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慈善趨政治控制化 恐失公益精神難發展

香港賽馬會本月11日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慈善論壇上，宣布撥款50億元，作為成立「公益慈善研究院」的初始基金。特首李家超在同一場合明言，要推動政策吸引家族辦公室及信託基金來港，又深信研究院有助推動香港成為「國際慈善中心」。但不同評論均質疑香港成為「國際慈善中心」的可行性。

香港賽馬會網站介紹，「公益慈善研究院」、「立足東方，面向國際」，使命為「連結區域和全球公益慈善事業」、「擴展策略性和創新的方案，應對區域和全球挑戰」，並「推動公益慈善行業專業化」。其主要工作，表明是「提升各地（特別是本港及其他大灣區城市）公益慈善發展的專業水平」，及「促進世界各地不同階層公益慈善持份者的連繫」等。

馬會撥款設研究院相當全年度捐款

香港賽馬會的慈善信託基金是全球十大慈善捐助機構之一。馬會網站指，慈善信託基金過去10年的捐款，每年平均為50億港元，惠及社會各階層。2022/23年度，馬會的已審批捐款總額為73億港元，共資助247個慈善及社區項目。

換言之，是次香港賽馬會撥款50億元成立研究院，相當於過去10年每年的平均捐款。

時事評論員陶傑12日在網上節目「風雲谷」中分析，賽馬會做慈善已有100多年歷史，對於撥款有嚴格的監管和跟進機制，認為若捐這50億元是為研究如何做慈善，「如果馬會是心甘情願的話，它絕對不會捐」，因為一看就知道，「中間有人『Cap水』（騙錢）」，稱慈善事業的大忌是讓人以行政為名濫開職位，質疑賽馬會是否在政治壓力下撥款，以及馬會是否會派人監管相關款項的使用。

慈善機構失自主性遭政治控制

社會政策及公共行政學者鍾劍華13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在香港部份非政府組織（NGO）的管治架構、董事會，不少成員都是政府委任，認為現時的NGO「已經冇乜（沒甚麼）自主性，全部只係社會福利署的分部」，並表示政府對NGO「管得太多，管得太死」。隨着政府越來越主導慈善機構工作，甚至成為慈善機構的主要資金來源後，慈善機構已經被控制住。

他說，近年政府的政治控制，又用盡方法去行政及政治控制義務機構，「全面落實中央管治」，「咁就唔係（這樣就不是）搞慈善事業啦」，加上香港中聯辦積極做事，顯然想在政治上控制義務機構，亦即用中共現時在大陸進行的那一套。

大陸多間同類機構與中共關係密切

查大陸多間院校均設有類似名稱的機構，例如清華大學的「公益慈善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的「中國公益發展研究院」、北京師範大學的「中國公益研究院」、廣州中山大學的「中國公益慈善研究院」。

以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為例，其由民政部委託設立，「是民政部政策理論研究基地之一」，是「一個體現國家戰略」的「高端智庫」。其目標與賽馬會的「公益慈善研究院」類同，稱「推動培育公益人才、有效運用科技、催化與倡導公益創新，及全球範圍的有效溝通與交流」。

交通大學中國公益發展研究院則獲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評為「中國核心智庫」、亦是「民政部全國社會組織教育培訓基地」，及「十四五」規劃中的上海民政科研基地、上海公益基地。其簡介指，該院曾經就修改的大陸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基金會管理條例等，提出過政策建議。

港公民社會衰落慈善恐失義務精神

鍾劍華12日在「追新聞」的時評節目質疑，香港憑甚麼躋身「國際慈善中心」。他指近兩、三年，政府在經濟下滑、財政緊張下，撥款「更手緊」，政府在與慈善機構的協議中追求的指標並不現實，例如要交代活動人數、滿意度等。

另外，近年公民社會受削弱，有機構收縮其業務，找義工亦越來越難，亦導致他們的動員能力較差；市民在公民社會不活躍下，承擔感下降，也導致捐款下降。

鍾劍華向本報補充，1970年代香港政府的福利政策白皮書，提到「VAs」（即今日的「NGOs」）有很多優勢，包括比較有彈性、可以作出實驗性的服務計劃。他們在基層有政府缺乏的觸覺，亦可比較有效動員義務工作精神。鍾慨嘆，上述的情況，在現時NGO要跟足政府標準下「優勢全失」。他強調，慈善事業從來都是要由一個願意互相扶持的社會群體開始，最終推動一種互相承擔的精神，「從來不會是由上層發動而發展到慈善事業」。

鍾劍華進一步分析，中國大陸無慈善事業、從來都不會有廣泛而有效果的慈善捐款，亦不會有真正的義務精神，「連紅十字會這類組織都成為了貪腐的平台」，到今日，大陸沒有廣泛存在的獨立慈善機構，「原因就是因為建設不到公民社會。就算政府話要鼓勵成立各種非政府機構，最終都是不成功，因為全部都要被民政部管」，最終搞不起慈善事業，「或者說未出世已經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