把人權問題和經濟問題脫鉤,希望讓中國富裕起來產生更多的中產階級,推動中共政治體制改革。後來的小布殊、奧巴馬,一直延續這個核心對華政策,那個時期的對華政策建立在中共可能進行改革慢慢演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的幻想之上。
他說,今天美國政府已經清醒了,認識到以前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實現,共產中國富裕起來了以後,它就變本加厲在全球進行擴張,威脅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所以美國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完完全全地將中共看成一個破壞威脅自由世界未來生活方式的一股敵對勢力,跟克林頓時期完全不一樣了。
藍述表示,九封信所代表的想法,現在其實已經是主流了,只不過美國的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還不完全一致。拜登內閣基本上把中共定義為一個競爭者,還沒有完全的將中共看成一個敵對勢力。
但是美國國會議員他們在這個對中共的問題上,要清醒得多。「我曾經有機會和與中共競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對話,我直接問中共是美國的競爭者還是敵人?他當時沒有任何猶豫,直接就回答中共是美國的敵人,不是競爭者。」他說。
宋國誠表示,如果真正了解中共的本質,這些做法基本上都是可以想像的。甚至可以說,只有中共做得到的,沒有你想不到的,中共的本質就是如此。
「為甚麼中共會這麼做?如果中共不這麼做,它還叫做中共政權嗎?就像一個法西斯政權,如果說要問一個法西斯政權為甚麼會這麼做?那麼只能回答說,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它怎麼能夠叫做法西斯政權嗎?」
國會監督與問責委員會的九封信與共和黨對華政策一脈相承,去年3月28日,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一份題為「Winning the New Cold War: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的報告。
報告說,美中陷入了一場新的冷戰,中共是美國的敵手(adversary)而不是競爭者,表現形式是:中共在灰色地帶行動,利用美國開放的性質,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滲透到美國的社會之中。美國也不太可能採用與對付前蘇聯的方式,一個可行的方式是採取「全政府、全社會」的方式,整合整個美國社會資源,合力對抗中共。
「全政府」戰略(whole of government strategy)是特朗普政府2018年8月最早提出,拜登政府延續對華戰略上的「全政府」方式。
九封信如何影響美中關係?
對於九封信是否會進一步何影響美中關係,宋國誠認為,這種非常具體的措施主要是要保護美國人民的安全,但從美中關係惡化的負面的趨勢來看,兩者之間對抗的場景會逐步升高,惡意也會增加。
宋國誠認為,美國議員的做法也可能被其它國家仿傚,像TikTok加拿大也立即跟進了,至於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都已經開始對TikTok進行調查了。「所以不僅是風行朝野,也會形成一種全球的示範效應。」
黃大衛表示,這種做法會讓更多美國權力部門、管理部門越來越明確美國的國家利益跟中共政府、跟中共的衝突已經越來越烈。由過去美中關係大部份是協作、小部份是競爭,現在情況發生逆轉。
「等各個部門他們進行調查之後,可能會有一個重新的全面的評估,估計這個美中關係可能還會受到影響。」
藍述認為,這九封信對美中關係不會有太大影響,大不了就是中共外交部出來個戰狼叫幾聲。因為中共心裏非常清楚自己在做甚麼,早就知道與美國的衝突不可避免,從90年代中共軍隊就搞出來針對美國的超限戰,一直把美國作為頭號敵人。
藍述認為,雖然現在和2018年比,整個美國,不論是美國的民意還是美國各級政府,政治人物、學術界、工業界對中共的認識,已經比6年前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但美國實際上對中共威脅的認識遠遠不夠,還有相當長的這個路要走,因為從基辛格訪華開始,美國對華政策一代一代的人下來,已經有50年的歷史了,一直到2018年特朗普開始和北京打貿易戰,對華政策才開始出現轉變,接近半個世紀形成的整個對華政策,要把它一下子改過來,也不大可能。」
藍述表示,這些年歐洲國家的對華政策基本上是跟著美國的政策在轉,但普遍都要比美國來得慢,都需要一個轉型的時間。實際上歐洲國家的轉型,從俄烏戰爭以後就開始加速了,俄烏戰爭對整個歐洲對華政策轉型起到了決定性推動作用,因為中共一直在支持俄羅斯。
「但是這個轉型實際上仍然是個緩慢的,有很大的慣性,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完全調整過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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