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時逾5個月的反送中運動中，強大的民意席捲香港，親共的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幾乎全面崩盤，民主派大獲全勝。報道指，此結果令北京高層震驚，沒想到會如此慘敗。從各種跡象顯示，習近平誤判了香港局勢。

除了假情報因素外，有資深媒體人認為，北京對香港誤判還有「鬥爭」心態。

香港區選 親共派大敗

11月24日舉行的香港區議會選舉，投票人數與投票率都創下新紀錄。25日最終結果出爐，在18區共452個議席中，民主派拿下388席，建制派慘敗，只剩59席，打破了超過20年區議會由建制派把持的狀況。

此結果也反映出港人用選票向中共及港府的暴政說「不」，更被認為是直接反映香港真實民意的「代理公投」。

消息：北京對選舉結果吃驚 沒料到輸得如此慘

緊接著選舉結果而來的，是香港親共媒體發出的「誤判」檢討。

網媒香港01引述消息指，北京對選舉戰果感到吃驚，雖然早知建制派形勢不利，但直言沒想過會輸得如此「慘烈」，在這種從未想像過的惡劣情勢下，北京或會重新考慮林鄭月娥的去留。

消息人士指，北京對24日的結果大感吃驚，「投票前兩星期，爆出中大、理大的混亂，吐露港紅隧被堵，又有（食環署外判清潔工）羅伯被掟磚擊斃，北京評估『反暴力』的民情足以抵銷修例風波的部份衝擊力，怎知這場海嘯的威力會這麼大！」

消息人士還指，區選結果如此震撼，北京必會重新評估香港局勢，最後或會調整策略，不能只圍著「止暴制亂」的軸子來轉。

11月4日，習近平在上海會見了特首林鄭月娥。習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11月14日，習近平又在巴西稱「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最緊迫任務。

台灣智囊諮詢委員董立文向中央社表示，這個結果也讓習近平難堪，因為習近平不久前才接見林鄭月娥，並對她帶領的港府給予「高度相信，充份肯定」，顯示出習近平對香港局勢存在嚴重的誤判。

中共誤判局勢：原估計建制派會在選舉中取勝

選舉結果出台後，「外交政策」雜誌資深編輯巴默（James Palmer）以「港人打破了北京的勝利幻想」為題的文章指，北京媒體新聞部裏一片驚惶失措，急著尋找能對中共有利的說法。

巴默向《人民日報》、英文《中國日報》及《環球時報》英文版的編輯和新聞工作者查問，得知三家官方喉舌媒體11月24日區選前已假定建制派大勝，並預測何君堯等人的得票增多，版位留空票數一格有待填寫。

美國之音引用香港獨立時評人桑普的話指，北京原本預計建制派能夠小勝，但現在的結果令北京倍感意外。這名時評人說：「上個禮拜，據傳韓正到深圳坐鎮，當時問，（民主派）能從上一屆的125席增加到多少。據傳，報了一個數字是180（席）。他覺得這個數字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民主派（席次）沒有過半， 270（席）才過半。現在不是180，而是388，相差太懸殊！」

有海外媒體人在影片節目中表示，北京預估是建制派將取得大的勝利。官媒中共《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等，他們已準備好了建制派取得大勝利的稿件和影片。選舉前，《中國日報》在Twitter還寫下了「香港這次之所以這麼多人參與投票，這麼高的投票熱情，是因為香港民眾如此希望能夠平息這場動亂。」

在這次區議會選舉之前，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也充斥著有利於香港建制派的「樂觀」言論。如，在廣為流傳的「拭目以待：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一文中，作者分析指，最近一到兩周的「三罷」暴力行為讓這部人（中間派選民）產生比較大的反感，能夠幫助動員他們出來支持建制派，「建制派還是很有希望獲得成功的。」

分析：中共影響區議會選舉民意的手法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自「四中全會」後，中共與港府對付香港抗爭者的手法，開始出現了變化。港府和港警的政治操作就是通過港警自身的暴力升級，希望抗爭者克制不住，也出現暴力升級，令民意反感及引起部份溫和支持者的不滿。

李林一說，中共的目的，在於通過大幅渲染這段時間內抗爭者的暴力行為，來影響區議會的選舉結果。

這一點從中共智囊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中共智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11月初接受港媒採訪時表示，中央未必那麼著急去解決香港問題。

田飛龍稱，既然大多數民意不轉變，沉默、觀望甚至怯懦，（中共）中央不著急，用時間與成本來擠壓民意中的機會主義水份，最終形成支持「一國兩制」融合發展的穩定多數民意。

11月12日，香港交警在無警告的情況下開了實彈，擊中一名中五生。這名學生最終不得不切除了一個腎臟和部份肝臟。其後，港警與中共對開槍警察死撐，引發香港學生的怒火。之後出現了港警攻打中大、理大的事件，雙方暴力升級。

與此同時，中共及親共媒體大幅渲染的卻是一名「李伯」被人縱火燒傷的事件。同時渲染的，還有港警裝甲車如何被抗爭者汽油彈擊中等等場景。《環球時報》還在選舉前，特意發出大陸人在港「地獄經歷」的報道，試圖煽動港人對抗爭者的仇恨。

《大紀元》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回過頭看這些手法，對港人的影響並不大。但是這些做法，都體現出了中共高層對香港局勢並無準確把握。換句話說，在區議會選舉前，當局對形勢有較大誤判，才做出了這種近似無效的文宣動作。

中共政治局決策體系建立在假情報之上

中共高層的決策之所以出現誤判，一個原因是各個系統提供的都是假情報，這種狀況也是中共這個體製造成的。

據《金融時報》在10月中的報道，一位已經與中共打交道近30年的美國高級官員表示，他在最近一次訪問北京時感到震驚，因為上層聽到的是下層傳遞上來的假消息，就連政治局級官員的簡報也是如此。

「他們似乎得到的是非常糟糕的信息」，「他們一直在說假話」，這位美國官員說。

報道說，在香港問題上，中共官員即使在私人場合也堅持官方的說法，即美國和英國的「黑手」引發了香港動盪。從港府到習近平本人都持有這種說法，他們沒有意識到香港不代表民意的政治體制、港府官員的無能和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才是破壞穩定的原因。

報道提到，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上台後，承襲了中共的專制制度，並且他的執政策略更加僵化，這種僵化的共產黨決策方式可能擅長進行建設基礎設施、壓制異見人士和審查互聯網；但是在傳遞信息方面，即把一個壞消息從低層傳遞到中共高層的時候，這種體制就是極其糟糕的。

報道舉例說，非洲豬瘟橫行的時候，中共的農村官員不向省級政府報告「壞消息」，而北京還考慮到，徹底治理豬瘟需要耗費巨大的財力，因此導致（豬瘟難以控制）。

香港資深傳媒人程翔9月則對《信報月刊》表示，錯誤的情報，導致北京對香港有一個嚴重的誤判。

程翔認為，這些情報人員在香港「無人無物」，只能依賴地下黨、中聯辦替他們穿針引線，結果接觸的都是親中圈子，只能聽到一種聲音。「這樣上去的意見，就必然是偏頗的。」

不止如此，報告交上去還得經過層層篩選，一位處長（中層幹部）的報告，竟要經過8至10個關卡才能到達政治局常委手上，過程中，任何尖銳的意見都會被磨平。程翔分享了一個親耳聽到的例子：報告原本寫「香港問題成為我們面對的一個新挑戰」，去到第三關，「挑戰」兩個字不能用，被改成「課題」，事件的嚴重性失去了很多，「這說明，你如實反映香港情況的嚴重性，根本就上不去。」

程翔說，現在中共在香港有一套相當複雜、緊密的情報系統，許多與香港有往來的大陸省市的公安廳、國安、軍隊在香港都有「耳目」，主要以私人公司形式掩護，「如果有一個班子能夠真正接觸到香港社會，何須這麼多人？」

中共的「鬥爭心態」

中共高層誤判的另一個原因是「鬥爭心態」。

程翔說，「因為中共起家，正是蘇聯扶植，以顛覆國家民意的政權。在中共的DNA內已有一套機制，收外國的錢，武裝割據。這是它的成長歷史。」

程翔認為，再加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中共認定幕後黑手是美國，目的是要瓦解共產主義陣營，故根深蒂固相信「美國亡我之心不死」。

香港有150多年殖民歷史，即使1997年收回主權，北京仍然一直擔心這個南方邊緣城市，會成為英美顛覆中國的基地。

程翔記得，當年起草《基本法》，時任港澳辦副主任魯平曾對他說：「香港只能夠是經濟城市，不能夠是政治城市。」他隨即反駁：「沒有政治自由，怎能保障經濟自由？」並舉例說明，「不要政治城市，那就要控制資訊流通，這樣香港就不可能成為一個金融中心。」

魯平沒有因此放棄，不久後又提出要在《基本法》寫上：「香港不可以成為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地。」這句話原本印在李鵬199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初稿中，後來因為港區人大代表大力反對，在終稿中刪除了。程翔說，當時「六四」剛過去不久，建制派見到這句話很「火滾」，一致要求李鵬刪去。

中共每每以「鬥爭」角度思考問題，「內部就是階級鬥爭，香港問題就是國際鬥爭」。

去年，中國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在論壇上斷言：「香港人成份最壞」，因為一有國民黨殘餘，二有大飢荒逃民，三有殖民地遺民。「這種階級分析，動不動就以『鬥』的角度去處理香港問題」，程翔說道。

2003年50萬港人反對23條，中央大為錯愕，事後派了很多人來香港「收風」，出現「全黨解香港」一說，即黨的所有系統都空群出動。這麼多人來，理論上應該可以查出真相，但事實卻非如此。程翔接觸過大量「收風者」，發現全部人對香港都有三個先入為主的印象：

一、 香港人長期在殖民地生活，沒有國家意識；
二、 英國在撤離香港後，一定會給中國留下「蘇州屎」；
三、 西方一定不會甘心讓香港從西方陣營的一分子，變成中共陣營的一分子，故會千方百計阻擾主權移交的進程。

分析：中共始終生活在害怕被消滅的恐懼之中

在區議會選舉之後，《環球時報》的社評，再次抹黑西方試圖用種種手法影響香港區議會選舉。

11月25日，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抹黑指，BBC報道鄭文傑受酷刑、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澳洲媒體報道中國間諜王立強「叛逃」，作為西方插手香港事務的「拙劣手段」，這些都是衝著區議會選舉來的。

李林一分析，事實當然不是《環時》所說的那樣。但是究其思維方式，出發點是一種對滅亡的恐懼，從而產生一種鬥爭心態。也正如《九評共產黨》一書中所說，共產黨抱著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爛舊世界的決心出世，卻發現它不得不首先面對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如何能不被消滅而生存下來。因此，共產黨始終生活在害怕被消滅掉的恐懼之中。生存，成為共產黨邪教的頭等大事，一切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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