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以新華社名義發表他親自撰寫的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點名批判了三個民國大師——胡適、傅斯年與錢穆。
這三人恰好都是慧眼識中共的罕見的高人。這裏，著重談一談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對中共的遠見卓識。
選擇決裂中共
1949年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這一年，中共既將在中國大陸奪取政權，中華民國正在敗退台灣。
對於當時中國的許多高級知識份子來說，都面臨著人生的重大抉擇：走與留。
當時身在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高級知識份子，都選擇留下來，準備跟中共建設「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
但是，錢穆卻沒有隨大流，而是選擇遠離中共，前往仍處於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為甚麼？
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記述了一則往事：當時，錢鍾書的伯父、以研治古典文學成名的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
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中共軍隊渡過長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錢基成沉默不語。
但是，博古通今的錢穆，從這則「布告」的字裏行間，已經預感到：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難有他的容身之地。而那篇布告正是出自毛澤東之手。
1949年10月，錢穆囑託蘇州城防司令隨時照顧好他的家小，然後隨華僑大學遷往香港，從此一去不復還，開啟了他全新的人生之旅。
自學成才的大師
錢穆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現代中國著名四大歷史學家。
錢穆，字賓四，1895年7月30日，生於江蘇無錫的的書香家庭。從小記憶超群，對讀書極有天賦。七房橋。1911年因辛亥革命爆發，中學停辦，被迫輟學。之後，他靠自學成才，教過10年小學，8年中學，後一直在大學任教，終成一代學術大師。
錢穆先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齊魯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華僑大學等，擔任過教授。
錢穆一生對中華傳統文化充滿「溫情與敬意」，一生致力於學習、研究、復興中華傳統文化。據不完全統計，錢穆一生的學術著作有近百部，計約1700萬字。主要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等。
傳統文化的承傳者
當大陸淪為紅色中國、中華傳統文化蒙難之後，香港、台灣成為中華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承傳地，錢穆成為在港、台傳承中華文化最著名的學者之一。
1950年，錢穆在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
錢穆在新亞書院校刊上撰文說：「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新亞書院最初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僅三人。但是，經過錢穆等人艱苦卓絕的努力，新亞書院越辦越大，名聲越來越響。1953年，錢穆又創辦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培養了眾多人才。
到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推動下，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併，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錢穆為首任校長。
不上中共的當
上世紀50年代，中共對包括港、台在內的海外知名學者大搞「統戰」，錢穆也成為「統戰」對象之一。中共授意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和錢穆的姪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大陸。
錢穆在給呂思勉的回信中寫道：「回來雖無刀斧之刑，但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做不到的；我在香港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教授，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當中檢討，要我像他們這樣做檢討辦不到，等於是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我完全做不到。」
在錢穆看來，認馬、恩、列、斯為老祖宗的中共統治大陸，意味著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斷。他表示：「願傚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嚴批中共倒行逆施
離開大陸後，錢穆對中共的倒行逆施一直持嚴厲批判態度。
1957年，錢穆發表《歷史真理與殺人事業》一文，其中談到：「毛澤東清算了中國歷史和中國人，難道中國歷史和中國人便不會清算毛澤東？……好殺人、敢殺人、多殺人，絕非歷史真理。若果殺人成為歷史真理，世界將不會有人類，人類將不會有歷史……用客觀統計方法來檢查已往的歷史，好殺人、敢殺人和多殺人的……試問有哪幾位多殺人的人物，在他身前身後沒有受真理清算過？」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後，中華傳統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劫難之中，中國大陸的大、中、小學一度陷於停頓。據錢穆夫人胡美琦回憶，錢穆日夜在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言不發，持續一兩個月之久。一天，錢穆突然說，他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這樣，將來即使教師和課程都沒有了，也可以此為研讀文言文典籍的國人開一門徑，挽救傳統文化中斷的危機。
1969年，錢穆赴金門對軍官發表演講。他預言：「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愈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愈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
1978年，錢穆重回香港中文大學。在演講中，他仍猛烈批評中共和毛澤東，直指「毛澤東只學了史太林，起來要分產，結果使中國社會陷於破產，比蘇聯更不如，但造產不能由一黨專政來造」。他還說：「中國共產黨憑藉政治專制來改造社會經濟，這種改造必然仍然是破壞性，而非建設性，這是一無辦法的。」
1986年，錢穆在《新春看時局》中，對中共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號仍然持否定態度。他認為，這個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錢穆表示：「由馬、恩、列、史非中國人來在政治上層作領導，這是道地的中國人，真正的中國人，絕不能承認的。」
受到蔣介石厚待
錢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與堅守，深得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尊崇。
1942年，蔣介石曾幾次約見錢穆，被婉拒。第二年，蔣介石再度約見錢穆，同時被約見者百餘人，每人只能和蔣聊5分鐘，但蔣11點見錢穆，一直聊到12點多，然後拉錢穆一起吃午飯，因錢穆年長，蔣請他坐上座，相讓良久，還是錢穆坐了上座。
後來，蔣介石還邀請錢穆與馮友蘭一起到重慶，為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講演。期間，為錢穆安排的每餐飯，蔣介石都要親自去看，親口品嚐是否合口味。蔣介石還請錢穆負責《宋元明清學案簡編》裏清代部份的編寫。
1950年代，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時，入不敷出，非常艱難。錢穆曾去台灣求助。蔣介石得知後，一方面責成教育部給予資助，另一方面答應從總統府辦公費項下每月撥款3000港元支持新亞書院，資助持續4年，直到1954年新亞書院獲美國雅禮協會撥款後停止。
1967年，大陸的文革狂熱逐漸禍及香港，錢穆感到在香港繼續待下去不太安全，在蔣介石的一再邀請下，錢穆夫婦移居台灣。蔣介石專門撥款為他修建了一所別墅，名「素書樓」。
到台灣後，錢穆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等。
最後的預言
及至錢穆晚年，他已雙目失明，乃勤思不殆，口述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一文。此文收筆，距其辭世僅一百多天。此文被稱為他的學術「遺囑」。
在這篇學術「遺囑」中，錢穆總結說：「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以過去世界文化之興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故能綿延數千年不斷。這可說，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可違背，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
錢穆預言：「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台灣去世，享年96歲。
結語
1949年，聽信中共宣傳，留在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高級知識，無一例外，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遭到各種各樣的迫害，許多人被迫害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錢穆不僅在學術上有巨大收穫，其成果是中國大陸他的同輩不可比擬的，而且家庭幸福，福壽綿長，桃李滿天下。
錢穆對中共毀滅中華傳統文化的洞見，更是遠在留在大陸的民國大師們之上，其真知灼見，至今依然光華四射，令人不得不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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