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在香港強推國安法後,多間傳媒被迫停運,《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更被當局起訴煽動。被問到在新聞自由空間有減無增下,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的意義何在。資深傳媒人、記協前主席楊健興則強調,新聞工作者的角色仍是第四權和監察者,並寄語「在最艱難的時候最需要記者」。

他認為,新聞的意義和價值從無改變,只是香港環境改變,新聞工作者仍是第四權和監察者角色,應忠於客觀事實,外在環境不會令上述價值改變。他說,「在最艱難的時候最需要記者」,此時新聞工作的價值更高,但同樣對新聞工作者的要求亦更高,即是要頂住外面有形無形的壓力。

楊健興又指出,發布煽動刊物這項罪行,自六七暴動後沒有引用,而最近的案例反映出該法例的威力很大,「甚麼叫煽動,很容易寫一寫評論甚至報道,都可能會被視為有煽動的效果」。他說,希望能釐清該條文下媒體的責任,「至少見到清楚少少紅線」。而現時媒體獨立、專業地處理新聞的空間越來越窄,不是社會樂見,對社會整體的自由亦有影響。

楊亦形容,新聞環境惡劣,很多有心做記者的年輕人想大展拳腳但「苦無舞台」,感嘆是客觀現實限制,但仍希望這些年輕人的「火不要熄」,要相信新聞的基本價值。他亦坦言現時很難鼓勵人入行,「行內有很多事容易令人氣餒」,要有更大信念走這條路,但愈難的事愈若做到出來,滿足感還會在。他又說,香港正進入一個重要的變化階段,相信對新聞工作者有吸引力。

憂23條立法令外媒撤出香港

港府早前表示,會在2024年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被問到如何能釋除新聞界的疑慮,楊健興說「希望程序做足」,予公眾、傳媒表達意見,有真正的全社會諮詢,並期望當局不會以此針對其他自由。他說,23條立法包括規範國家機密、間諜、與外國政治組織等行為,楊認為會對外國傳媒構成憂慮,要視乎立法時的界定,若界線清楚,「至少媒體可以知道如何繼續新聞工作」,否則他們可能不再於香港工作,對香港損失很大,因為香港的國際化中,國際傳媒是很重要的環節。

楊說,如果說只要看經濟自由,不理會對個人自由的侵蝕、威脅、國際社會的觀感,是很簡單化的想法;但現時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看法,在資金出入、評級方面都有反映,認為是國安法生效後及引用煽動罪,衝擊表達自由的信號。

強調香港國際化 唯做法自相矛盾

楊健興分析指,中央對香港影響相當大,而今年有一個重要變化,即中央將港澳辦升格,由「黨直接指揮」。他說,今年特首李家超北上述職的格局也變得不同,他不在分別向總理李強及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而是只向習近平匯報工作,李強則列席。

楊健興又指出,中共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今年初後變得活躍,與多人見面,包括多名港府的局長,以及大財團高層,例如中電。而且夏在港澳研究所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亦具體,提到「大我」和「小我」,類似「小我」要「犧牲」,或者是從「大我」的角度出發,劉慧卿則在旁笑言有關說法是「嚇死香港人」。

楊健興認為,中央可能認為過去二十多年對香港的看管不夠,所以現在想做多些,而且港澳辦設立了很多對香港社會、經濟、民生甚至輿論的研究,「這些研究是為了甚麼?我相信最後都會落在香港政府、香港管治團隊身上」。

被問到中共多次強調香港國際化的重要性。楊健興分析,從國家角度而言,香港的價值在於國際聯繫,國際資本、貨幣的流通,但當局的做法是自相矛盾,例如就國際關注的人權、自由和國安法問題,當局基本上是否認和反駁的態度,而非嘗試理解,形容是「同國際社會幾乎日日開戰」,語調亦相當強硬,「動不動就譴責」。

他說,現時香港說一句政府「唔啱聽」的話都會有壓力,這樣的氣氛與國際自由社會格格不入。而且過去半年可以看見一些建制派人士都覺得「不妥」,但大家發聲時都會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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