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條論壇｜港人仍堅守信念勉勵夾縫中找自由空間｜大紀元時報香港

港府上月底起就《基本法》23條立法，展開僅一個月的諮詢。在英港人團體「時代公民教育平台」香港時間16日在網上舉行「23條全面睇」論壇，探討立法對香港未來的民主、公民社會、新聞界等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前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認為，23條是比國安法的規定更具操作性的政治工程，控制社會的不同層面；但仍然勉勵港人在「夾縫」中尋找空間。

論壇主持、社會政策及公共行政學者鍾劍華表示，23條諮詢上月底推出，兩星期以來，社會、傳媒上的討論相當少，連律政司司長袁國強6日也稱聽不到反對聲音。論壇的兩名嘉賓，均分別在2003年，積極參與當時特區政府就23條立法的討論，包括民主黨前主席、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與在英港人團體「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前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

李永達直言，今次立法諮詢是「獨裁政府走過場式」的國安法例工作，他自己沒有甚麼期望。他認為，在《港區國安法》下，如果講反對意見，甚至在街頭聯署，相信會被警方國安人員問話，直言現時的做法只是「假諮詢」、做戲，政府並不想有反對意見出現。

李永達以國安法之後的遊行集會來說，跟2003年搞集會、遊行反對23條的活動來比，「幾乎肯定警務處不會批准，我沒有甚麼寄望。」

今年1月13日，社運人士雷玉蓮與兩名朋友在彌敦道遊行，爭取政府增設弱智人士宿舍。由於只有三人參與遊行，因此不需要警方事先批准，但全程有至少10名便衣警員開路和跟隨。

沒有法治談立法諮詢沒有意義

《基本法》23條訂明香港應就國家安全自行立法，李認為此憲制責任未訂明何時要立法，「2046年立都得」，民主派的共識是在香港實行民主後，方就23條立法。

李永達指出，國安法例很多國家都有，但是在西方民主國家，法治並非等同法律。法治是整體概念，法律條文清楚外，亦尊重人權，並有清楚的民主監督機制、新聞自由、公民社會。他認為，現在23條的諮詢，不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執行法律。

蒙兆達表示，現在香港沒有反對聲音，當權者為所欲為，對政權來說，「還不是（立法）最佳時機？」當初訂立《基本法》予香港就國安自行立法，相信是基於「一國兩制」，無謂增加港人的疑慮及恐懼；但是人大常委會強行在2020年6月通過《港區國安法》，繞過本港的法律程序，他認為現時再為23條立法，是「多此一舉」。

進一步將香港推向極權

蒙又表示，在《港區國安法》訂立3年半後，再搞23條立法，本質上與國安無關。他指出，3年半來見到當局並非保護國家安全，而是保護政權的安全。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大規模拘捕200多人，來自政界、新聞機構、學生組織等，只要是爭取民主運動的成員，不論政治光譜，均「一網打盡」，本質上是以國家安全為名，清除異見份子。

他認為現時擬定23條立法的條文更細緻，將國安概念滲透到社會每一層面，比國安法的規定更具操作性，「去到社會上不同的細胞組織，去到境外團體、網絡控制」，是以國安為包裝的「政治控制」工程，將原本已經被國安法弄得體無完膚的香港社會，進一步推向極權。

蒙兆達：政府不再掩飾以言入罪已成真

蒙兆達表示，1997年主權移交後，期望《基本法》能夠保障自由與法治，但是寄望不斷破滅。2003年，政府想強推23條立法，觸發50萬市民遊行反對，之後市民一波又一波爭取雙普選，顯示香港人明白了，在專制政府管治下，如果沒有雙普選，法治倒退、自由萎縮，原本有的也不能保存。「這並非靠《基本法》、一國兩制這些虛假的承諾能夠給予我們，而是我們自己透過人民的力量去爭取」，故有愈來愈大規模的政治覺醒與爭取。

蒙回顧，2003年立法期間民間已經質疑23條會以言入罪，葉劉淑儀曾經在一場研討會上為23條站台，「放長雙眼睇啦各位，葉局長冇呃你哋㗎（各位眼光放遠一些啦，葉局長不騙你們的）」，聲稱沒有問題。但是國安法通過後的3年半以來，政權就不斷以言入罪，市民沒有煽動暴力，卻因為履行言論自由被捕、監禁。現時的諮詢文件並無掩飾，明確「煽動暴力或使用暴力，並非入罪的必要條件，甚至行為引致的效果並非最重要」，而是是否有企圖違反國安。

到目前為止的相關國安案件中，政權也已經以「意圖」起訴市民，並有100%入罪率，「怎能夠相信獨裁政權下的承諾？」。

立法後民間團體獨立自主成疑

23條擴大對社團的定義，涵蓋非正式的組織，涉及合作社、公司董事會、學校校董會等。警隊對監管下的社團，有權要求交出其所有內部文件，「沒有任何私隱可言」，亦不會顧及社團的自主性。

鍾認為，結社自由是公民社會的重要支柱，是擁有不受政權侵犯、獨立於政權的政治空間。但社會上所有組織在政權監視下，「到底還是否存在民間團體運作的獨立自主性？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他又認為，2003年政府收回草案，當時公民社會中多個團體均向政府發表意見，當時的諮詢是公民社會參與的過程，並促成50萬人上街反對。

23條立法後，公民社會是否完全會被扼殺？蒙兆達認為，國安法立法後的寒蟬效應明顯，最少175個公會在政治壓力下解散，例如教協、職工盟；餘下的親建制工會，除了出賣港人的民主權利、附和官方看法，甚至提出更保守的政制方案。

民生議題上，親建制工會因中共「繁榮穩定」路線，不搞罷工；並在政府犯錯時「小罵大幫忙」，當政權利益與工人利益有矛盾時，這些「工會」只能站在工人的對立面。

堅守信念香港人沒有放棄

蒙兆達強調並非對人民、公民社會絕望，而希望亦非由政權賦予。他指出，不能漠視仍然有很多在香港、離散海外的人，均在做出努力希望帶來改變，「我們沒有放棄」。香港主流的人沒有附和政權，例如不參與選舉，令投票率破新低，又繼續嘲諷官員，令人見到港人仍然有反抗意志，在限制下仍然敢於表達。

他又說，相信立法後政府會加強監察、打擊香港與海外團體的聯繫。諮詢文件提到的「在境外成立『影子組織』」，他認為並非針對外國政府，而是流散海外的港人。他對於香港人來說，認為堅守信念重要。

「國家機密」定義更大新聞界受限

李永達補充，政府現在不僅害怕政黨、工會，「連社區團體都恐懼」。他舉例，以往的互助委員會，七、八成都是親建制，民主派努力下只有兩、三成比較親民主派。但是由於互助委員會由居民民主選舉，政府害怕出亂子，故取消互助委員會，改成「關愛隊」，成為百分百中共棋子。

「見微知著，所有除了中央性的，例如職工盟那麼大規模的一定搞死你，民主黨不搞死也遲早『陰乾』你。其他環保團體、關注平等權利、非政治團體，它（政府）都驚（恐懼）。它（政府）連『見山書店』都驚（害怕），就是因為會凝聚人」，故用盡方法令它消失。

李亦擔心，當局在是次立法將「國家機密」定義得更大。連做第四權監察的記者和報紙，都全部綁手綁腳。新聞記者並不知道何謂「機密」，經濟數據等亦被劃在「機密」中，日後唯有「新聞處登甚麼，我寫甚麼，『免死』」，如此「香港新聞界與《人民日報》會越來越相似，那麼香港的生活狀態與上海有甚麼分別？」

他認為，公民社會在新聞界支持下才活躍，否則即使不再打壓公民社會，亦會因為缺乏真實的新聞報道，而無法監察政府，公民社會就變得與香港市民脫節。

建制派民主派曾有共識在普選之後才考慮23條立法

鍾劍華指出，2003年港府撤回23條草案後，社會的基本論述，是在「合適時機」方會再推行。當時包括建制派在內的理解，是在等待解決雙普選問題後。

不過香港的選舉制度已經被中共篡改，普選無期。

《基本法》68條訂明，香港會循序漸進實現普選，也是憲制責任，在23條立法後，普選是否機會渺茫？李永達說，2014年6月，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時民主派已經說明，白皮書是給香港假的普選制度，香港人在框架下的選舉，是限制候選人的，「一個譚耀宗，一個梁振英，你去選」。

李永達續指，到2020年，港府押後立法會選舉，並在之後實行新的選舉安排，立法會、區議會選舉均引入提名門檻等限制，例如「三會」、提名委員會審查等，「即使沒有新的23條（立法），我已經對普選沒有寄望。」

他坦承自2014年後，「在我心目中，除非中國有大的、制度性的改變，否則香港很難有普選」，這是很現實的問題，獨裁的政府很難容忍地方政府有民主，因為後者有示範作用，引發大陸其他地方的疑問，故擔心香港有一人一票普選，此狀態下「有沒有23條立法，普選的問題已經了結，其實是沒有了」。

不過，《基本法》68條仍然存在。李永達稱，中共的憲法亦規定有言論、集會、組織工會自由，「寫是這樣寫，他（中共）不做，或做了扭曲的，或『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俗點講，你吹呀？（你奈我何？）」他並不認為在中共制度下，會給予香港人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