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一早，由美國方面傳來海耶克去世的消息，儘管海耶克當時已九十三歲高齡，不少人在那幾年已有他隨時會離開塵世的心理準備，而且正如施建生教授所言（《經濟日報》，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海耶克在那些年身體一直很虛弱，離開塵世未始不是一種解脫。但當時乍聽噩耗，還是不免一陣愁悵，尤其在全球甫一致邁向自由經濟，步履尚顯凌亂、徬徨之時，而這位最有資格者竟於這個時候離去，當然更令人唏噓不已。
在海耶克去世的那段日子，中外媒體出現了不少對海耶克蓋棺論定的文章，在懷念、惋惜之餘，都一致肯定海耶克的成就，而且由於海耶克的貢獻層面甚廣，大家都在如何思考一個適當的「封號」上傷腦筋。之所以很難找出適當稱號，乃因海耶克的成就橫跨了好幾個領域，誠如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主任坎貝爾（W.G. Campbell）在《海耶克菁華集》（The Essence of Hayek）一書的序所言：「說海耶克是經濟學家，和說達文西是藝術家、牛頓是科學家一樣，是不足以說明他們在其他領域的成就的。」的確，海耶克對經濟史、政治哲學、方法論、法學、語言學、生物學，以及心理學都有傑出貢獻。在概括介紹其成就之前，我們先談談他的生平。
海耶克的生平
海耶克於一八九九年五月八日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的一個書香家庭。祖父是維也納大學動物學教授，外祖父是英士布魯克（Innsbruck）大學法學教授，也是奧國經濟學派宗師龐巴衛克的莫逆之交，稍後曾任奧地利國家統計局局長。海耶克的父親是位醫學博士，卻醉心於研究工作且於維也納大學教授植物學。海耶克的兩位弟弟也都在學界有名望，一位是維也納大學的解剖學教授，一位是英士布魯克大學的化學教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海耶克的表兄是當代赫赫有名的偉大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海耶克分別於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得到維也納大學的法學博士和政治學博士，也就在維也納大學的時光，他接受了奧國經濟學派大師們的影響，這些大師分別是孟格、威塞（Friedrich von Wieser，他是海耶克的經濟學老師）、龐巴衛克，以及米塞斯。
當一九二一年取得法學博士後，海耶克曾任奧地利公職（一九二一～二六年），從事解決戰前債務的工作，機構的主任是米塞斯。也就在那時，海耶克參與了米塞斯的研討小組，成員包括往後都享有大名的哈伯勒（B. Haberler）、瑪哈祿普，以及摩根斯坦（O. Morgenstern）。海耶克是經由參與研討會而受到米塞斯的影響，並未正式上過米塞斯的課。在這段公職期間，海耶克曾自費前往美國研讀貨幣政策（一九二三年三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曾分別受教於米契爾（W.C. Mitchell）和克拉克（J.B. Clark）兩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返回維也納之後，海耶克與米塞斯於一九二七年共同開創了奧地利景氣循環研究所，就在那裏，海耶克成為第一位預測到美國經濟崩潰的學者。
一九三一年，海耶克應羅賓斯之聘至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他是該學院的第一位外國教授。一九三八年海耶克取得英國籍，一九四九年秋季班結束後辭掉倫敦經濟學院教職赴美。其間，在一九四七年由他發起組成了極為特殊的「蒙貝勒蘭學會」。這是一個將全球崇尚自由哲理、且在當時環境下都有孤軍奮戰落寞感的學人齊聚一堂的團體，對於會員的篩選極為嚴格，第一次會議在瑞士的蒙貝勒蘭舉行，也就以此山名作為學會的名稱。赴美之後，他先在阿肯色大學當一學期訪問教授，於一九五０年赴芝加哥大學擔任社會和道德學科教授，成為「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委員，迄一九六二年屆齡六十二歲退休為止。隨即西德的佛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 聘海耶克為政治經濟講座；一九六六年時，奧地利政府曾徵詢他是否願意回國任中央銀行總裁，被海耶克婉拒；直至一九六九年他自佛萊堡大學退休（七十歲），接受奧地利的沙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Salzburg）當訪問教授，才踏入離開四十年之久的故國；到了一九七七年再返回德國佛萊堡大學當駐校榮譽退休教授，直到病逝為止。
海耶克的學術和知識生涯不曾有冷卻期，而且一直受到激烈爭論。但他的私人生活卻不算如意，一九二六年第一次結婚，一九四九年離婚，次年再婚，據說他之所以在一九五０年離開倫敦到芝加哥，部份原因就是離婚的精神壓力，以及為了維持兩個分裂家庭的財務支出。而為了紓解財務上的壓力，海耶克在一九七七年還將他個人的七千冊珍藏書籍賣給沙斯堡大學。海耶克在其第一次婚姻生了兩個孩子，女兒是位生物學家，服務於英國博物館，兒子是位病理學家。
海耶克在一九三０年代埋首研究經濟學，成就極高，於一九四三年獲選為英國學院院士（Fellow of British Academy）。但其光芒卻被凱因斯掩蓋住，再因其於一九四四年寫作了《到奴役之路》這本得罪人的書，使得他的學術生涯更為孤寂。直至一九七０年代停滯性膨脹（stagflation）出現，海耶克的理論才受到重視，而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他後，才真正的逐漸恢復名望，一九八０年之後共產世界的紛紛解體更印證了他的先知。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海耶克剛過完八十五歲生日時，英國女王頒給他Companion of Honour（簡稱CH）勳銜，這項榮譽在等級上較爵士（Sir）還高一層，得此殊榮者准與王室坐而論道。CH勳銜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四日首創，至一九八四年止也只有六十五人得過，海耶克是因對自由經濟學有特殊的服務與貢獻而得到。這裏，有必要一提的是，像海耶克這種崇尚自由且成名五、六十年的大師級人物，應是不在乎此種類似「國王的賞賜」頭銜的。也許因為如此，才以CH勳銜給他，因其是加於名字之後，不像爵士須加在姓氏前，由而海耶克可以保持純學術形象，他也就無法拒絕了，否則即嫌矯情。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美國總統布殊頒贈「總統自由獎章」給九十二高齡的海耶克，雖然海耶克已不需要此種名譽來襯托，也因生病而由其兒子代表接受，但他卻將這項晚到的榮譽看做是一生的定評而高興不已。海耶克於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病逝於德國佛萊堡，享年九十三歲。在他有生之年，親眼看到東歐變天、蘇聯解體，以及中國大陸改走自由經濟之路，正是他的一貫道理終獲印證的實例，他可說是含笑而去了！
海耶克的學術貢獻
海耶克自己認為最主要的興趣領域，是在一般經濟理論和經濟思想史兩個層面；而由其頗為豐富的著作觀之，海耶克的學術成就超出一般認定的經濟學領域，在非經濟學領域方面也大放異采。籠統的說，早期以經濟方面的研究為主，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是在倫敦經濟學院完成的，轉赴芝加哥之後則致力於非經濟學的重要著作。由於海耶克是屬於多產作家，要詳細介紹其著作非得長篇累牘不可，本文僅將其用英文寫作的較有名作品，依出版年分作扼要介紹，盼能觸摸到海耶克的學術貢獻之大概。
展開與凱因斯長達五十年的論戰
既然海耶克的經濟學方面重要作品的完成是在旅居倫敦經濟學院之時，我們就得回到一九三０年代的時光，那是歷史上最有名的經濟大恐慌時代，是凱因斯革命出現的時候。當時海耶克與凱因斯針鋒相對，他堅決反對政府干預，並對通貨膨脹政策大力抨擊，對於膨脹政策將帶來災禍的分析，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價格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一書已有明確解說。他確信經由信貸政策和銀行決策所產生的貨幣支出，對於價格和產出會有極大的衝擊。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間，鑑於一九二七年之前繁榮期，恐因美國一般物價自然地下跌致景氣趨緩，為了延長繁榮期間，美國政府使用了擴張貨幣（easy-money）政策，由而點燃了過度投資，且將繁榮多延長了兩年。之後，當不景氣開始出現時，政府不再使用人造的經濟政策來維持消費，因而無法支持生產，也就這樣的出現了一次相對自然而平穩的不景氣，終於演變成歷史上永難忘懷的「大蕭條」。這裏必須強調的是，如果美國聯邦準備局持續動用擴張借貸的政策來維持繁榮假象，也只是延緩大蕭條的出現時日而已，而且程度還會更嚴重，因為以往的擴張貨幣政策必定要付出代價的，早些時日付出，代價較小，愈拖則愈大。
在一九三一～四一年間，海耶克致力於經濟課題，發展出一套一般性的道理，此即不合理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會誤導投資者，誘使他們被人造的需求所迷惑，結果造成經濟體系的嚴重扭曲，使資本和資源集中於低生產力之處。也就在這一段期間的醞釀，終於開展出海耶克與凱因斯長達五十年的論戰。先是海耶克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和一九三二年二月於《經濟期刊》（Economica） 上批評凱因斯在一九三０年出版的《論貨幣》（Treatise on Money） 。而凱因斯先是以攻擊海耶克的《價格與生產》回應，接著卻明確表示已將其《論貨幣》的體系修改了。當一九三六年凱因斯出版其曠世鉅著《一般理論》時，海耶克並未立即有所反應，起因是他發現該書內容模糊、華麗而庸俗，而在有第一次論戰的經驗下，他覺得凱因斯將會如前的再次修改自己的看法。沒想到就由於此種錯誤的預期，竟然使凱因斯的「把操縱經濟大權由上帝手中奪回」，而認為政府利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可將經濟體系精密調節，從此經濟衰退將永遠消失的說法風行全球。風光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一九七０年代早期「停滯性膨脹」（stagflation）出現才受到質疑。
可是，就在這近四十年裏，與凱因斯完全不同的海耶克學說竟然受到極度輕忽，而且海耶克在一九四一年寫作《 資本的純正理論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之後就沒專心致力於經濟理論的事務，也就因為如此，才會使凱因斯理論更得到擴展的空間。對此，海耶克還深深後悔，後悔沒有及時給予《一般理論》嚴厲的批判。海耶克在經濟領域裏的重要英文著作，除了已提及的這兩本書外，還有一九三三年的《貨幣理論與景氣循環》及一九三九年的《利潤、利息與投資》（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第一本書批評主張貨幣與信貸不會影響生產結構的理論，指出信用貸款突然注入經濟體系，會改變商品的相對價格，由而產生無法維持的過度投資；第二本書和先前提過的《價格和生產》一書，也都循著相同思路說明貨幣與信貸變動時，資源將被誤引至原本不會被引進的領域，而信貸的增加刺激了投資，但此種投資是投資者受「假信號」誤導而非呼應真正需求的改變而作的，因而投資無法持續維持，以致發生經濟波動。至於《資本的純正理論》一書則探討生產結構中資本、利息，以及時間因素，說明資本的複雜結構及資本在經濟興衰中的重要性，是資本理論的經典之作。但當時正值凱因斯理論如日中天，本書也就不幸被忽視了。
眾矢之的的《到奴役之路》
一九四０年代中期，海耶克的研究焦點跳出純經濟理論，轉而探討政治秩序和經濟組織之間的關係。此時期的代表作，就是那本一九四四年出版且膾炙人口的《到奴役之路》，以及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論文集《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到奴役之路》這本被譯成十多國文字的暢銷書實不必多作介紹，那是一本政治論調的書，旨在剖示任何形式的政治經濟計劃，都會危害到社會中個人的經濟自由，而沒有經濟自由便無政治自由，計劃經濟無可避免會帶來貧困和專制政府。在當時社會主義得到千千萬萬西方知識份子喝采，且蘇聯打敗納粹德國而經濟欣欣向榮（公布的數字所顯示的）的時代，這一本書成為「毒草」，而海耶克成為眾矢之的毋寧當然。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不少知識份子在政府計劃部門工作，《到奴役之路》無情的打擊了這群既得利益者，於是連經濟學界也興起一股排斥海耶克之風，特別是英國的知識份子竟然視其為「異端」。海耶克對此其實有先見之明，由該書序言出現有「本書肯定會得罪一些我極希望與他們保持友好關係的朋友……。不過，寫這本書是我的責任，在責任面前，我不應退縮」。而當時的英國，工黨即將執政，那一股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也當然難容海耶克的看法。在四面八方都是敵人，以及前述私人感情因素不如意下，海耶克乃出走至芝加哥，但因其具「爭議性」，連芝大經濟學系也不敢用，而是「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下聘的。值得一提的是，《到奴役之路》雖使海耶克在俗世的學術地位跌落至谷底，但也正足以彰顯該書的成功。由當時捷克的私有化部長傑日克（T. Jezek）所言：「假如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家，要挑出一本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收起來、嚴厲禁止閱讀的書，而任何散播和講述這書內容的人，將受到最嚴厲的處分，那麼他們一定會挑《到奴役之路》。」可以印證，這本書比歐威爾（G. Orwell）同類型的名書《動物農場》（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分別早二年、五年問世，可見其先知性。至於《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這本文集，是重申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問題和謬誤，並闡明個人主義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
跳脫純經濟理論的思索
到芝加哥大學之後，海耶克潛心研究哲學義理，所謂的非經濟學重要著作是在這裏完成的。一九五二 年的《 感官世界的秩序 》（The Sensory Order ），討論了知識論和理論心理學中的一些問題，如心靈的概念、心理世界和感官經驗世界的分類與秩序，海耶克明白表示是受馬赫（Ernst Mach） 經驗分析哲學的影響。同年出版的《科學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一書，闡述社會計劃在思想上的錯誤根源，並指出將自然科學方法用於社會科學的謬誤。而海耶克的嘔心瀝血之作應是一九六０年出版的《自由的經緯》（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該書係法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以及經濟學的綜合鉅著，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論述自由的意義以及個人自由在人類文明演進中的重要性；第二部份建立保障個人自由的法律架構，展示法治的確切意義；第三部份則批判福利國家的經濟制度，並探討自由社會所應具備的經濟制度，而以教育問題作為壓軸。本書旨在說明自由社會的先決條件是「法治」（the rule of law） ，沒有法治就沒有自由。在這本鉅作之後，一九六七年海耶克再出版《哲學、政治及經濟學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文集，討論了解釋社會現象的方法論、行為規劃系統的演進、自由社會秩序的原則、經濟自由、充份就業、通貨膨脹，以及民主社會中自由企業的權力使用等問題。一九七四年海耶克接受諾貝爾獎時，演講詞為〈強不知以為知〉（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再次尖銳批評經濟學家模仿自然科學方法而得出種種錯誤政策，重申我們對複雜社會現象並無完全知識，因而不能隨意把社會納入一個特定的規劃內來阻礙社會的自發力量。一九七三～七九年，海耶克又出版了分成三大冊的《法、立法與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第一冊《規則與秩序》（Rules and Order）闡明「自發秩序」這一個觀念對了解社會演進的重要性，並釐清法的意義，追溯法律概念的改變；第二冊《社會正義的虛妄》（ 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批判社會正義及分配正義，彰顯正義在延遠的（extended）社會中的意義，並說明市場秩序的自發性與個人自由的關係；第三冊《自由人群的政治秩序》（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指出現代民主代議政治兼具立法與指導行政的雙重職能，將會危害自由社會的自發秩序，並就此提出確保自由的憲制安排、界定政府的功能。
海耶克晚年仍寫作甚勤，甚至比早年還有過之，也許鑑於年輕時未能及時狠批凱因斯的《一般理論》而鑄成大錯，晚年對於影響層面更廣、更深的社會主義乃擬作攤牌式的論辯。他在一九七八年時曾透露正籌備以「社會主義是不是個錯誤」為題的公開辯論會，準備向十二位有名望的社會主義思想家挑戰，後因故沒開戰（請參見夏道平先生〈海耶克未實現的一個最後願望〉一文，載於《經濟前瞻》第二十七號，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海耶克乃將所準備的資料整理成書出版，這就是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不要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這本書雖只有一八０頁，但卻是海耶克對社會主義蓋棺論定的「宣言」，旨在指出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唯理主義」、「可控制」的社會秩序這種虛妄信念上，並重申市場秩序與文明演進的密切關係。一九九一年倫敦經濟事務學社（IEA）將海耶克在一九三一～八九年替 IEA所寫的小冊子及在該社出版的雙月刊所發表的經濟、政治，以及哲學論文結集成《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 ）出版，其中有批評凱因斯學說的論文多篇，亦彰顯了海耶克在經濟學中堅定不移的立場。
精神永存的海耶克
上文簡要的介紹，雖然或許只能摸到海耶克的一點皮毛，卻已知可用「路遙知馬力」來形容他，這也正是先知們的一般際遇。終其一生海耶克大半輩子是在孤寂中度過，早年受凱因斯學說壓抑而備受冷落；而在電腦運算計量模型蔚成風尚的一九五０和六０年代，他仍不隨俗，而以「坐在椅中」的方式思索一些諸如「人類知識的侷限性」之類的抽像且深奧問題，對於「人定勝天」的說法應是抱持極度懷疑吧！海耶克崇尚自然法則、自由市場的原則終生不渝，而認為任何創意規定個人行為的法律都難以符合人的意願和理想。因為，每個人都有個性、偏好與價值標準，在不妨礙他人情形下，應受絕對尊重和法律保障，不受他人侵犯。
這樣一種孤寂人生，海耶克之所以能甘之如飴而始終「道一以貫之」，正是其「主觀」概念身體力行的最佳註腳吧！其人雖已遠離塵世，但其精神與學說當能永存！
最後，令人無限感慨的是，正當自由經濟思想已獲平反，而海耶克學說已重被肯定之際，高喊著「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台灣經濟，在「六年國建」這種規劃經濟以及種種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方案的導引下，似乎正走向相反的道路；再由台灣有數位專家學者也是「蒙貝勒蘭學會」會員的現實觀之，更是令人感歎，而海耶克應也在天堂裏不滿吧！
註：本文由原載於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經濟前瞻》第七卷第三期之同名文章修改而成。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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