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互聯網產業是很發達的,應用繁多,技術也算較為先進。由於用戶基數龐大,相關企業對於超大規模數據處理也有著豐富的經驗。如今只要有智能手機,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購物、娛樂甚至工作和學習,非常方便。許多傳統企業也在互聯網和信息產業應用的加持下實現了效率和效益的飛躍。對於政府部門來說,使用電腦和互聯網技術提升政務系統的效率和服務質量是勢在必行的。

根據官媒報道,中國政府對於數碼化建設是很重視的。《2022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把中國排在193個聯合國會員國中第43位,屬於較高的水平。我並沒有接觸過中國各級各部門政府的內部系統,只能就普通百姓接受政府服務的體驗來做一個客觀的評價。總的來說,有進步但並不理想。

主要缺點是信息無法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之間交流共享,而這本應是藉助電腦和互聯網技術最容易實現的。比如說沒有統一的身份認證和個人資料管理系統。理論上每個中國公民都有唯一的身份證號碼,包含有晶片的二代身份證完全可以作為在所有政府部門的身份識別證明並作為管理個人資料的帳號入口。那為甚麼有了身份證還需要戶口本、社保卡、醫保卡、居住證、駕照等等各類證件?當然我知道它們都由不同部門發放對應不同的信息,但為甚麼不用身份證作為統一身份證明入口而只把相關信息保存在系統中供查詢?如此多的證件,不僅在辦理時需要重複提交各類文件,而且在遺失時補辦頗為不易,特別是異地辦理經常困難重重甚至完全不可能。

就拿最重要的身份證來說,以前必須在戶籍所在地辦理。如今長期在外地生活務工的人群數量龐大,異地補辦遺失或過期身份證的需求是客觀存在的。多年來中國政府也一直在推動異地補辦身份證的程序,可是直到2023年的今天,即使在北京也只能辦理三十多個省市的身份證而已,無法覆蓋全國。而且異地辦證還有種種限制,包括必須有所在地的居住證(即僅限常住人口),而且不能初次辦理身份證只受理補辦業務。身份證尚且如此,其它各種證件的異地辦理難度可想而知。

在信息化辦公沒有普及的時代,類似中國的大國中央政府不可能集中管理全國人口的檔案信息,必須依賴地方政府分散管理。中國的身份證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的戶籍部門發放的。為了防止重複發證,每個人的身份證必須由戶籍所在地的派出所發放或補發。異地補發身份證需要兩地的公安部門有合作協調的安排,這也是目前中國異地辦證困難的底層邏輯。而這個缺點恰恰是應當被電腦和互聯網技術最優先解決的。

政務的信息化目的是提高效率精簡流程,絕不應該僅僅是紙質辦公的簡單替代。拿戶籍信息舉例,以目前中國互聯網企業的能力,完全可以建立全國人口戶籍的統一電子檔案,地方上的管理只要訪問這個統一的數據庫即可,這樣異地管理(包括異地發行身份證)就完全沒有障礙。如果這樣做不但統一了全國各地的戶籍管理流程,而且大大簡化了地方的工作,何樂而不為?其它政府部門也可以此為基礎建立自己的應用和服務。很多國家已經有了類似的政務系統。14億人的數據量完全不是問題,畢竟微信和支付寶的用戶人數也在同一量級。當然數據中心化也有其挑戰,必須嚴格管理各地方和各部門的權限,預防安全漏洞。

這樣一個以中國的技術實力來說不算太複雜的方案為何沒有實現呢?這是中共政府的組織結構形式和其制度性腐敗低效決定的。對於一個腐敗的政府來說,權力等於利益。地方政府對戶籍等信息的控制權是捨不得放手的,即使是中央的要求也不會配合。當中央要推動政務信息化的時候,地方政府一定會搶先安排投入自己開發的系統,而不會聽任中央搞出一套統一的系統再推廣到地方。這樣做對地方政府來說有幾個好處:體現了地方上對中央政策的積極響應,政治正確;地方上自行開發系統自然就要用一筆專屬的經費,在外判的過程中無數的油水就被地方搜刮了。地方上是得到好處了,但每個地方都這樣搞就是重複造輪子,浪費金錢不說,每個輪子還將大小不一質量堪憂,無法協調匹配。疫情期間中國搞出的各種碼就是典型例子。健康碼、行程碼、場所碼分別由不同部門採用不同技術開發,功能重複冗餘。僅就健康碼而言,不同省市都是各自開發互相不通,給人員跨省市通行造成了諸多不必要的障礙。質量上多地多次都出現過高峰期系統當機(Hang機)健康碼刷不出來的現象,凸顯經費貪污粗製濫造的中共特色。

如果中國中央政府真的能夠推行中心化的統一政務系統,那麼其工作效率和質量勢必大為提高。但提高效率的結果是很多人就顯得多餘了,特別是地方政府一定會面臨工作量減少而需要精簡人員的壓力。公務員的編制那可是地方上的特權和福利,它們怎麼肯放手?所以還是要搶在中央前頭自己開發系統,甚至還可以靠開發和維護系統的藉口再多爭取幾個編制指標呢!

中共政府的腐敗不僅體現在它對利益的追求上,也體現在它做事不遵守規則,喜歡搞潛規則走捷徑,以結果論英雄而不顧過程的合法合規上。如果中央有了統一的信息化政務系統,地方上的權限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後門捷徑就走不通了。比如疫情期間河南政府可以對外地的受害存戶隨意賦紅碼,地方財政困難時可以挪用當地的社保醫保基金,甚至公安內部人員出於私人目的隨意查詢他人私隱信息(如開房記錄)。如果中央控制的統一政務系統對地方上進行嚴格的權限管理,至少地方上如此無法無天的囂張行為會受到很大的抑制。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矛盾,不同部門之間的權力爭奪都是中國無法真正實現政務系統現代化和高效化的根源。

其實從中共中央政府的角度來說,建立高效的政務系統從而更好地為老百姓服務從來就不是它的優先考慮。它對互聯網和資訊科技的興趣最根本上是來源於監控和維穩的需要。要說其成就,除了封住全國人民耳目的網絡防火牆,就要算城市中密密麻麻的監控錄像頭和基於人臉識別的天網系統了。所謂天網系統就是可以在茫茫人海中對個人精準識別和定位。曾有西方記者做過實驗只用了七分鐘的時間自己就被中國警察定位捉住了,中共也對此系統相當得意。這個系統的成功是因為中央政府的重視和對私企先進技術的利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前面提到的中國政府系統性腐敗低效的負面影響。

然而這個天網系統的能力真的有其期望和宣傳的那樣神奇?其實從很多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缺陷的端倪。如果天網系統真的如此厲害,除了監視異見人士,為甚麼很少看到中國警方利用它來幫助老百姓辦上哪怕一點點實事呢?比如人口拐賣在各地如此猖獗,為甚麼天網不能展現威力定位和打擊幾個犯罪團夥?就算這些犯罪團夥有保護傘警方不願或不敢惹,那些普通的扒手呢?為甚麼普通中國人財物被偷警察都根本不管,不是用天網很容易就能找到嗎?這些事實恰恰說明天網系統並沒有那麼強大和智能。快速定位個別人員是可能的,但對於警方來說絕不是易事,而是需要大量人力配合系統來進行搜索。要想同時定位追蹤大量人群是做不到的。如今中共政府債務危機嚴重,中央和地方都在降低公務員待遇甚至被迫縮減編制,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天網系統的效率只會更加打折扣。

中共的防火牆護住了國內畸形但蓬勃發展的互聯網產業,也護住了中共的獨裁專制落後思想和制度性腐敗。它封住了人民的眼睛和耳朵,維護了黨的惡劣本性,但也確保了其腐爛變質的環境,和不接受改良而滅亡的最終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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