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條重臨｜公眾利益抗辯學者疑法庭能否頂住壓力｜大紀元時報香港

港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展開僅一個月的諮詢，2月28日完結。在英港人團體「時代公民教育平台」香港時間29日在網上舉行「23條全面睇」論壇，題為「威權政治下的法治前景及展望香港未來」。討論認為，香港的環境已經有「範式轉移」，立法即使包括公眾利益抗辯，亦要視乎法庭審訊時能否頂住其他壓力。

當局匆匆諮詢，曾任《文匯報》總編輯的資深傳媒人程翔指，上次2003年23條立法，中共仍然顧及「一國兩制」的範圍，但今次立法「仲衰」，諮詢期僅一個月。從中共的角度，要達到目的可以不顧客觀環境考慮，「它頒布國安法時，幾時有諮詢香港人意見？」，程翔認為一個月諮詢算是中共「尊重下你，不要做得咁肉酸」，中共大權在握，想幾時通過就通過。今次急於通過，是因為在國安法執行過程中漏洞太多，例如違背普通法制度的做法，如果不用本地法律將之「合法化」，會被外界批評。

公眾利益抗辯？
黎恩灝質疑法庭能否頂住壓力

不同團體建議，23條立法可用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GCAL）研究員黎恩灝分析，關鍵在於法庭是否能夠沿用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通法國家的先例，及國際人權標準，衡量公眾利益是否大於國家安全；但是過去3年半的國安案件顯示，香港法庭受到不同的壓力，例如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國安案件，即使香港各級法院開綠燈，但港府為阻止其聘請海外律師，要求北京釋法。「加入公眾利益抗辯，是否能幫助法庭更有空間頂住壓力，作出公正、符合人權的裁決？我想這是整個結構的問題，多於法例修補的問題」。

他解釋，當局視23條立法是「資訊戰」的鬥爭工具，傳遞資訊本身可能招致法律後果。無論竊取國家機密、間諜罪、境外干預罪，其實是要限制在香港的人與海外的資訊鍊，令香港的資訊更難向外流出，在香港的人更難接收海外資訊，因為諮詢文件中的間諜罪、境外干預罪，均有假新聞法的元素，如果明知而發布政府認為不實的資訊，亦能入罪，認為此影響香港人接收準確資訊的能力，消減批評政府的能力。

程翔表示，國安法加上23條立法後，「整個範式已經變晒」，不可再以過去擁有的思維、運作模式想問題或提出要求。

他說國安法實施後，在香港的人已經越來越少敢公開評論事情，23條立法會進一步壓縮在地香港人的討論空間，港人無形中已經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值得關注。

論壇主持、社會政策及公共行政學者鍾劍華認為，當局接納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的可能性很低，但即使接納，到法院的程序時，律政司、行政機關大權力的情況下，對大局亦不會有大幫助。

23條立法使香港法律制度
同中共一體化

程翔進一步分析指，是次立法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現時香港的國安體系，由大陸的國安法、《港區國安法》及23條立法組成，對中共而言，是實現「第二次回歸」，即實際統治權的回歸，因為1997年的「回歸」受限於《基本法》，排除中央政府能做的事。

程翔說，中共對《基本法》的修訂逐漸增加。《基本法》原本被稱為香港的「小憲法」，但2014年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出爐後，中共已經強調其「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2020年《港區國安法》不少條款凌駕《基本法》；到2024年的23條立法，是使香港法律制度，至少在刑法、國安方面同中共一體化，當中習近平的國家安全觀，成為23條立法的指導思想。

程分析，23條對香港的影響，是在政治上的運作，從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上，從自由主義，轉向專制主義；國際關係上，香港1997年之前屬於西方陣營，但現在被強制納入中共體制，23條立法對外國團體的活動，及香港人在國際上民間的參與，施加很多限制。

程翔說，1997年之前他已經提出，擔憂香港逐步「大陸化」，現在香港「大陸化」已經相當明顯及徹底，批評中共違背對港人的承諾及「一國兩制」的初衷。

訂立「口袋罪」
抹走法治精神值得擔心

論壇主持、社會政策及公共行政學者鍾劍華表示，是次立法建議與2003年的立法分別相當大，條款更辣。

程翔指出，是次23條立法違反「最低度立法」原則及抹走普通法法治精神，令人憂心。

「最低度立法」原則是不能訂立「口袋罪」，但是程指出，諮詢文件內容向「口袋罪」發展，例如將國安範圍，擴大到習近平的國家安全觀的20個領域。另外「敵人」概念擴大為「境外敵對勢力」，涵蓋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等；並將「戰爭」、「保密」、「社團」的定義廣泛化，「無限擴大法網」，「同大陸社會主義式立法一樣」。

此外，程認為是次立法違反普通法地區的法治要求，例如「無罪推定」、「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保釋權、人身保護令、聘請律師的自由，不再存在；「及時審訊」則以國安審訊調查需時為由，延遲審訊。

他並引述港澳辦的法律專家強世功早年曾指，中央很多治港政策受高度自治所限，要草擬基本法2.0。

黎恩灝：進一步收窄法庭監督政府運用國安權力
「講法治更無意義」

黎恩灝稱，中共在1997年後無放棄「重奪」香港的主權及治權，當中最大衝突來自行政與司法關係。1998至99年的居港權案，當時終審法院的判詞稱，有權就違反《基本法》的人大決定覆核。

黎表示，當時強世功已經批評終審庭僭越北京的司法主權。後來便出現「白皮書」提到，法官要是愛國者，2020年的國安法更規定由特首指定法官，到23條的諮詢文件，更是顯示完整對香港司法制度的打壓，例如《港區國安法》的刑事審訊程序，應該應用在23條的立法中，例如特首指定法官、律政司司長能以3名指定法官取代陪審團。

另一方面，23條的諮詢文件希望擴大警察權力，延長羈留被捕者或不予他們見律師；但是港府稱此是參照英國的做法時，卻無提及英國進行此程序，要經法庭聆訊。黎認為，23條立法進一步收窄法庭監督政府運用國安權力，打壓公民社會，標誌香港的司法制度在「一國兩制」框架中越來越萎縮，此情況下「講法治更無意義」。

法庭會淪為「櫥窗」

研究威權社會的黎恩灝進一步指，法律界認同的法治概念有3元素：獨立司法機關（包括法官任命、法庭獨立自主安排法官審訊）、人權保障，及權力制衡。過往香港半民主的議會仍然有作用，司法機關仍然能作司法覆核；但是《港區國安法》及23條的諮詢文件，將上述重要的法治精神一一抹走。

他預期，按23條立法諮詢文件的做法，會影響權力制衡，及市民是否繼續認為法庭能夠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他續指，23條草案如果同諮詢文件基本相同的話，就是將大陸法律的一套搬來香港，包括主權凌駕一切、國安凌駕個人權利；為維護國安，行政機關有極大權力，不受法庭或立法會制約，與很多其他威權國家一樣，司法機關頂多能就「無傷政府大雅的事小修小補」，法庭會淪為「櫥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