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當一些知識份子紛紛從香港北上去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時，錢穆遷往香港。
在他看來，中共得天下，就意味著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斷，他在英國屬地香港，創建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新亞書院，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最高教育宗旨。
錢穆預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趣，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靠自學 從鄉村教師到進入北大授課
錢穆，原名恩鑅，字賓四，清光緒廿一年（1895年7月30日）生於江蘇無錫的七房橋。他7歲入私塾讀書，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學學校停辦，他輟學後自學。18歲後，錢穆當了十年小學教師，1922年以後，他又當了八年中學教師。
一直自學苦修的錢穆，致力於史學研究，1930年，因《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系年》兩篇著作，使學界人士對其推崇備至。後由顧頡剛推薦，錢穆被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
居北平八年，錢穆先後授課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名校。
在燕大，錢穆見陳寅恪穿長袍，遂改穿長袍，一直堅持到老。當時北大名師雲集，戴金屬細邊眼鏡的錢穆，被學生評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學生中有「北胡南錢」之說，胡即指胡適，他倆都因以演講的方式授課而聞名。
一次，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宴請教師，錢穆直言，入燕大校門即見M樓、S樓，既然在中國，就該起中國名字。校務會採納了錢穆的建議，後將M樓改為穆樓，S樓改為適樓，樓貝公改名辦公樓，其它建築也都賦以中國名稱。校有一湖，因一時無名，就根據錢穆的提議取名「未名湖」。
抗日戰爭爆發後，錢穆隨北大南撤到雲南蒙自，期間他與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往來密切。陳夢家勸錢穆寫一本中國通史的教科書，後來在陳夢家的啟發下，錢穆一反此前中國通史的西方化敘事傾向，寫出《國史大綱》，它飽含強烈的道德意識與愛國熱情，展現出「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很快風行全國，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
而民族危亡之時，西學東漸，很多青年受中共革命文化的影響，當時閱讀的多是「左傾進步書籍」，以民族虛無主義為時尚，蔑視和貶低中國傳統文化，稱之為「腐朽沒落」。
錢穆二兒子錢行說，「1949年以前，好像真沒讀過父親的甚麼書。那時我讀高中時，父親有次回來，見到三弟（錢遜）那裏有從蘇聯大使館要來的《列寧選集》，曾經把我們召集在一起教育一番。但是當時也不怎樣接受……其實那時候的青年學生，和後來的紅衛兵運動也差不多，很狂熱的。」
錢穆勸兒子看《曾國藩家書》，不要看那些「馬列的書」，不要上當、相信那些東西。但後來兒子們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接觸，都參加了學生運動，自認為「進步、革命」，逐漸遠離了父親。
錢穆在學生時代，也曾參加過學潮，但在北平、西南執教期間，錢穆不支持學運，因為中共宣傳馬克思主義，鼓動階級鬥爭與唯物史觀，與他的傳統理念相悖。錢穆後來離開了西南聯大，也與當時校園激進的左傾思想有關，「聞一多公開在報紙罵余為冥頑不靈。……凡聯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
預感在赤色中國難有容身之地
「以中華文化民族意識為論旨」的《國史大綱》，受到蔣介石的賞識。1942年，蔣介石約見錢穆，錢穆拒絕了，次年，蔣介石再度約見錢穆。提倡宋明理學的蔣介石，與錢穆思想非常相合。後來，錢穆再次受蔣介石的邀請，與馮友蘭一起去重慶，為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講演。期間，為錢穆安排的每餐飯蔣介石都要親自去看，親口品嚐是否合口。蔣介石還請錢穆負責《宋元明清學案簡編》裏清代部份的編寫。
錢穆多次讚揚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五權憲法」、「五院制度」，尤其考試制度、監察制度，認為充份體現了中國傳統精神，錢穆的價值觀與中共倡導的馬列格格不入。
1949年4月，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挺進江南，很多知識份子面臨去與留的抉擇。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對中共懷有深望，屢勸錢穆留下。錢穆問他，「您研究古文辭，您看看軍隊渡江的那篇文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錢基成不語。
從文告中，錢穆當時就預感到，赤色中國難有他容身之地。而那篇文告正是出自毛澤東之手。
1949年8月，毛澤東發表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點名批評胡適、傅斯年和錢穆三人，說他們是「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中國反動政府」所能控制的「極少數人」。
錢穆認為自己「單槍匹馬，一介書生」，「足跡不到京、滬、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怎麼會找到我頭上」。此文發表之前的四個月，胡適已經去了美國；八個月前，傅斯年去了台灣。
當時，錢穆正應香港華僑大學之邀，赴廣州任教。10月，錢穆囑託蘇州城防司令隨時照顧家小，然後自己隨華僑大學遷至香港，妻子和五個孩子都留在了大陸。
在香港創辦中文大學 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最高宗旨
錢穆在香港見到許多彷徨的流亡青年走投無路，於是有了創辦大學的想法，「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自認流亡知識份子的錢穆，一邊在《民主評論》上發表文章，一邊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在九龍偉晴街借用華南中學的三間課室，籌辦「亞洲文商學院」，夜間上課，由錢穆任院長。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在九龍深水埗桂林街61—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校舍簡陋，沒有圖書館。亞洲文商更名為「新亞書院」，改為日校，錢穆出任院長。
學校經費困難，辦公室晚上就是睡房。錢穆自奉節儉，先是棲身在校舍打地鋪，後搬到貧民區，再搬到偏遠鄉村租房。他每天搭巴士、火車上課，立定講壇，舌耕不輟。
學生幾乎全部是來自大陸的流亡青年，很多露宿在學校天台、樓梯上。師生不到百人，學費收入僅有20%，每月虧空多達三千多港幣。後來蔣介石一直幫助了四年，數年後，學校獲得美國耶魯、哈佛的援助，蔣介石才開始停止撥款。
錢穆公開在校刊上撰文，指出：「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1958年的一天，錢穆的長子錢拙接到一封父親來信。信中說，人民公社搞得這麼糟，還要辦公共食堂，家家戶戶把自己的鍋灶都打掉，吃公共食堂，「這不是亂了套嘛！」
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併為大學，68歲的錢穆親定校名為「香港中文大學」。 在英國屬地香港，有了第一所中文教學的大學。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大陸大中學校一度陷於停頓。據錢穆夫人胡美琦回憶，錢穆日夜在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言不發，持續一兩個月之久。一天，錢穆突然說，他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這樣將來即使教師和課程都沒有了，也可以此為研讀文言文籍的國人開一門徑，挽救傳統文化中斷的危機。
父子異途
錢穆畢生信仰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儒家家庭倫理，尤重父子之情。初到香港時，錢穆曾經與余英時一家看電影，內容是關於親子之情的。想起在大陸的兒女，錢穆當時禁不住悄然淚下，而錢穆向來是能夠「以理馭情」的。
1950年，錢穆寫信給留在大陸的三個兒子，希望他們到香港讀書。當時中共貶斥錢穆「賣國」，受輿論影響，兄弟三人認為父親「逃港」即是不愛國的行為。當時18歲的二兒子錢行，甚至將毛的報紙文章寄給錢穆。錢穆想與子女團聚的願望沒有實現。
1949年後，因錢穆反共的立場，子女的工作與生活都受到了株連，他們也曾以所謂「愛國」大義責備父親。
當錢穆在國外創建大學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時，三子錢遜在國內清華大學的講台上，當了二十多年的馬列教師，教授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錢行後來被舉家下放，女兒錢易也被下放到江西開荒種地。為避免牽連，錢穆和子女斷絕了書信往來。
在中共的極權高壓下，錢穆父子異途，父慈子孝各不可得。直到三十一年後的1980年，子女們才與父親重聚，錢穆其時已85歲。而錢行藉助赴港探親的事由，才找機會辦了返城手續。
錢遜讀父親的著作時，已年近五旬，曾經叛逆的錢遜，為自己曾經批判國學而感慚愧；錢行70歲時，以「畢明邇」為名，發表文章替父親辯駁：「中國的幾千年說成都是封建、都是專制，是錢先生所最反對的。……有皇帝，不等於就是專制，反之，沒皇帝了也不等於就沒專制。」
錢穆死後，胡美琦公開發表文章談到，與子女相見時，錢穆一直等待子女向自己道歉或者做個說明，文革時孩子為甚麼用那麼「革命」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父親，但錢穆沒有等到，心中耿耿卻難以言表。#（待續）
參考資料：
錢穆《師友雜憶》
錢行《思親補讀錄——走近父親錢穆》
金耀基《懷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
胡美琦《也談現代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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